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现代化建设的巨大热情相结合，五年计划曾经是大多数后发国家信奉的新型“宗教”。不但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计划经济，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以及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纷纷实行经济计划。
苏联五年计划的巨大成功为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树立了榜样，1930年代西方国家陷入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1]与此同时，苏联却通过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从一个农业国一跃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强国，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苏联所取得的巨大的成功，也使得发展计划被许多发展中国家视作通往工业化道路的灵丹妙药。
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通过实行计划化，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直接的全面控制。五年计划不但成为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发展竞争的工具，也成为体制优越性竞争和较量的焦点。东德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序言中写道：西德和美国达成的舒曼计划以及其它政策是将德国人民引向一条：“通向死亡和毁灭国家的道路”，而东德制定的五年计划是一个“使经济、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各方面都取得繁荣和进步的计划”给“西德人民指出了摆脱他们所处的危急局势的道路，为全德国的发展树立了榜样”。[2]计划体制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优越性重要体现，波兰的著名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认为：“经济发展计划，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它表明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以自发方式发展的，而是受有组织的社会的自觉意志指导和指挥的。”[3]保加利亚诗人保·拉伊诺夫曾对五年计划发出如下热情的歌颂：
“没有力量能阻挡我们，／我们透过困难看到了目标。／…／将来我们手握风镐，满身尘土／推着手车奔赴千万人的庆功会，青年人会指着我们说：“立正，／敬礼！ ／五年计划的战士走过来了！”[4]
与此同时，大部分的亚洲和非洲的新独立国家都将计划看成推动本国工业化的救世主。对这些国家而言“国家计划就和国歌和国旗一样成为主权和现代的象征” [5] 发展计划不但是进行公共投资，指导和控制私人经济活动的手段，也是与国际组织和发展银行进行经济援助谈判的依据。大部分非洲从殖民统治解放出来以后都选择了发展计划，[6]尤为典型的是加纳（第七个五年计划1963/64-1969/1970），赞比亚（第一个发展计划1965-1969年），津巴布韦（国家转轨发展计划1982/83-1984/1985），肯尼亚（第五个发展计划1984-1988年），尼日利亚（第三个发展计划1975-1980年），以及扎伊尔（五年发展计划1986-1990年）。
即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国家干预主义兴起，许多国家也通过计划化来对经济活动进行积极的、间接的引导。法国、德国实行有计划调控的市场经济，北欧采用计划市场模式，瑞典设有专门的计划委员会。其中以法国最典型，二战一结束，法国就成立了计划总署，从1946年制定第一个计划（1947—1953年）起，先后实施了11个中期计划（4-5年），法国在长期的计划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二元调节理论，指导性计划成为计划的主要形式，上下级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计划合同成为计划执行的最重要形式。
东亚的日本、韩国、台湾等所谓“发展型国家（地区）”，也都曾将发展计划作为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有效工具。例如，日本从1956年实施第一个指导性经济计划至今，先后实施了14个经济计划，日本通产省在1974年曾以“计划诱致性市场经济”来描述日本的经济模式。经济计划在日本1960年代到1990年代经济的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7]
世界性的发展计划狂热并没有持续多久，1960年代以后，发展计划就开始出现危机，并出现了去计划化的浪潮，并最终导致世界范围的计划体制的瓦解。
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计划表现令人失望。由于缺乏清晰的目标和有效的实施手段，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计划都无果而终。1969年Seer发表里程碑式的论文—“计划的危机”—批判伪计划（Pseudo-planning）的泛滥，非洲等发展规划的失败，并不完全是规划本身的原因，而是由于外部援助的无法兑现、国内财政困难、政治动荡等，使得美好的规划远远只能停留在纸面上，而无力转化为行动，更别说实现了，计划的美妙和现实的残酷形成了绝妙的讽刺：
好吧，既然你们想要有奇迹出现，虽然奇迹我是造不了，但是我可以造计划。看哪，那厚厚的十八卷本档案就是你们玫瑰色的未来，虽然随着日夜流逝，它的纸边已经开始起毛，但是卷宗中的图表依然散发出无比的光辉。[8]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1966的报告宣称：“发展规划对西部非洲整体发展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它最好被视作政府或者小数专家团体表达愿景的工具。”[9] 1966年，Waterson对非洲的发展计划进行总结，认为发展计划是失败远远大于成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 1972年，Healey宣布发展中国家将发展计划是唯一救世主的幻想已经令人失望地破灭了。
资本主义国家的间接计划也不如人意。法国的计划从7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危机，第一次危机发生的标志是1973-1975年，导致计划范围缩小；第二次危机在1986年，计划本身有无存在必要受到质疑；第三次危机发生在1993年，中断了计划的实施，随后法国不久抛弃了发展计划。日本、韩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也因为发展计划对产业发展的扭曲性干预而备受诟病，先后抛弃了指导性计划。[10]
采用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1950年代中期以后，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开始进入平台期，接着迅速下降，社会指标开始出现恶化，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11]局部的改革和调整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最后在1990年代初以计划经济解体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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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是当代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1929至1932年间，西方国家的工业生产急剧下降，美国几乎下跌了50%，德国约40%，法国近30%，英国下降了10%。参见杰弗里·萨克斯，费利普·拉雷恩：《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1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1951—1955年）》，中文版，3页，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使团出版，出版年不详。
[3]参见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王宏昌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18页。
[4] 《诗刊》，1959年第8期，第73页。
[5] Waterston, Albert, Development Planning: Lessons of Experience, p28,Oxford U.P., London, 1966.
[6] B.N.Ayittey. The Failure of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Africa.//Peter J.Boettke. Edited. The Collapse of Development Planning,1994:148.
[7] Chalmers Johnso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the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in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ed. Frederic C. deyo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142. Komiya, R. Industrial policy's generation gap. Economic Eye, March,1986.
[8] Naomi Caiden,Aaron B. Wildavsky . Planning and Budgeting in Poor Countries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0,p.ⅱ.
[9] 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1966,P.73.
[10] Don Lavoie. Rivalry and central planning: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reconsider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owell, Benjamin. State development Planning: Did it Create an East Asian Miracle? The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2005,18(3/4):305-323.
[11]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1-2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