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我没有进入角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86 次 更新时间:2014-04-16 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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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徒手 (进入专栏)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文化部副部长序列中,徐平羽岁数相对不大,但党内资历较深,早年从事中共左联、统战、情报工作,后在新四军担任文化部门领导职务。1949年后曾长期在上海出任市文化局长,越剧《红楼梦》和舞剧《小刀会》都是他治下期间称誉一时的原创作品。1960年初中央决意文化部班子大换血,高层指定他来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他最初还表示不愿来京,姿态稍显倔傲。被迫到北京上任后,主事的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钱俊瑞让他帮助写文件,当“大秘书”,他大为失望,硬气地表态说不干。钱让他主管少数民族文化和群众文化工作,均属于部内非主要业务,让他颇为扫兴,戏称自己“头两年一直没有进入角色”。

齐燕铭接任钱俊瑞的职务后,徐平羽正式接管艺术工作,回归他原来擅长的本行。但是不巧的是,1961年以后他养病时间很长,对部内的工作基本放手不管。等到了1963年毛泽东文艺批示下达后,文化系统进入了严酷的整风运动 ,徐平羽反而觉得因为自己多年少管部内业务,跟运动多少有些疏离。他在做整风动员报告前,曾私下跟人说:“我没有进入角色。”这就引发下属的批评:对待整风的态度不严肃、不认真,而且有委曲情绪,好象和自己关系不大。

据文化部艺术局多位司局、处级干部在小组会上的揭发,徐平羽对艺术战线的整风运动不甚积极,譬如很少主动提出要召集有关人员了解情况,研究问题;开会时也心中无数,如召开的几次检查组全体会议,都开得很不好,在会上只叫大家随意发言,而自己毫无充分准备。因为议事主题不明确,处在时局晦暗之际说话又格外谨慎,以致会议常常冷场。有一次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舒强忍不住提意见说:“徐部长,你太民主了,什么都让大家说,这个会开得太沉闷了。”之所以会议开得涣散,众人就认为原因是徐平羽不愿引火烧身的敷衍之举。甚至有一次召集各单位负责人汇报情况,负责整风运动事务的新来部级领导李琦插话说,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集中力量揭发部党组的错误。而徐平羽听后没有回应,仍强调要各单位负责人回去准备作个人检查。(见1964年11月5日文化部检查组办公室《徐平羽同志在整风期间的表现》)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瞬息万变,两位部级领导各表主张,明显地展示了分歧,一个要大家揭发部党组的错误,一个却要下属单位负责人做个人检查,对运动的发展方向、工作重心的表述大为不同,弄得与会者不知如何应答。其实,大家心里明白,在日益高涨的斗争形势之下,部党组早已被高层内定为运动的靶子,机关上下也已是心知肚明,只不过徐平羽部长看上去“临危不惧”,还在“照常布置”场面上的事情。

艺术局一些干部向中宣部工作组反映,近一阶段与徐平羽的工作接触中,感到他思想上还是没有真正引起震动,对自己的问题、错误考虑很少。与紧张万分的党组正副书记齐燕铭、夏衍不同的是,在险象环生的局势前,徐平羽此时反而略嫌几分轻松、超脱,在别人眼里他对家藏多年的艺术品的未来着落更为担忧。有文化部秀才之称的张曼到徐平羽家中,帮助他完成中宣部工作组布置的个人检查报告。张曼发现,徐部长在谈话中对如何撰写检查倒有些漫不经心,却对书房四周悬挂的古画一再发出感叹:“整风完了后,这些画会不会拿走了,这是我进城十五年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这么多年来,他以自己大部分的工资收入购买了一大批古画古董,是党内颇有名气又带有微词的收藏大家,一逢带有反修特点的政治运动来临,他自然忐忑不安。

艺术局冯光泗在小组会上反映说,有一次他和徐部长从人民大会堂审查节目回来,正遇国宾车队经过东西长安街,交通堵塞,徐就顺便拉他去琉璃厂逛古书店,一直闯到后面第三进院子里看了不少古画。当冯光泗说这个地方还没来过时,徐嗔怪道:“老兄,这个地方可是文化啊。”他到荣宝斋欲选购宣纸、信纸、信封,没合意的可买,只买了两瓶墨汁。冯光泗谈完这些小事后,用惊讶的语气说:“从徐部长的行动言谈来看,他对这次整风确是无动于衷,在现在的情况下,还有这么大的兴致去逛古玩铺。”

 

按照中宣部工作组的布置,文化部领导班子成员均要准备个人检查报告。按照中宣部要求,部级干部酝酿时要经过反复思考、严格要求,经过自己深思熟虑后写出来。在领导岗位一贯性情散淡的徐平羽早已久疏笔墨,平时做报告或向上级口头汇报,常常都是叫别人起草。此次为了完成检查报告,他先后集中了十多个下属召开了三次会议,分配给大家“写作任务”,并限时限刻交稿。中宣部领导得悉此事后大为恼怒,认为连个人的思想检查也要部下代写,这是对党中央和全体党员的一种欺骗行为。

根据下属们事后的追忆,第一次布置写作的会议是在1964年8月27日开的,到会的六人大都是徐平羽分管的教育司、艺术局局级、处级干部。徐在会上征求大家如何进行检查的意见,他问:“怎么检查?是拼盘式的,还是重点检查?”与会者七嘴八舌,最后由艺术局副局长肖英归纳为至少应该检查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中央指示的态度,二是阶级、阶级斗争的观念,三是群众的关系。徐平羽听后略有踌躇,说:“要是检查这些问题,事情就很严重了。”他又要求大家就此摆事实,众人见状提了一些事例,没想到他又逐个做解释,大都有反驳之意,一再说:“对这些问题,我不是这样看的。”

大家听了一时静场,不知如何说话。徐平羽征求教育司副司长王子成的看法,老资格的王子成直率地提了三点意见:“第一,你自己考虑一下,你内心觉得应不应该作检查?徐部长来文化部以后长期没有进入角色,是什么道理?第二,徐部长在文化部四年多,觉得没有什么样好检查的,这就是问题。一个党员做了几年工作竟然没有什么可以检查的?第三,检查的方法不难,主要是自己的思想。不是自己的问题,不要包下来,艺术教育原来不是你管的,可以不检查。”王子成的这番话颇为沉重,有点犯上,但也是那种逼人形势下不得不言的警戒之语,徐平羽听后有所触动地说:“对,你提到问题的核心了。我觉得不检查也不好,来文化部也有三、四年了;检查嘛,又检查什么?”

徐平羽对曾在上海的工作业绩多有自豪之意,甚至说别人对他有“作风粗暴”的印象,上海要盖中苏友谊大厦,设计施工的工程师很难摆弄,大家都不敢去管,他去后强势管理,终于把房子盖起来了。相反,他对这几年文化部的工作颇有不快、后悔的心结,反觉得自己变得懦弱、胆小,工作的目标变得含糊。他说:“我在上海文化局几年的工作是正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音乐的民族化问题,我在上海一开始就是明确的,来文化部之前,觉得文化部是有问题的,所以一来文化部就抓音乐的民族化问题,但对革命化不明确。”他在谈到不好检查的原因时嘟哝着一句:“党组成员看法是有不一致的。”这句话被揭发后,工作组就认定徐平羽讲这些话极无原则,不利于党组的团结,问题是很严重的。

面对徐平羽的低迷和固执,在场者也无言以对,想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众人只好委婉地表态,他个人做不做检查的问题,应该去问党组,还可以请示中宣部,不应在下属所在的场合研究。

刚过几天,部党组就明确要求徐平羽做思想检查,他在惶恐不安之中又在8月31日召开小会,给自己戴的“帽子”是学习不够,对中央的政策领会不够,忽左忽右等。他先提出一串艺术问题,请大家举出例子加以具体阐述,他说:“对搞现代戏的意义的认识是不清楚的,要大家找例子说明;对队伍问题认识不清,要找例子说明;对待剧目、曲目方面存在问题,要找例子说明;关于个人思想作风、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如主观片面,缺少辩证法,对待问题不能一分为二,偏听偏信等等,要找例子说明。”在座的司局、处级干部大都经过多年政治运动的历练,早就嗅出风雨飘摇的腥气,在心里边已把危机险象放大了好多倍。大家听了后大为惊异,觉得徐部长在大形势背景下没有经过很好考虑,敏感不足,消化不够,过于仓促,建议他坐下来想几天再搞。他没有听取众人意见,就焦急地给与会者分配任务,由季滨(艺术局分党委干部)写对中央指示的态度和执行方针、政策方面的问题,由肖孟(艺术局办公室主任)写对阶级斗争的认识问题和思想作风、根源,后来实在工作忙不过来才由戴碧湘(艺术局副局长)接着完成,音乐舞蹈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由万苇舟(音乐舞蹈处副处长)承包。(见1964年11月5日文化部检查组办公室《徐平羽同志在整风期间的表现》)

据万苇舟事后反映,当时徐平羽只给写作者一个下午的操作时间,而且还不时亲自催问已写了几页。初稿完成后,徐只是对思想作风、根源这一部分较为认可,其它的不甚满意,认为结构很乱,“没有丰富了报告的内容”。徐平羽轻易否定了此份初稿,参与者对这样强迫式的写作方式也牢骚满腹,万苇舟说:“写重了,你删掉,写轻了,通不过,又要埋怨我们。叫我们来写这样东西,怎能有真实感?”

 

1964年9月1日,已是上级要求交检查的最后关头,徐平羽把文化部机关著名的三个“笔杆子”叶林(创作办公室副主任)、王安珉、张曼请到办公室,先讲了自己准备的提纲,共讲了一个多小时。三位秀才感到徐部长触及自己的思想很少,就有意地问他对中央的八次批评如何看法,对涉及的一些事件当时有何认识。徐没有正面回答这些问题,避之不谈,反而提出要在报告中批判话剧工作中的三十年代和苏联修正主义的影响,重点批判话剧《上海屋檐下》、昆曲《李慧娘》和京剧《谢瑶环》这三部戏。这些都是与他的经历、工作相关不大。他特意说道,《李慧娘》的跋、繁星的《有鬼无害论》等文章都没有看过,因为自己的视力不好。他希望对《李慧娘》的批判,能围绕自己提出的“孟超是借贾似道来讽刺我们的总理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观点来展开。

三位秀才委婉地谈到,有些事不是徐部长做的,揽下来检查,而有些事与他有关,又没有提到,不合适。徐平羽想了想说:“没有办法。按分工我是主管艺术工作的副部长,周巍峙(时任艺术局长)又不在家,只好由我检查。”他还补充说:“这个检查报告,要通过对问题的分析、批判,对群众有所教育。”徐平羽这种避重就轻、“高高在上”的态度让秀才们有些慌乱,他们也不知道如何表达才好。

此刻徐平羽多少显出几分焦虑,他当即分配三人按照他所讲的三部分问题,分别从戏曲、话剧、音乐舞蹈等方面帮他先写起来,尽快形成一个可以照念的书面检查报告。三位秀才没想到的是,徐部长竟提出他们当天就得写出来,秀才们一听万分为难,几经央求才获许展宽时限,最后是由王安珉连续熬了三个通宵汇总,赶出一个两万三千多字的初稿交差。

据三位秀才事后向工作组的交代,这份检查有不少段落是徐平羽本人基本上有观点或粗略的素材,由秀才们在其基础上做了不同程度的补充和发挥,譬如第一部分“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方面的缺点”、“京剧现代戏会演的认识和态度”、“对音乐三化问题的认识和态度”等等。其它章节则是有观点无材料,有题目有材料而无观点,就得需要秀才们大量加工、扩写,添加诸多“血肉”。秀才们向工作组提到一个细节:苦于材料不足,徐平羽特地要王安珉去找李先兵(民族文化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记录几条对工作作风的意见,李说话时嗓门很大,连续提了七条意见,结果事隔一些时日,徐平羽只记住一条,其他六条全都遗忘。

这个大拼盘式的检查报告遭到工作组和小组会的质疑,提得最多的是,“作为三位机关一般干部对问题的认识,怎么能够代表文化部副部长的认识呢?”大家觉得,报告所检查的许多错误事实,并不都是徐部长自己有所认识的;由于执笔人不了解徐部长的真实思想活动,在若干问题上只能从材料出发,真实性和深刻性都很成问题。(见1964年11月5日文化部检查组办公室《徐平羽同志在整风期间的表现》)但是,徐平羽本人认可这个报告,基本表示满意,他还对王安珉说:报告已看过两遍,还要再看一、两遍才能去讲。

徐平羽在运动中高高挂起,与已无关的游离态度也是被中宣部工作组所记恨的。他在党组学习会上不爱发言,仅有的几次发言也是草草了事。查会议纪要,1964年7月28日他说:“这些意见过去都讲过了,没有什么新意见了。” 8月5日他表态:“我们比各协会好一点,他们那里乱糟糟的。”“三十年代并不全坏,有成绩,我当时是无名小卒,不会留恋三十年代的。”这种轻描淡写、化重为轻的的言语很让工作组和与会者恼火,认为他是以局外人的身份说话,好象文化部的路线问题与自己关系不大,他自己什么事情也没有了。有一次徐又在应付似地说:“报告写的很好,不要大动了。”在场的艺术局负责人周巍峙听了后在自己的笔记本上顺手写了两句:“马虎过去了?马虎不过去的。”周巍峙在当年11月12日党员干部批判会上对此指责说:“平羽同志到文化部好几年,是一直不进入‘角色’的‘代表’。不进入‘角色’,就是政治责任感差的表现,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表现,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见会议发言记录稿、大会发言材料第二号)

周巍峙在1964年3月文化部党组开会反对“三自一高”时,曾给顶头上司徐平羽提过意见,希望徐不要太自信了,不要以为自己掌握方向都是那么正确的。徐、周几年间在日常工作中多有过节,每逢大分歧都要依靠像周恩来、彭真这样高层领导出面支持、站边,曾激烈指责徐对“周总理的精神并不是真正理解”,政治运动一来自然就陷入内讧之中。徐平羽对周巍峙的几番表态极为不快,两次在部党组会上说周提意见是“居心不良”。周反驳说,这些意见一直没有在会外说,没有给下边同志说,甚至也没有向上级反映,只是在会上正面提出批评,怎能说是“居心不良”呢?

 

1964年文化部整风运动中,徐平羽的顶撞态度最为出名,能够当场把人家的意见顶回去,同时他又善于用忘事做借口来推诿责任。因此他被中宣部工作组称为“以极不严肃的态度对待群众的意见”,屡遭上级批评和追责。

在征求戏曲方面领导干部的意见的会上,中国戏校史若虚向徐平羽提意见,刚说几段,徐当即打断做解释,带有情绪地说:“看问题要一分为二。”当场弄得史不能再继续发言,以致在场的积极分子叶锋等人会后激愤地向工作组反映此情况。

徐平羽在运动中爱说“忘了忘了”口头语,屡被人揭发在多个场合使用。譬如话剧工作组向徐平羽汇报,认为关于青艺情况的调查报告有原则错误,徐部长要负责。徐说,根本不知道有这件事。青艺院长吴雪当场对质,说当时负责调查组的领导小组是由徐平羽同志负责的,成立调查组后的第一次会,也是徐平羽同志主持的,并列举那天开会在什么地方,参加的人有谁,徐又说了些什么话等等,怎么能说不知道这件事情呢?徐平羽只好自己圆场:“噢,忘了忘了。我记得成立这个组的目的还是正确的,主要是总结青艺五八年大跃进时的经验,同时也要通过总结改进一些缺点。这个组后来我就没有抓,对京剧院的那个组抓的比较多。”事实上,据参加调查组的季滨说,当时调查组开过几次汇报会,徐部长都是参加的。

中国歌剧舞剧院负责人安波有一次给徐平羽提了一条意见,说到单位领导小组的任务不明确,不好抓工作。徐平羽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徐光霄部长主持的。有人提醒他说,今年上半年两院分院的会议是徐部长你主持的,他才说:“忘了,忘了。”

1961年中央统战部文化处和文化部、北京市文化局联合对北京京剧团做过一次统战内容调查,事后调查报告到了徐平羽的手上,他在首页批道:“我原则上同意这个报告。”1964年上级认为这个报告是有原则性错误的文件,完全不谈加强党的领导、艺人的思想改造和为工农兵服务。替徐平羽写检查时,秀才们到处搜集缺点类的事例,曾把这个材料引用进去。徐平羽见状有些慌乱,坚决要删除这个事例,理由是:“我只写了‘原则上同意这个报告’,说明还有若干具体问题是不同意的。”中宣部工作组由此认为徐过于狡辩,善于避重就轻,态度极不诚恳。

整风高潮之时,部内外对落魄的徐平羽提了许多意见,有的内容在简报中呈现出来,事例琐屑而政治倾向敏感,让徐感到许多不快和不安。在一件“专字二号”《整风参考资料》中,整理刊发艺术局肖英等十六人在小组会上的揭发材料,汇集名为《徐平羽同志在整风期间的表现》,条条均是切中政治要害,致人于困窘之地。情急之下,徐平羽居然不作任何解释,也不同主管简报者说明,就自己下手或派秘书以核对名义,擅自删改简报。有人统计说,光是艺术组的简报经他删改或授意删改的就有七处。

譬如简报总第八十八号(艺术组第二十三号),音乐研究所何芸反映说:“徐平羽同志在阿尔巴尼亚访问时,有一次到霍查同志的故乡遇下小雨,他在旅馆中骂,‘他妈X,下雨还要我们参观,我们的鞋还要不要?’”这种私下的牢骚话涉及到对兄弟党同志的态度问题,容易被人上纲上线,徐平羽自然迫切需要删去。另一处简报也提到此次出访事情:“有一次路经某地,根据阿尔巴尼亚文化部长的建议,当地热情地派来民间歌手和军队歌舞团为我们中国文化代表团演出,徐部长不耐烦地说,‘算了吧,不看了吧。’可是演员已到了面前,无法再拒绝。”接下来写出徐平羽的动作:“到演出时,他转身去看海,很不尊重人家。”这种给人在外事场合不谦逊、惹麻烦的描述,同样也让徐平羽心惊胆跳,他着力要把这几句话抹去,并在原稿文下批了一句:“记得那天是在晚上,天很黑,而且是在山上,根本看不见海。”(见1964年11月5日文化部检查组办公室《徐平羽同志在整风期间的表现》)又如看到阿尔巴尼亚缺肥料,徐平羽顺口说道:“你们没肥料,可以养猪嘛。毛主席说,一亩地,一口猪……”但阿尔巴尼亚民众是信仰伊斯兰教,提及猪是犯忌的。当时代表团有人埋怨徐部长不了解情况下就乱说。徐平羽读到这样的简报内容自然心烦意乱,他不由地在此段后面添了一句无谓的话:“他们已经养猪。”犹豫再三,他自己最后还是下决心删掉这一句话,已经切身感到于事无补。

面对政治大风暴的来回侵袭,被整治的徐平羽四处应付,满脸愁苦,心灰意冷,斗志丧失。见到这样满天飞的夸张式揭发,他更是满腹委曲,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众人上纲抹黑,心中多有苦水却无法倒出。

他不敢对工作检查组有任何反抗的言行,只是耽溺于想不明白的许多小事理,对揭发人所提的意见耿耿于怀,譬如何芸揭发最为厉害和离谱,他曾悄声地问亲近的下属:何芸这人怎么样?他的弱弱发问只能是心情悲凉的折射体现,是任人宰割后的一声无奈哀叹。

 

来源:《书城》2014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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