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延:农业集体化时期“倒欠户”现象的社会学考察

——“生存伦理”与集体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5 次 更新时间:2014-04-13 20:3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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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庆延  
也就那样。就那么回事儿,没人算得那么清楚。(LYG0904028CUPL)

   同样,曾长期担任大队会计的DY在谈到倒欠户时也说:你这生产队就好比是一大家子,队长就是当家的,整个建明又是一大家子。这队长就得平衡,不能忒计较了。(都不计较?)不怎么计较。(那大队找倒欠户催钱吗?)不催,不找你要,你找他要他也没有不是?你横不能让他饿死不是?(DY0804026CUPL )

   上述访谈材料至少隐含有如下两层逻辑:其一,作为“公家”而存在的“集体”和“生产队”从名义上乃是实现国家工业化总目标的功能性生产单位,但是在实践中却依然保留着传统的“亲亲”原则的伦理关系,乃是一个“类家”的存在,在这里“家”与“公家”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其二,正因为集体是一种“类家”而非现实生活中实质意涵上的“家”的组织形态,才使得这种制度实践导致了“欠公家的无所谓”的历史后果:正因为是公家的,所以才不是自己家的,所以欠了也就欠了。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公家”与“家”又开始分离开来。

   因此,倒欠户的制度实践并没有完成本身的目标:一方面,它没有将平等独立的“农业劳动者”的身份认知真正灌输到农民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传统伦理关系的存留尽管在客观上给那些“人口多,劳力少”的家庭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与便利,但是却并没有促使农民形成对“集体”的充分认同与忠诚关系,反而造就了农民对“公家”的“欠债不还”的具体后果。

   在上述多重的实践逻辑之下,倒欠户的制度设计就产生了意外的体制后果。

    

   五、“倒欠户”的历史效果:从“理想的制度”到“意外的结果”

   “倒欠户”这一历史实践包含了诸多层面的复杂意涵。

   其一,倒欠户的制度设计首先是以生产效率、增产增收作为考虑的基点。

   其二,倒欠户的历史实践呈现了农民自身的生存伦理与乡村社会的“熟人”则,并试图达到保证基本生存与实现激励最大化之间的统一。

   其三,倒欠户同时也是新政权“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它希望能够在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同时,塑造出具有平等的人伦关系、忠诚于党的价值理念的“社会主义农民形象”——在生产场景中,是否对党赤胆忠心往往表现在是否能够积极地劳动生产,而工分制则被当作劳动生产的有效激励机制。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一独特的制度实践形态产生了怎样的历史效果?

   其一,积极的农民面相。

   倒欠户的存在,是合作社在用集体财产来保障特殊家庭的基本生存权利,这些债务实际上会构成对“集体”物质方面的负面影响。那么那些不欠钱的家庭是否会对此产生怨言呢?家中劳力较多的QD一家当时不属于“倒欠户”,在谈起对“倒欠户”的看法时,他说:

   那到最后都给免了不是?(那咱不是吃亏了?)吃啥亏啊!你也不能让人饿死不是?有些个他就是人多劳少,那阵儿都分家过了,有的人家里5个闺女,就一个劳力,那你要是不欠那就没法儿过了不是?你这旧社会那还得互相帮着点儿,你这合作社咋也不能让人饿死不是?(QD090826CUPL)

   这段口述材料表明:QD并没有在倒欠户和自己之间建立明确的利益联系,对于这些倒欠户所欠的钱“并不计较”。在这样一种朴素的“善”的心态中,作为基本价值观念的生存伦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更值得注意的是,QD还在将其与旧社会的对比中建立了完整的对位逻辑。在他看来,在充满苦难的旧社会中,人们尚且互相伸出援手,在充满着“甜头儿”的新社会,生存伦理更得是毋庸置疑的基本原则。

   诚然,QD的表述本身就有可能是国家权力技术塑造之后的“标准答案”,面对作为“入侵者”的我们,他完成了自身生活世界和世界历史的拼接与勾连。然而在我们充分考虑了这些可能因素的前提下,重新面对历史,就会发现,在这个意义上的被还原的历史中,农民呈现出一种积极的面相:基于生存伦理的“善”,不仅作为一种农民朴素的价值观而存在,同时也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的一个内在意涵。

   其二,消极的农民面相。

   在上文中笔者已经说过,很多“倒欠户”对于“公家”的债务关系根本就不放在心上,表现出一种“莫然处之”的态度。由此,倒欠户的制度实践并没有在客观实在的意义上建立起个人(或者说家庭)与作为“公家”的集体之间的明确权利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这样一种对“公家”的模糊认识乃至对“集体债务”度决定了合作化运动在效率层面的消极结果。

   基于此,单就透过“倒欠户”所呈现出来的农民面相来说,既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新人”,也并非只顾自身利益的“理性小农”。对于农民而言,或许他们内心的伦理世界本就复杂而混沌,既有基于生存伦理的朴素善良之情,也有基于利害之心的精心算计,这些面相的具体呈现和心态的铺陈展开实质上都是农民个体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中遭遇权力之光时的必然结果。

   其三,主动而全能的国家。

   土地改革运动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个阶段,国家政权积极地干预乡村社会生活,通过一系列组织机制将过去不问世事的农民塑造成为革命的主体,这即是所谓的“从革命走向革命”的历史进程(参见李康,1999)。到了农业集体化阶段,国家通过生产组织、分配方式等一系列制度设置,以新的方式按照自己的意愿对乡村社会生活进行着干预和重置。

   不惟如此,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作为重要的政治因素也构成了重置乡村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上文中所引用的QD的那段话,除了呈现了农民朴素的“善”这一积极面向之外,还有另外的含义——将新旧社会进行对比本身就是新政权建立自身正当性的重要方式,而具体到集体化时期而言,倒欠户的实践形态在客观上具备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题中之义——这一政治考量也就构成了主动而全能的国家形象的必要要素。

   倒欠户是集体化时期一种独特的制度实践形态,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试图在革命中缔造一个“至善”而“美好”的社会,在这一过程中,过去的“宗族”、“家族”等社会组织形态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性制度安排都被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生产队”所取代,这些新创造出来的组织形式不仅成为了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同时也在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中改变着传统社会的伦理关系。“倒欠户”在试图塑造“艰苦奋斗”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同时,也保存了“至善”“救贫”的传统伦理美德,同时还具有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题中之义。因此在生产队这一生产组织形态下给“类家庭”的伦理关系留出了位置和空间,但吊诡的是,在上述多重实践逻辑的复杂作用下,这一制度实践最终催生了意外的历史效果。

    

   六、结论与讨论

   斯科特的著作《国家的视角》的副标题是“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对于上世纪发生在我国的合作化与集体化的实践而言,同样需要解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究竟在何种意义上理解倒欠户及其失效?

   实际上,单纯围绕倒欠户问题进行讨论并不充分。我们需要将这一现象放置在总体性视野中去理解——合作化运动乃至后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倒欠户得以产生的结构性要素,随着土地分红取消、工分制实施以及粮食统购统销,整个乡村社会的秩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工分代替了实物收成,生产队代替了家族组织。

   在这个意义上,这是国家权力对日常生活与生产秩序的介入过程。正如许慧文曾指出的那样,国家对农业社会的控制并不是单纯表现在税收政策或利益分配的经济角度(Shue,1980),通过生产队、工分制等制度实践全面掌控生产过程也是国家权力入侵乡村社会的一种呈现。

   其一,在生产过程方面。传统的农业生产并没有现代工业生产的分工形态,但是集体化运动却试图对农业生产实行类似对现代企业般的精细化分工和规范化管理。国家权力通过生产队对农民生产的具体空间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同时也明确规定了统一的劳动时间。正如李洁所指出的,对于国家而言,这样一种标准化的劳动时间的计量方式是在国家成为劳动产品的最终所有者之后,对小农进行管理和激励的一种控制方式(李洁,2011)。

   其二,在组织体制方面。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指出,生产队在集体制度的实践中并不是按照单一的生产组织的逻辑和原则行事的。然而,需要看到的是,与此同时,生产队又恰恰是国家权力的治理意图与政权意志的实现环节,与上下的环节相扣:个体是生产队的一环,生产队是大队的一环,大队是公社的一环,公社则是更大的国家体制的一环。这种社会空间是垂直性的,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嵌入在最终溯及国家权力的层级之中(流心,2005)。

   其三,在收益分配方面。工分制是整个集体化时期农村的核心分配机制,而这在实质上也构成了现代国家对公民身体进行控制的一种方式。黄金麟曾指出,“为了使这些靠工钱劳动而过活的工人能准时上下班,并计算其每日的工资,时间的钟点化计算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黄金麟,2006:112)。通过工分制度,国家政权在农民的劳动与他们的收益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国家希望以此来激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政权按照自己的政权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目标通过集体化的一系列制度实践将权力的触角在乡村社会中全面铺陈开来。

   与土地革命不同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力运作的焦点开始转移,通过展开诸如制定农业生产计划、安排劳动力配置、督导具体生产过程和节奏等方式直接介入生产过程(李洁,2009:29)。与此同时,国家权力的意志与乡土社会中既有的伦理原则和实践逻辑之间产生了种种张力。

   倒欠户这一历史现象及其所产生的一系列“意外后果”,都是在这样的结构性框架下产生的。

   在这个意义上,下面这段引自斯科特的文字或许是对他的基本问题的直接回应,也是我们理解“倒欠户”现象的一个重要面向:

   被设计或规划出来的社会秩序一定是简单的图解,他们经常会忽略真实的和活生生的社会秩序的基本特征。严格服从规划地工作(work-to-rule)的失败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它们表明,任何生产过程都依赖于许多非正式的和随机的活动,而这些活动不可能被正式设计在规划中。仅仅严格地服从制度而没有非正式和随机的活动,生产可能在事实上已经被迫停止。同样,那些规划城市、村庄或集体农庄所遵循的简单化规划也是不合适的,从中不能产生出有效的社会秩序。(斯科特,2004:6)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

   来源: 《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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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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