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从这里看懂俄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5 次 更新时间:2014-03-31 21:5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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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袤的疆域、跌宕的历史、闪光的文化、骄人的成就,都在不断地阐说这个国家的强大与尊荣。在欧亚主义者看来不是帝国的俄罗斯是不可思议的,俄罗斯的世界心脏的地理位置已经决定了这一点,如果俄罗斯不是帝国,俄罗斯将一文不值。

   俄国主流社会已放弃了原来的苏联主义,有了新主义,这就是“新欧亚主义”。这个主义主导着俄国,也规定了俄国的今天与明天。

   这个主义的特征:大陆“心脏”与“中央国家”、 强烈的“大陆帝国”情怀、蒙古入侵与“鞑靼”基因的植入、“东正教、集权、村社”、 永远的反“西方”,永远的反“现代”、 民粹主义的故乡、神圣“精魂”的回归。

    

   大陆“心脏”与“中央国家”

   俄国的欧亚主义有古典欧亚主义与新欧亚主义的区别。“古典”欧亚主义并不“古”,20世纪初盛行于俄罗斯移民知识分子群体,萨维茨基、特鲁别茨科伊、卡尔萨文和维尔纳茨基等是这个“主义”的代表。其中,萨维茨基的思想很具有典型性,他沿用麦金德的理论,强调俄国是处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中央国家”,可以说全部理论都建筑在这个思想基础之上。1933年,他发表名为《欧亚主义地理和地缘政治基础》的文章,将俄国与中国作比较:“俄罗斯被称为中央国家,比中国拥有更多的理由”。杜金是俄罗斯“新欧亚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地缘政治学基础》。2008 年,彼得罗夫的《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一书的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介绍欧亚主义来龙去脉,陈述新欧亚主义观点。彼得罗夫认为,地理环境在形成俄罗斯精神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由于无法受到南太平洋季风的影响,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成为森林、草原地区,属于欧亚大陆干燥的“陆心”。这就与“欧洲”在地缘上区别开来。

    

   强烈的“帝国”情怀

   中国学者董君甫撰文指出,欧亚主义确有强烈的“帝国”情节。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不是普通的国家,而是一个“帝国”。历史上有罗马帝国,俄罗斯就是这样的帝国。广袤的疆域、跌宕的历史、闪光的文化、骄人的成就,都在不断地阐说这个国家的强大与尊荣。在欧亚主义者看来不是帝国的俄罗斯是不可思议的,俄罗斯的世界心脏的地理位置已经决定了这一点,如果俄罗斯不是帝国,俄罗斯将一文不值。

   “鞑靼”基因的植入,扩张、极权与独裁

   蒙古人的十三世纪后的入侵与统治,为俄罗斯注入充分的“草原帝国”的政治血液。诚如麦金德所是说:“新的游牧民族从蒙古来到了,北部森林带的俄国作为蒙古钦察汗国或‘草原汗国’(the steppe)的属国达两个世纪之久。在欧洲的其余部分迅速前进的时候,俄罗斯的发展却因此而耽搁和延误。”

   萨维茨基不讳言这段历史,提出独到的史观:“没有鞑靼统治时期,就没有俄罗斯”,俄罗斯不应该将蒙古对俄罗斯的统治看作是“鞑靼的桎梏”,相反这是一个大熔炉,这个大熔炉锻造了俄罗斯的精神。萨维茨基在《草原与定居生活方式》一文中提出了这个关键的命题。他说:古代蒙古精神的特点是疆土开拓精神,这在“俄罗斯占领和开发的土地面积中也是同样的精神,同样的大陆感受”。

   多少岁月过去,“鞑靼”基因植入俄罗斯的血液,这个精神的核心就是国家主义。欧亚主义强调国家的作用,只有强大的权威才能使俄罗斯摆脱危机,热切期望把一切历史常量动员和恢复起来,实现欧亚主义的宏大目标。彼得罗夫强调:必须建立强大的“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而且“它的领导者是独裁者”。

    

   三大支柱:“东正教、集权、村社”

   欧亚主义主张维护俄国历史上的三大支柱——“东正教、集权、村社”。欧亚主义的宗教基础是东正教。公元988年俄罗斯人接受了拜占庭东正教形式的基督教,这是一个崇尚集权模式,政教合一的宗教。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俄罗斯则以成为东正教直系继承者而自傲。欧亚主义者认为,俄罗斯不仅是东正教的主体,还是基督教的支柱,其使命伟大而超级,旨在以神的名义把世界统合在大俄罗斯的周围,以臻“四海皆兄弟”的圣域。彼得罗夫强调,切须恢复俄国的宗教机制,以“保障俄国道德价值国家建设、对内对外政策等等的优先方向”。[6]

   永远的反“西方”,永远的反“现代”

   欧亚主义理论建立在“俄罗斯—东方,欧洲-西方”这个思想规则之上。没有这个规则,他们的理论就失去鲜活的价值。西方与东方,一个是“法制”的,一个是“道德”的,一个是“个人”的,一个是“社会”(农民社会主义)的,一切都处在两元对立的状态之中,秉持这种“对立”,不得丝毫松懈,是斯拉夫主义与欧亚主义的共同原则。

   即使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人物,也强烈地体现出这样的精神。他一面反对前苏联的模式,一面竭力否定容其避世的那个地方。他走的是第三条思想道路。他抱着强烈的俄罗斯民族意识,以坚定的否定态度抵制单纯的模仿与崇拜。不管是在他的祖国,还是流亡异乡,他都一身而兼三职:民粹主义者、斯拉夫主义者、欧亚主义者。他心中洋溢着浓郁的平民崇拜主义、村社复归主义与帝国复兴主义的浪漫情怀,而这一切正与“大西洋主义”相悖。

    

   民粹主义的故乡

   俄国农村历来盛行村社的形式,土地平分、分配平均、集体生产是村社的基本原则,村社生产的极端低效性换得社会的高度稳定性,村社政治的高度组织化,让其成为俄国统治的社会基盘。也就是这样的原因,如此原始公社制度在沙皇的保护下,奇迹般地保留到20世纪,凝固成俄罗斯精神的重要思想元素——村社主义,成为民粹主义的精神支柱,也成为欧亚主义确定进路方针的国情依据。

   “私有化是对国有财产野蛮的分割,满足了一小撮人的胃口和需要”,彼得罗夫认为,私有化正在对俄国的文明构成真正的威胁。他仇视当代俄罗斯出现的私有化浪潮,他疾呼:“比如看一下吧!国家财产违法私有化的主人们,俄罗斯金融业,掌控石油、天然气、能源和大众传媒的寡头们,还那些代表着俄罗斯‘文化’的人就足够了,而再也不需要任何证明”。

    

   神圣“精魂”的回归

   俄国历来开放派与传统派(欧亚主义就是这样的传统派)并存。在俄国历史上,每当危难困顿,就会“向世界学习”,“开放”在这个时候成为主流话语,“改革”在这个时候大张旗鼓,文明也在这个时候大步跃进。俄国的改革故事不胜枚举,诸如彼得大帝的“学习”改革、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国政”改革、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斯托雷平的土地私有化改革等等。

   然而,每当改革收到成效,危机逐步远去,神圣的传统派就会即刻活跃起来。他们倡言“纯粹的”俄罗斯精神,要求回归到过去的时代,而改革带来的社会问题与“平民”不满,则成为他们矢志“回归”的最无辩驳的理由。回归的舆论日益弥漫,改革的泡沫最终破碎。

   这样,俄国的历史就成为波浪的翻腾,如果说改革后的俄国是波浪的峰顶,那么峰顶过后,就是“精魂”的重新回归,谷底的瞬间来临,最后又是从头再来。在俄国,改革是“非常时刻”的“非常之举”,常态复归才属“正常”。

   与俄国相比,德国没有这样的情况,当年俾斯麦推行改革,遇到的阻力不如俄国那么大,一切方针大计都被肯定下来,成为崛起的大国。日本也没有这样的情况,明治维新之后一直把“现代”进行到底,直追列强。俄国走到这一步,因其与神圣的“精魂”即“鞑靼”基因、欧亚主义割舍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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