甘阳:新时代的“通三统” ──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的复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36 次 更新时间:2005-07-14 13: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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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阳 (进入专栏)  

   我们实际可以认为,毛泽东时代实际形成了中国式的“政治集权”与“行政分权”的统一。毛时代一方面是高度的政治集权,即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但另一方面,则形成了高度的“行政分权”特别是经济结构向地方倾斜的“地方经济分权”,摆脱了苏联中央计划经济的高度“行政集权”模式。上面提到的谢淑丽(Susan Shirk)的专著指出,毛泽东破坏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而走向“行政分权”的道路,实际导致了中国在改革以前的经济结构已经完全不同于苏联东欧的计划经济结构。例如中国在计划经济最高度的时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5500种。换言之,苏联的体制是一切经济活动无不在中央政府控制管辖之下,中央计划之外几乎没有经济,但中国经济体制则是多层次的、区域化和地方化的,造成中国经济决策和协调特别向地方政府倾斜。谢淑丽的研究发现,中国改革前夕,只有3%的中国国营企业是直接归中央政府调控,其余的企业都为各级地方政府管,其利润也多归地方政府。这种高度“行政分权”的结果,是中国和苏联的经济结构截然不同,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特点是企业数量少,但企业规模大,专业分工程度高,现代化程度高,中国的经济分权化特点则是企业数量多,但规模小而且非常土。谢淑丽指出,1978年的时候,苏联一共只有四万个企业,但规模都比较大,中国却有三十四万八千个企业,其中只有四千规模比较大,其余三十四万四千个企业都是中小企业,而且当然都是很落后。这样大数量而且落后的中小企业是不可能被纳入中央计划体制的,大多数甚至都不是省级企业而都是地县以至乡镇管辖的企业。

  

   但在谢淑丽看来,正是中国和苏联体制的这种不同,决定了苏联的经济改革难以成功,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却可能成功。因为在苏联体制下,中央计划经济以外几乎就没有经济,因此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完全取决于国营企业改革,如果国营企业改革无法成功,则整个经济改革就必然失败。但国营企业的改革事实是最困难的,因为涉及无数利益关系。而中国经济改革所以可能成功,恰恰就在于毛泽东时代已经造成大多数经济都不在中央计划管辖内,而是在中央计划以外。毛泽东把相当大的财权和企业经营管理权已经给了地方,所以中国的许多县都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经济上可以自行其是,因此中国经济改革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它并不依赖国营企业改革,而是主要由中央计划以外的地方经济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于它能够在计划的国营企业之外又发展了一套新的经济主体,是由地方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所带动的。而这种改革道路是高度专业化分工的苏联体制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苏联的地方并不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并不是可以自行其是的独立经济系统,因此苏联东欧的特点就是其经济改革无法形成一个在计划体制之外快速发展的活跃经济。谢淑丽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可以走出一条与苏联东欧不同的道路,原因就在于七十年代末以来的邓小平改革,实际是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地方分权化”基础上进行的。她特别强调,邓小平的改革同样是依靠地方的,例如首先在广东福建建立“经济特区”,以及1992年的著名“南巡”,都与毛泽东依靠地方发动地方的做法如出一辙。不但如此,在她看来邓小平改革的地方分权道路,只有在毛泽东已经造成的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高度地方分权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邓小平时代的地方分权化实际是毛泽东时代地方分权化的延续。

  

   但是谢淑丽特别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邓小平尚未重新掌权以前,中国曾一度想走回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的中央计划经济,这就是华国锋主政的三年。当时文革刚结束,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要恢复五十年代,大家认为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是黄金时代,那时候管得多好,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实很成功。华国锋当时提出的经济改革方案,是认为石油危机以后国际石油价格会很高,因此企图用“再开发十个大庆油田”的方式,以出口石油来换取外汇,然后买西方先进的科技,着重发展中国的重工业。这整套设想实际是想重新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路子,即重建中央计划经济的模式。但一方面,中国自己的石油储量根本不多,靠出口石油换取外汇的设想整个就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华国锋的这一经济方案必然要求把经济大权都重新集中到中央部委来,谢淑丽指出,这是完全不符合毛时代已经形成的地方政府的利益的。在她看来,在毛时代已经形成的地方分权化以后,重新走回中央计划经济的道路在中国事实上已经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华国奉那么快就下台的原因。

  

   邓小平主政以后的中国经济改革,在整个八十年代过程中常被称为“让权放利”,亦即把权力和权利让给地方和企业。但当时很多人其实强调“让权放利”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而不是地方。换言之,许多人的思考和苏联东欧一样,把所有的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如何改造国有企业上,而认为把经济主要让地方搞不是经济学的正道。但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功,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国营企业改革比苏联东欧更好,而完全是因为中国新的经济是在地方上发动起来的,尤其是由当时谁也看不起的乡镇企业所带动的。我们都知道,邓小平本人就讲过,乡镇企业的发展和根本作用是谁也没有想到过,中央也没有想到过,完全是乡镇和农民自己搞起来的。但西方学者几乎一致认为,中国乡镇企业的基础正是当年毛泽东的“大跃进”奠定的,大跃进本身当时虽然失败,但却在很多乡村留下了当时的所谓“社队企业”,这些社队企业就是日后中国乡镇企业的基础。

  

   我们都知道,费孝通先生当年写江村经济,他是最早看到中国现代性的可能性在发展乡村工业,但是他同时指出,这种发展在当时即解放前的中国是不可能的,因为乡村工业的发展需要很多条件,比方说至少要有电,有公路,所有这些条件是那时中国的大多数乡村没有的。没有电、没有水、没有交通运输通达城市,怎么可能有乡村工业的真正发展呢?但是费孝通的梦在中国八十年代实现了,其原因就在于,由于毛泽东从“大跃进”开始力图把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引入到乡村,不断把中国的企业和经济下放到社会基层,使得中国的乡土社会不是外在于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之外的。在毛时代,交通、水电以及至少小学教育和赤脚医生的进入乡村,都是中国乡镇企业在七十年代后可以大规模发展的根本性基础。八十年代中国乡镇企业的运作方式也几乎完全是“大跃进”式的,所谓“村村冒烟”本身就是“大跃进”的传统。虽然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非常多,比如重复生产和环境污染等等,以及大规模的放权给地方导致后来的中央财政能力下降,都是事实。但是我要强调,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我们不能用后来出现的问题就否定中国的经济改革根本上是由乡镇企业搞活带动的。许多人常常想当然地以为应该而且可以为中国的发展找到一条一劳永逸的理性化道路,可以走上所谓正规的现代化道路,但这种思路本身不过是削足适履而已。中国的事常常是前五年正确的做法,后五年可能就是不正确的,需要不断调整,不断创新。

  

   从毛时代和邓时代的连续性着眼,实际上我们不应该把改革25年来的成就和毛泽东时代对立起来,而是要作为一个历史连续统来思考。如刚才说的,邓时代的改革是以毛时代为基础的,所以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把这两个时代对立起来。我以为我们需要摆脱那种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把改革的25年完全孤立起来,把它与前面的中国历史对立起来,却看不见毛时代与邓时代的连续性。我们今天不但需要重新看改革与毛时代的关系,而且同样需要重新看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关系,不应该把现代中国与中国的历史文明传统对立起来,而是同样要看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连续性。

  

   我们今天应该特别强调,中国漫长的独特文明传统对于中国的现代发展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现代社会的普遍特点是社会分殊化高、离心力大,因此一个现代社会如果没有足够的传统文明凝聚力,社会分崩离析的可能性相当大。我们前面曾经讲到,几乎所有传统大帝国在现代转型中都解体而分裂成许多民族国家。冷战结束以来我们也目睹了苏联的分崩离析、南斯拉夫的解体、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与斯洛伐克两个国家,甚至在发达国家也有英国的苏格兰问题、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等等。从这种角度来看,中国经济高度地方分权化的过程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如此高的地方分权化从西方理论来看必然隐含中国解体的危险,许多人因此一直在预言中国不可能逃脱其它古老帝国的解体命运。但另一方面,也有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文明的独特性之一似乎就在于其巨大的历史连续性和不可思议的高度文明凝聚力,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时期例如三国时代、南北朝时代等等,如果换成任何其它文明,都足以分成多个国家而很难再恢复统一,但中国似乎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成为黑格尔所谓世界史中例外的例外。

  

   有许多事情我们中国人自己习以为常,而不觉得有任何独特,但在其它国家的人看来则常常觉得非常奇怪而难以理解。我在这里因此想特别提出一个观点,即中国传统文明本身就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的例证之一就是改革开发以来中国海外华人大量回国投资的现象。我们现在都知道,中国大陆有很多海外华人资本的投资,例如港商,台商、新加坡商人,还有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华人资本。我们对这些早已都习以为常,不觉得有任何特别之处。但世界上很多国家对这种现象觉得又奇怪又妒嫉,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印度人。我在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有一个好处,就是从许多同事那里学到了许多以前不了解的东西。我们中心一个法国同事是专门研究印度的,她告诉我说印度人非常奇怪,印度人看到中国总是酸溜溜的,不是一点点酸溜溜,而是很酸溜溜,因为印度人心里觉得印度应该比中国好,他们最酸溜溜的就是为什么西方的焦点都放在中国上。但也是因为这种心理,印度人总是在和中国比,对于中国和印度的差异也就特别敏感。我曾参加过一些关于“中国-印度”的研讨会议,发现印度学者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就是,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的海外华人资本,而印度同样有那么多的海外印度人,但却并没有在印度经济改革中成为重要因素。印度和中国都是海外同胞最多的国家,现在中国官方数字海外中国人是3300万,印度2005年宣布有海外印度人2500万,其中在美国的就有150万,而且美国的150万印度人在美国都是属于中上阶级。尤其是九十年代IT技术产业,美国的硅谷有一个说法认为其中 40%最好的工程人员都是印度人。但印度人自己非常奇怪,为什么海外印度人并没有成为印度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为什么印度与中国这么不同?

  

印度人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1999年以来,这个如何吸引海外印度人回来投资的问题尤其被印度政府提到了印度的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印度政府首先在1999年设立了海外印度人身份证,在全世界所有地方的四代以内的印度人,包括你的配偶不是印度人的,都可以申请这个“海外印度人卡“,有了这个卡可以随便往返,不需要签证,二十年内有效,包括可以在印度投资、购房等等,都是朝这个吸引投资方向发展。2000年印度政府又专门成立了”海外印度人委员会“,专门研究如何吸引海外印度人回来投资的问题。这个委员会提出而印度政府立即立法批准的一个措施,就是建立一个“海外印度人日”,定在每年1月9号。这个日子是特别有象征性的,因为1月9号是当年甘地从南非回印度号召发起反殖动的日子,甘地本人就是海外印度人,他是在南非开始当律师的。确定1月9号为“海外印度人日”,也就是希望所有的海外印度人都像甘地一样,为印度的发展出力。印度政府在2003年正式发起第一届“海外印度人日”,全世界来了两千多人,规格非常之高,都是印度总统、总理亲自出席讲话。而且在第一次2003年会议上印度政府正式宣布,印度开始承认双重国籍,首先对六个国家开放。印度和中国一样是在1955年宣布不承认双重国籍的,但到2003年却宣布放弃这一政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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