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嘉健:论边缘化写作与随笔文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1 次 更新时间:2014-04-20 16: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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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健 (进入专栏)  

  

  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的前CEO杰克·韦尔奇说:

  如果你想要列车加快1倍速度的话,你只要加快马力;如果你想要列车提高10倍速度的话,你就要更换铁轨。

  文学文化写作这驾列车还需要单轨吗?它早已成了一辆“碰碰车”,其实更已成了太空飞船。这是“边缘化写作”的后现代意象。

  “边缘化写作”是在后现代社会里由文化身份兼融变动、文化思想与知识呈信息蔓延生长状态的“感性-理性人”的书写行为。由此产生“随笔文化”。它所需要的条件是:后现代文化语境,异质杂交膨胀的文化信息生产的公共交往时空,“解构即建构”的意义目的等等。

  后现代是一个“边缘化时代”,它的代表性话语是“混搭的嫁接随笔”。随笔话语取代单纯的抒情、叙述、议论、说明话语,表明人类文化以多元复杂的感性-理性构造状态取代了单纯分类的工业制造模式,是“系统科学”和“人文原生态还原”二者在文化话语重构的产物。

  “文化”是无所不包的人类创造行为和创造物,“文化”概念的泛滥表明人类已经找不到更恰当的准确概念来表述复杂状态了,生态系统,生活方式,物质经济-制度-精神系统,全球化,历史传统-现代性交织,一切源于“复杂”存在和更复杂的生成。于是在文化写作中最合适的文体和话语就是随笔,随笔是后现代的“话语场”。

  所谓“随笔文化”就是指以随笔话语为主体思考-表述-交际的文化话语场。它以后现代哲学为精神内核,以文化信息场为依托资源,以全球化为时空过程,以多学科知识多元文化为打通异延的对象,以感性-理性的人文智慧为整合策略,以人人自由参与直觉表述率性表演在过程中思考即生存着并获得文化快感为书写创造性的目的,以电脑并兼融多种媒介特征的书写方式为其文本媒体,于是无结构主义、杂语并置、离题发挥便成了它的特征,一切为了人文意义的无限度增值。一个潇洒的文化演绎和泛文学性的创造时代由此形成。

  

  一、旁逸斜出的跨文类文本范例

  

  传统文体的特征是小农经济的井田制格局,不守规矩的创作者只是旁征博引旁敲侧击的间种者。现代写作进入了跨文类书写时代以后,作者就变成了土地兼并者和混种播撒的杂交实验工程师。在跨文类写作中,哲学历史新闻社会学科学艺术心理学文学各种内涵互相嫁接,音乐美术影视建筑等形式结构转换生成。

  以下是科学模式遭遇人文社会生活解构变化过程的范例:

  “帕洛马尔先生一生之中曾经有个时期,那时他的行为准则是:首先,在思想上建立一种最完美、最符合逻辑、从几何学上讲最有可能的模式;第二,检验这个模式是否适合生活中可能观察到的实际情况;第三,进行必要的修改,使模式与现实相吻合。帕洛马尔先生曾经认为,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发明并用来研究物质结构与宇宙结构的这种方法,是他可以借来研究错综复杂的人类问题首先是社会问题的唯一方法。这里要善于掌握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是人类社会那既无规则又无逻辑可言的生活现实,这里只有奇形怪状与紊乱;另一方面是完美无缺的社会结构模式,这里图形清晰,图上的直线与曲线,圆形、椭圆与平行四边形,横坐标与纵坐标,井井有条。……然而,人类的适应性是有限的,并不像他原来想像的那样;值得庆幸的倒是,任何严格的模式都可能表现出某种意想不到的灵活性。简而言之,如果模式不能改变现实,现实则应当改变模式。帕洛马尔先生的行为准则渐渐改变了。现在他需要很多模式,需要许多可以按照组合方法加以变换的模式,以便从中挑选更符合某一生活现实的模式。而每一个生活现实都是由许许多多时间、地点各不相同的现实合成的。……他只不过是想出一种正确使用正确模式的办法,以填补他在现实与原理之间发现的日益加深的鸿沟。总而言之,各种模式的运行与管理方法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他亦不可能对它们进行修订。……那么帕洛马尔先生极力称赞的模式之模式就应该有助于获得一种透明的、能见的、细微的、像蜘蛛网那样的模式,它能吸收别的模式却不会被别的模式所吸收。……想到这里,帕洛马尔先生便把自己头脑里的各种模式和各种模式的模式统统一抹而尽。……因此,他宁可使自己的信念保留着没有具体形状的流体状态,使之成为指导自己日常行为但未明确表述的准则,遇到具体事情再给它赋形:采取行动还是等待观望,接受还是拒绝,讲话还是沉默。”(〔意大利〕卡尔维诺:《帕洛马尔-“模式之模式”》)模式之模式解构了,卡尔维诺告诉我们:还原生活还原社会还原人文只有抹掉一切模式,保留着没有具体形状的流体状态,由具体事情决定他的“赋形”。上面这个例子一方面告诉我们模式在人文主义应用和表现中的根本局限性,另一方面这个文本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兼融的边缘化写作形式。

  卡尔维诺是当代著名的后现代主义作家。约翰·巴思指出:“他一只脚站在以卜伽丘、马可·波罗和意大利民间故事为代表的典型意大利式的叙述手法上,另一只脚站在现时的巴黎结构主义上;一只脚跨进了幻想世界,另一只脚留在客观现实中。”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写作显然打通了广义文学读物的界限,人称之“复调式文体”,即随笔体话语,把哲学、小说叙事和梦想融合为像一支乐曲,他自己说这是“讽刺论文、小说叙述、自传片断、历史事实、翱翔的幻想,小说的综合就是有能力把这一切结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就像复调音乐的声音一样。”“《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显然是一种很难严格类分的读物,它是理论与文学的结合,杂谈与故事的结合,还是虚构与纪实的结合,梦幻与现实的结合,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结合,通俗性与高雅性的结合,传统现实派和现代先锋派的结合。”(《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作家出版社,1991,P12)下面是一个代表性的段落:

  “让我们回到礼帽上来吧!首先,这是一个模糊的记忆,通向被遗忘了的祖父,那位19世纪波赫明小城市的市长。第二,这是她父亲的纪念物。……第三,这是她与托马斯多次性爱游戏中的一个道具。第四,这是她有意精心培养的独创精神的一个标志。……第五,现在她住在国外,这顶帽子成了一件伤感物。……这顶帽子是萨宾娜生命乐曲中的一个动机,一次又一次地重现,每次都有不同的意义,而所有的意义都像水通过河床一样从帽子上消失了。我们也许能称它为赫拉克利特河床(“你不能两次走入同一条河流”):这顶帽子是一条河床,每一次萨宾娜走过都看到另一条河流,语义的河流:每一次,同一事物都展示出新的含义,尽管原有意义会与之反响共鸣(像回声,像回声的反复激荡),与新的含义混为一体。每一次新的经验都会产生共鸣,增添着浑然回声的和谐。托马斯与萨宾娜在苏黎世的旅馆里被这顶帽子的出现所感动,做爱时几乎含着热泪,其原因就是这黑色的精灵不仅是他们性爱游戏的遗存,而且是一种纪念物,使他们想起萨宾娜的父亲,还有她那位生活在没有飞机与汽车时代的祖父。……如果我把萨宾娜与弗兰茨的谈话记下来,可以编出一本厚厚的有关他们误解的词汇录。”接着是“误解小词典”,是〔女人〕〔忠诚与背叛〕〔音乐〕〔光明与黑暗〕每一条词条中是解释、心理分析、哲学论述夹杂着叙述,如:“对萨宾娜来说,生活就意味着观看。观看被两条界线局限着,一种是强光,使人看不见,另一种是彻底的黑暗。也许这就是萨宾娜厌恶一切极端主义的原因。极端主义意味着生命范围的边界。不论艺术上或政治上的极端主义激情,是一种掩盖着的找死的渴望。”(《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作家出版社,1991,P88-98)“帽子”是一个文化意象,在作家的文化分析随笔中,它被提炼出来,作为文学叙述和文化研究的中心,然后组织成为研究性叙事的结构。我们要思考的是:原生态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外在事情和内心生活的立体组织,是历史遗传和现在进行时的复杂结合,那么在叙述时,是谁在反思呢?作家把原生态的生活“解构”以后,抽象出了外在生活的元素、内心生活的内涵、历史遗传的意义、生活本质的象征,加上作家的文化解读,重新“建构”为以意象为组织中心,以分析性叙述为演绎;再以关键词条为高度概括的哲学抽象,以词典解释性叙述为重组生活内涵的组织形式。细节、意义、故事、心理、背景、反思等等,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被叙述者和叙述者,存在和存在的意义,个人和生活,等等,都被重新建构了。从对“存在”的本质而言,表面是解构了生活的原生态,其实是建构了存在的立体。

  对于生活的存在而言,对于文化的文学性表达来说,跨文类文本是旁逸斜出的放射性滚动体或者是时刻变化的无定状体,这样,只有“随笔体”才可以适应这种复杂世界。〔法〕罗兰·巴特在著名的文论思想著作《S/Z》中“七、星形裂开的文”论述道:“于是我们拟使文呈星形裂开,有若轻微地动,将意指作用的整体块料,(阅读仅理解其光滑的表面,此由句子的连贯运作极细微地接合起来而致),叙述过程的流动的话语,日常语言的强烈的自然性,均离散开来。……阅读单位只不过是语义卷轴的包覆,复数之文的脊线,有若安设于话语之流下面潜在意义的护堤(然而系统化的阅读控制并坐实了潜在的意义):阅读单位及其接合,遂形成了某类多面体,于其诸面上浇覆着词,词群,句子,段节,或者说,语言(语言是它的“自然”赋形剂)。”(《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P74)该书“四十三、文体转换”又说:“在强制性模式内,话语表述普遍意志、社会法则,使有关命题呈必然或永恒状,遂写出种种发话内容。……虽则如此,我们仍可设想文体学且将自本根变换其对象,着意将句子、从句、骨架、深层结构的模式(类型)作析离并归类(文体学迄今但注目于常规之背离、一篇之警策,即惟关心言语的个性化,作者的个人言语特点);要之,我们设想文体学也变成转换的技艺;以此,文体学将不再是文学分析的细分(被简至独特句法、词汇之常值,且寥寥无几),将超越形式、内容的对立,成为意识形态分类的手段;盖种种模式一旦被发现,沿着整一片文,每个符码方隐约露面,我们即可将其揪出来。”(《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P189-190)

  关于“旁逸斜出”,还是罗兰·巴特的描述最精彩:“有时,随着发话行为的展开,修辞符码被加于布局符码之上:序列列出其情节(裁决/描绘/租包厢/延宕/追求的中断),话语则藉逻辑地横生枝节而扩展开来:一个统称(情爱的幻觉)转变为特定的安排(晚上/白天),虬绕盘曲,又派生出结果、藉口或总结。我们始于序列暗含的命名(“爱的意愿”),而后来到一棵布局之树下(通常呈匍匐状),其枝杈与新节点,表示句子之行(线)不断转换为文之卷(体)……”(以下是情节、内涵、意义展开的树状结构图形,此略。《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P225)此虽为是对小说《萨拉辛》的文本解读,但却可移释一切跨文类随笔旁逸斜出特征之情状。

  巴特在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1968和1969两个学年的研讨班,主题为“叙事文的结构分析:巴尔扎克的《萨拉辛》”,其最终成果是1970年出版的《S/Z》。此书,亦诗广义亦论:文思,玄言,滋味,欲望,恐惧因“阉割”主题而生,皆熔铸于一炉。这本书的写作本身就是“旁逸斜出”的文学文化批评随笔。巴特作为一个哲学家、文学批评家、文化研究大师,从来不使用模式结构的系统著作来表述,而是用文学文化批评随笔旁逸斜出地写作,从而游戏地、播撒地、延宕地、偏离地、增补地创造着人文文化的“意义”。他在本书“写下阅读”卷首语说:他的阅读与另外的观念、另外的意象、另外的意指作用的具体之文联合起来,进行着意义的增补,写下阅读就是勾勒这种增补的空间,阅读,就是使我们的身体积极活动起来,处于文之符号、一切语言的招引之下,语言来回穿越身体,形成句子之类的波光粼粼的深渊。

  

  二、边缘化写作的文化范式

  

  边缘化的写作源于边缘化的文化境遇,其中逻辑轨迹是:多元文化兼融-边缘身份者-边缘游走的立场-新感性+新理性思维。

  论及边缘化的文化境遇,这就是学界说的多元文化兼融的境遇;多元文化兼融是“后现代”时代的必然特征。正如“文化研究”的出现一样,多元文化兼融下的边缘化写作也是必然现象。对后现代研究最有深度的是伊哈布·哈桑和利奥塔德。哈桑认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形上物理学、达达主义、反形式、游戏、偶然、无序、技穷、无言、过程化即兴表演、参与、反创造、解构、对立、缺席、分散、文本间性、修辞学、句法、平行关系、转喻、混合、表层性、反阐释或误解、能指、反叙事的野史、个人语型、欲望、变化、精神分裂症、差异性踪迹、圣灵、反讽、不确定性、内在性、折衷主义、随心所欲、反叛、扭曲变形、无中心、断裂……利奥塔德认为后现代是一种精神、一套价值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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