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一龙:21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盲目性危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5 次 更新时间:2014-05-25 22:4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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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一龙 (进入专栏)  

   跳出童年时代吧,朋友,觉醒啊!

   ——卢梭(18世纪)

    

   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一步步地演变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已经成为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大萧条后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虽然我们还无法确知这是资本主义痼疾的又一次间歇性爆发,还是超越这种周期性的特征,资本主义持续走向衰落和萧条的征兆,如恩格斯说的那样处于一个不断缩小的,趋于毁灭的循环中。[1]但是这已经足以令我们反思,马克思的批判到底哪里是对的?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告:“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经过长达两个世纪多的神圣围剿,这个幽灵似乎在地球表面被彻底驱散了,人类对于自由市场的经济体制和代议制民主政治体制的信仰重新焕发出净化过的神圣光辉。

   然而,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的经济危机或者说商业周期,一次又一次地将马克思批判的幽灵重新送了回来。

    

   一、愈演愈烈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盲目性危机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剩余价值的剥削,以及资产阶级民主虚伪性的批判广为人知,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更为深刻的批判是关于资本主义盲目性的批判,这一批判超越了器物层面和具体制度层面,已经深入到人类社会如何运用知识和客观规律的层面。

   1868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第二年,马克思在写给他友人的一封信中简明地概括到:

   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2]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地分析了隐藏在价格波动、周期性经济危机之下资产阶级社会盲目性深刻的根源,他将其称之为商品的拜物教。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被异化为物的形式,劳动的价值被异化为产品的价值量,自觉的劳动协作被异化为盲目的物与物的交换。他说,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过程中,劳动产品采取了商品的形式,使其具有了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的神秘性质。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的形式,”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形态的这一转换使得人类丧失了在鲁滨逊孤岛上所享有的和自己劳动产品之间的简单明了的关系,经济规律以“当事人的无意识活动为基础”,盲目地、自发地、强制地起到调节作用,为自己开辟道路。

   而当物质生产过程,“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商品世界的神秘性和所笼罩着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又重新恢复了作为自觉的人类所有的简单明了的关系。生产上,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恰当的比例;分配上,劳动时间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所占份额的尺度。[3]

   恩格斯进一步阐述到: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的混乱和经常性的危机,就是这种异己的、自发的力量对于人类统治的表现。它只有被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自觉的去运用这些规律,人类才能真正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的人的生存条件,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第一次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4]

   虽然,如同人类永远不能摆脱其动物性一面一样,人类也无法摆脱其盲目性的一面,人类社会也无法彻底摆脱自发协调的作用。然而,当哈耶克等宣称社会主义者对于自觉性的追求不过是“致命的自负”,宣称运用集中的理性来实现人类社会的协调不过是一种建构主义的虚妄之时,他又在另一个方向上后撤的太远了,将人类社会降格到马恩所批判的由盲目的丛林法则支配的“达尔文世界”。是的,在这个世界里,“自然法则”展现了美妙的、值得人类赞颂不已的协调和适应的智慧,但是,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难道不是应该并且可能追求更高一级的协调和适应的智慧?

   对于“盲目”的“自发秩序”的崇敬正统治着发达资本主义的“文明世界”,并成为当前愈演愈烈的资本主义体制危机的深刻根源。当然,这种盲目的自发协调并不是集体非理性的,而是一种单弱的集体理性(thin rationality),最为经典的是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论证,个体的自利自动的促进了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哈耶克等人进一步将这一种协调方式概括为“自发秩序”,价格协调机制就如同经济学中的一台永动机一样,可以自发的不断运转下去。[5]

   新自由主义者对于自发秩序的理想化描述不过是充满溢美之词的陈词滥调,事实上,任何制度都是人类所建构的,它的运行也都是有成本的,只是在效率比较中,才具有相对的优势和劣势的,没有绝对理想的经济制度安排。布罗姆利挖苦说,哈耶克在没有免费午餐的经济学世界里找到了一顿最大的免费午餐。[6]斯蒂格利茨说得更为直接,他说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它根本不存在。

   马克思当年对于资本经济体系只是局限于生产和交换盲目性的批判,到今天资本主义已经演变到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盲目性以一种更高的、更深刻的形式表现出来,虚拟的金融资本与其所服务的实体经济相背离,在金融资本家贪婪的驱动下,成为投机赌博,掠夺财富的手段。恩格斯当年痛斥的那种盲目的、破坏性的丛林法则,以一种更加残酷的,也更加腐朽的方式表现出来,以一种“赢家通吃”、“庄家通吃”,1%精英与99%大众尖锐对立的方式表现出来。[7] 资本主义金融业的高度工具理性和集体行为的盲目性之间的冲突,以一种荒诞的形式表现出来。

    

   二、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的盲目与短视加剧了危机

   人类创设政府的根本原因之一是为了克服根植于人性中的短视和狭隘,正如休谟指出的那样,由于人类的意志和情感天生容易受“在空间和时间上和我们接近的事物”的支配,因此,人类天生就是舍远求近的天性,换而言之,人类受限于短视和狭隘的利益,不可能“通过一种共同的目标和目的上的合作”来实现共同利益。因此,只能依靠政府的力量来保障其公共的和长远的利益。[8]

   然而,现代西方国家政府运行的原则却从根本上背离了这一初衷,政治体制本身也陷入了短视和狭隘之中。政党的核心目标是竞选,当选的政党追求的是党派利益和短期利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典型的机会主义和民粹主义,“在我身后管它洪水滔天”。[9]政党政治是典型的为选票负责,而不是为人民负责;更多的为精英负责,而不是为普通人负责;更多的是考虑短期利益,而不是长期利益。[10]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恩格尔不无沮丧的说:“当中国为了下一代而制定五年规划的时候,我们(指美国)的一切计划都是为了下一次选举。”

   这种短视和愚蠢是指体制的短视和愚蠢,而并非指个体缺乏远见。美国有世界上顶级的智库、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出谋划策,华盛顿充满了各种高明的政策见解和政策辩论,问题是始终无法达成共识,并依据共识制定政策,更无法转化为有效的行动。

   政治共同体既无法就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达成共识,政客们整日忙于相互攻讦、相互否决,更无法采取有效的行动去推动公共利益的实现;不同层级、不同派别之间相互掣肘、相互拆台,使得许多显而易见利国利民的举措长期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例如医疗保险这种政策的推行,有入门经济学知识的中学生都明白是收益远大于成本,然而却经历了十多年的政策辩论,无法推行,明明有利的事情不去做,这种制度难道不应该称其为愚蠢?即便是充满智慧和使命感的现任总统奥巴马,也是深感无奈,2012年1月,在他第一届任期的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中,他哀叹,整个华盛顿已经处于四分五裂、一事无成的困境之中,[11]  2013年1月,在他新一任的就职宣言中,他更是大声疾呼,时移世易,美国需要做出改变以应对挑战,“保障个体的自由,最终需要集体行动。”[12]然而,正如他第一届任期中已经证明的那样,真正的改变并不可能发生,除非来一场更大得多的危机。

    

   三、陷入长期迷茫的西方国家

   华尔街的自私和贪婪,华盛顿的短视和无能已经成为整个西方世界危机的一个缩影。与社会个体、组织的高度的目的性与理性化,相伴随的是社会、国家整体的盲目性与非理性化。国家作为集体人既无法识别自身的发展目标,又无力推动发展目标的实现,对于社会的积弊更加无力通过有效的变革加以清除。就如同发达国家中那些数十年如一日的道路、住宅、机场、桥梁一样,[13]确实是往昔骄傲的见证,同时也是整个体制僵化和老化的象征。资本主义体制已经逐步丧失其初生时的朝气和壮年时的活力,雄心勃勃的务实主义哲学,已经被僵化停滞的教条主义哲学所替代,过去的光荣确实值得捍卫,但是更为关键的是未来要到哪里去。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善治不但需要单弱理性,也需要人类作为整体自觉的理性,人民作为集体存在不是一个和个体真实存在相对立的抽象物,[14]而是活生生的、具体的现实。事实上,没有集体的真实存在,个体的真实利益是没有保障的,集体的真实存在就需要和个体存在一样的自觉能力和行动能力,这正是西方国家所根本缺乏的,集体人对于“我要到哪里去?我如何到那里去?”的根本性迷茫,已然成为西方总体性危机的根源。

   国家作为集体人的化身,需要自觉之治,需要在关系到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整体知识领域,识别方向、制定目标,并推动目标的实现,政治经济社会的盲目性根源在于对这种知识的视而不见,见而不能用。西方国家如果不能完成这一深刻的转型,将陷入的长期迷茫,加剧相对衰弱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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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美国布伦纳教授认为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益走向萧条和危机的一次总爆发。布伦纳:《高盛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2期.

   [2]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7月11日),《中共中央党校教材:马列著作选编(修订本)》,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

   [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88-1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633-6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布罗姆利(Dniel W.Bromley):《充分理由:能动的实用主义和经济制度的含义》,简练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6]布罗姆利(Dniel W.Bromley):《充分理由:能动的实用主义和经济制度的含义》,简练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7]美国1%最高收入人群拥有全国25%的财富,这是1980年水平的2倍,而10%最高收入人群的财富同期增长了3倍。李昕:《斯蒂格利茨:美国贫富差距加大》瑞士达沃斯报道,财新网,2013年01月25日 .

[8]参见大卫·休谟:《人性论·政府的起源》,石碧球译,第37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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