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敦荣:论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范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72 次 更新时间:2014-05-09 09:5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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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敦荣  
其培养目标更多地专注于培养具有一种服务文化、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而不是未来的社会、政治和宗教领导人;开设反映市场需要和科学发展成果的课程,采取灵活的学习计划,以满足各阶层家庭子弟的教育需要;教授讲座实行低收费制度,实行非住宿制度,以降低大学教育消费水平,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总之,用某些学者的话来说,伦敦大学所要造就的是“有用之人”,而非“伟人”。显然,伦敦大学的理念与纽曼的大学理念相去甚远。伦敦大学在创建之时就是要建设一所服务于特定顾客的、都市的、市场导向的大学,一所不同于古典大学的现代大学,它所建立的制度成为英国现代大学制度的一种主要的模式

   (二)毕业学位考试制度

   现代大学制度并非是完全由新创建的大学所实行的制度,古典大学适应时代发展要求,通过主动或被动变革所建立起来的具有现代特征的制度,也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英国古典大学现代化的进程中,考试制度的改革发挥了独特的影响。传统上,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位授予考试主要采用口头辩论方式,这是进入贵族化的精英阶层所不可缺少的。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富有感召力的、高超的演讲才华被看作是维护政治和社会权力所必备的素质。但是,在社会走向世俗化、现代化以后,在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口头辩论考试制度逐渐式微,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逐步采用了以笔试为主的考试制度。其中,以荣誉学位考试制度最具有代表性。在新的考试制度中,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先后建立了与考试结果直接挂钩的新学位制度,对优秀的或爱读书的学生,授予荣誉学士学位,对差的或懒惰的学生,那些偶尔表现出慷慨之气、不喜欢单纯地学习学科知识但能通过考试的学生,则授予普通学士学位。至于为什么实行新的考试制度,著者引述他人的观点认为,是因为考官们为了自己的方便而引入改革的结果。因为评判笔试要简单得多,考官个人可以私下评判,也可以与其他考官商量着评判;考试的素材可以检查和标注,并给出等级。不过,也有人认为,从口试制度到笔试制度的转变还可从另一方面来认识。大学实行笔试制度,不仅教师在阅卷的时候可以做到更大程度的公平和准确,而且学生的整个考试经历也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现代”毕业学位考试制度的建立,不但影响了英国大学教育及其制度的现代化,而且还影响了英国所有其他各种选拔和甄别考试,包括政府公务员选拔考试。不论新的考试制度是出于什么原因建立起来的,可以确定的是,考试制度的革新和新的考试文化的形成促进了古典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转型,催生了大学新“读书人”的出现,学生的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和学习态度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三)课程模块制度

   课程的出现与现代大学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早期的古典大学是有组织教学活动的,教学也是围绕一定的知识内容进行的,但并没有建立今天意义上的课程制度。课程是在科学知识学科化之后,且科学逐步为古典大学所接受的情况下才建立起来的教育概念。古典学问对课程制度的要求并不强烈,所以,有了课程不一定有明确的课程制度。直到美国内战时期,在耶鲁大学的课程中,科学教学只占了全部教学时数的20%左右。而在1850年以前的剑桥大学,科学主要通过两种途径获得合法性地位:第一,作为一种博雅教育,一种训练理智的方式;第二,从启蒙时期传承下来的作为自然神学的一部分。在19世纪中期,美国大学所建立的课程模块制度开启了高等教育无限的发展空间,它代表了现代大学坚决彻底地与旧时的学院课程(比如古典语文学和数学等)的决裂。在美国现代大学制度下,学位课程被划分成相互之间几乎完全独立的几个模块,每个模块由一位教师负责教学,并组织考试,给出最后的分数或等级。获得学位的基础是完成一定数量的模块,这些模块涉及大量的各种不同的学科领域,通常在本科课程的最后两年集中于某一个学科门类。直到20世纪后半期,美式的模块课程才成为英国高等教育的特征,当时英国的多科技术学院和一些大学开始采用各种形式的课程模块制。课程模块制使课程创新变得容易了,使大学校长要支持特定的学科变得简单了。模块制在美国大学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其成为世界各国大学制度的基本选择。因为课程模块化解决了一个古老的大学教育问题:如何改革大学教育课程并允许加入新的学科。实行课程模块制度以后,只要资源允许,可以增加到大学教育中去的课程模块的数量是没有限制的。课程模块制度适应了现代大学的多元教育目的,它本身包含并容许所有各种教学层次的教学和各种目的的教学存在。如果要从历史上给课程模块制度的出现找一个理由的话,可以在19世纪德国大学的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的理念中找到。课程模块制度允许教师教授他所想要教授的课程,并使专业化的学科领域能轻易地进入课程中去。它允许学生在大学提供的大量的模块课程中进行选择。

   (四)联邦制大学与一体制大学

   大学作为西方文明中的一种特殊机构,在其漫长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中,它的组织从来就不是单一的,不是遵循一种方式办学,尽管不同的大学之间在组织制度和课程制度上有着不可否认的相似性,但没有一所大学是另一所大学的复制品。不同国家的大学之间在组织、使命和课程方面存在大量的差别,一国之内的大学也有着各种不同的制度。在大学的组织制度上,存在两种不同的形式:第一,联邦制;第二,一体化制。联邦制又称“牛桥原则”。联邦制是指在一个核心行政管理组织之中,将各分散的管理单位,通常是教学单位,组成一个群团的做法或实践。在大学发展史上,联邦制有过一段被遮蔽的历史。19世纪五六十年代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著名改革,使两校原先的那种联合体变成了某种近似于联邦的社会组织,这些变化从技术上弱化了学院的功能。联邦制加强了大学的世俗化和外部人士参与的趋势,拓展了国家更深入地干预大学功能的路径。作为一个非联邦政体的国家,为了保持高等教育质量,英国在其高等教育历史上长期采用了联邦制,不仅古典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开创了联邦制的先例,而且现代的伦敦大学也步其后尘,采用了更具新意的联邦制。伦敦大学的联邦制既包含了“牛桥原则”,同时又开拓了一种教学与考试相分离的联邦制,使全英国分散设置和办学的众多学院成为伦敦大学的外部学院,它们担负着就近向学生提供教学的任务,帮助学生通过伦敦大学的学位考试并获得学位。尽管美国是一个联邦国家,但直到20世纪后期部分州政府才开始尝试根据“牛桥原则”建立联邦制的大学系统。联邦制并非是唯一的现代大学组织制度,一体化制度在美国的兴盛发展并没有被英国及时接受。直到1892年,创建于1825年的伯明翰医学院与创建于1875年的梅森科学学院宣布合并,成立伯明翰大学,1900年获得维多利亚女王授予的皇家特许状,成为英国第一所一体化制度的大学。

   (五)学术专业化制度

   现代大学理念的历史与知识分子的历史是并行发展的。经过19世纪变革的现代大学已经变成了一种提供更广泛的从事知识工作机会的专业机构。多元化的当代研究型大学是知识分子的自然家园,大学具有超现实主义的一面:它就像一个贝壳,无家可归的寄生蟹爬进去以作暂时的依靠和栖身之所。首先是教师,他们如同“寄生蟹”,其中有些是有高需求的流浪学者。第二类是谋求兼职、寻求在第二个劳动力市场找到合同制工作的雇员。第三类是大量的辅助员工和非教授职研究人员,他们有的是专业人员,有的是半专业人员,还有的是技术员工或非技术员工。接下来是各类学生,他们与大学结成各种各样的关系,有些很持久、很钟情,而有些通常是功利性的。在欧洲大陆,人们主张知识分子不必疏离或隔绝于社会或文化,知识分子可以是“认知上的局中人”,其对社会的批判都是“公理性的”。同时,他们又是“局中人眼中的外人”。20世纪初期开始,学术专业化制度成为了大学教师唯一的最重要的职业模式。但到了20世纪末期,英美大学都出现了去专业化的趋势,教授终身制已经对新进的学者终止了。在美国大学,终身制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对大学生存与发展而言,在新的变革中,大学不得不丢掉自身的特性,并抛弃可能是自己所尊重的特定遗产,采纳普通的社会人事制度。

   尽管罗斯布莱特没有系统建构现代大学制度的逻辑框架,但从其关于现代大学制度的阐述中,不难发现,他所理解的现代大学制度是比较宽泛意义上的,他并没有将其局限于理念或精神,更没有将其聚焦于管理制度。尽管他也论述了大学理念及其变化,剖析了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但确定无疑的是,他的现代大学制度观是属于一般范畴论的。

    

   三、对现代大学制度基本范畴的再认识

   现代大学制度是支撑现代大学的存在,维持其正常的办学秩序,并促进其功能实现的制度。笔者曾经根据我国大学制度的现实状况,结合现代大学制度的精神特质,提出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四大基本范畴,包括独立的法人制度、服务性的行政组织制度、人性化的教育制度和自由的精神。[16]如果将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要解决的最急迫的问题暂且放到一边,我们将眼光放到自19世纪初期到21世纪初期的两百余年里世界各国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上所做的努力,可以发现,现代大学制度是一个十分庞杂的人为存在物,几乎找不出任何两个国家实行一套共同的现代大学制度的案例,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预设一套完整的现代大学制度,然后一项一项地去逐步建立和完善。尽管如此,从最一般的类的角度看,各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范畴大致包括了制度精神、法人制度、行政制度和职能制度等四个方面,每一个方面都有着丰富的内容。

   (一)现代大学制度精神

   现代大学制度是一种社会制度,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其有形的规定要求表现在各种政策法规文本上,其无形的精神价值对办学发挥着无言的促进或保障作用。现代大学制度的精神既包括了从古典大学继承下来的能够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精神,同时又包括了具有时代意义的新精神。古典精神与现代精神的统一,不仅使人类制度文明一脉相承地得到发扬光大,而且还能随时代的不断进步而推陈出新。尽管人们对现代大学制度精神的内涵可能有不同的认识,但对于自治、自由、民主和治理等精神,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分歧。

   自治是大学与生俱来的精神传统。在古典大学时期,自治精神不但使大学能够在与教会、世俗政权之间的矛盾冲突中勉力周旋,而且强化了大学的主体认知,塑造了大学的独立个性,在大学制度形式上主要表现为迁徙制度、大学司法裁判制度、免税和免除兵役制度等。现代大学制度一方面继承了自治精神,另一方面也根据社会环境条件的变化,在自治内涵上进行了必要的取舍。现代大学摒弃了自治精神中我行我素、独步天下的自我封闭元素,融入了大学与政府、大学与政治等之间保持适度张力,尊重大学履行其职能所必需的基本权利等更具现代意义的要求,从而使现代大学避免了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为政府的附庸、政治的奴仆,保护了现代大学的尊严。

   自由是与现代大学共生的制度精神,是与科学相伴相生的一种精神。当古典大学从神学的羁绊中解放出来、转型成为现代大学之后,高等教育大众化在许多国家陆续得到实现并进一步走向普及化,现代政治与政府公共事业管理职能不断加强,现代大学也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并成为轴心组织,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大学又陷入了与政治组织、行政组织和经济组织等的对立统一关系之中。将自由精神融入到与大学办学相关的各种政策法规、行政条例以及大学与相关社会组织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关系制度之中,对现代大学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保持自身的属性,有效地履行社会职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主是现代大学从现代社会政治中吸收的制度精神。古典大学制度难言具有民主精神,在现代大学发展之初,其制度并不包含民主精神,它的基本组织形式是精英化的、学术寡头制的。随着学术专业化的知识领域不断扩大,办学规模与日俱增,在校学生人数数以千计、甚至数以万计,高级和中低级学术人员数量持续增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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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教育管理》2013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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