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登奎:“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30 次 更新时间:2014-03-22 21: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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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坡民  

    

   文革开始时,河南省委的“一把手”是刘建勋,“二把手”是文敏生,我父亲纪登奎的职务是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省委秘书长。听说,在省委的领导人中排名第八,只是个“八把手”。

   虽然我父亲于1963年己调到省委担任上述职务,但因为1964年商丘地区遭受水灾,他又到商丘兼任了地委第一书记,基本在商丘地区主持救灾。救灾工作于一年后基本结束,按省委分工,他又担任了全省“四清工作总团”的团长,负责具体指导全省的四清运动。一直到1966年8月,文革己经开始了,“十六条”也公布了,他还在农村蹲点搞四清呢。

   1966年8月,河南省委传达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纪登奎才调回省委,担任了省委文革小组的副组长,组长是省委书记处书记戴苏理,从这时起,他才介入文革的事。

   那个时候,省委文革小组的所谓工作,就是不分白天黑夜、一拨又一拨地接待川流不息的群众组织,还被“革命群众”揪来揪去,弄到各个大专院校去检查“派工作组的路线错误”。

   听父亲说,文革开始时,因为他还在农村蹲点搞“四清”、并不在省委工作,所以“派工作组的错误”,并没有他本人什么事,把他揪到各单位去,只是“替省委作检讨”。而他当时的思想,不仅和许多领导干部一样,也是“很不理解”的,而且,“派工作组是路线错误”在当时早已被党中央“定性”了,纪登奎还坚持认为,“派工作组只是个形式,是不是错误路线,要看工作组工作的内容。”这种态度,在那个时候,算是相当“顽固”和“保守”的。

   1966年9月,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调到北京新市委了,文敏生接替他主持省委工作,担任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我父亲在省委和文敏生的领导下,仍然担任省委文革副组长,在非常混乱与困难的情况下勉强维持局面。

   到1966年年底的时候,中南局的第一书记陶铸和代理第一书记王任重“出问题”了,因为文敏生是中南局调到河南的,社会上有些人便以讹传讹地认为他是“陶、王黑线上的人”,要打倒他,文敏生思想压力很大,被折腾得病倒了,住进了医院。这时候,河南省委有些领导人的政治态度开始发生动摇;这里的历史缘故还有,这些省委领导“大跃进”时跟着吴芝圃搞“极左”,1961年中南局改组河南省委时,曾经批评和处理过他们的问题,这些人不服气,看到刘建勋调走了,文敏生也快不行了,就想乘机为他们过去的错误翻案。

   戴苏理在“大跃进”的时候当过省委秘书长,这时对我父亲说:“老纪,你看这形势,省委搞得这么被动,要不,咱们俩也起来造反吧?”他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拉上我父亲一起“站出来”,带头打倒文敏生。我父亲对他说,“老戴呀,你看,刘建勋调到北京了,现在形势这么困难,咱们省委应当团结;再说,人家文敏生当第一书记,一共才几个月时间,能有多少错误呢?”父亲拒绝了戴苏理拉他“起来造反”的意见。

   1967年初爆发了所谓“一月革命”,河南的形势更乱成了一锅粥。河南省委终于瘫痪了,我父亲也于1967年1月被关押起来了,家里人不仅见不上面,也不知道他关在那里,连是死是活也没有个消息,只有在郑州开批斗大会时,家里人看到造反派把他拉到会场上低头、弯腰、挂黑牌、“坐飞机”,才知道他还活着。文革期间社会上流传的说法,“纪登奎坐了一百多次飞机”,就是这个时候的事,这一段时间,有将近半年。

   人们一般认为,河南的造反组织是“二七公社”,因为于1967年2月7日成立而得名。这时候,我父亲己经被关押起来了,“二七公社”的成立,他既没有参与,更谈不上支持,实际上,连“二七公社”这个造反组织的名称,他也是几个月以后才听说的。

   1967年1月,毛主席决定实行“三支两军”,不久发布了“军委八条命令”。河南省委瘫痪了,军队接管了政权;当时,主持河南省军区工作的是政委何运洪,他实际掌握着河南全省的局面。

   1967年3月初,河南省军区发布“声明”,宣布“二七公社是非法组织”,把“二七公社”镇压下去了,抓了好几千人。到1967年4月,北京红代会和军事院校造反派先后到河南发表“支持二七公社的声明”,形势又开始动荡起来了。不过,纪登奎仍然被关押着,对这些情况完全不知道。

   大概是1967年3月底4月初的时候吧,有一位解放军报记者,找到被关押的纪登奎采访,当纪登奎听说省军区抓了很多人时,他对这位记者说:“听说现在抓了很多人,这些青年学生,都还是些孩子嘛,他们有什么责任呢?我是省委文革小组成员,文化革命,是我们号召他们参加的,责任应当由我们省委这些领导人来负。如果说参加文化革命有什么错误、有什么罪的话,省军区要抓人,那就把我抓起来好了,应当我去坐班房。这些孩子们,他们没有罪,省军区不应该抓他们,应当把他们放出去。”后来纪登奎讲的这番话,这位解放军报记者不知怎么给传出去了,被红卫兵写成大字报,贴在省委和省军区大院的围墙上,而且到处传抄,搞得全省都知道了。不过对这些情况,还被关押着的纪登奎当时也不知道。

   可是,纪登奎对解放军报记者的这次谈话,在社会上却搞得很轰动。因为“二七公社”当时正在“受压”,被抓了好几千人,看到纪登奎的谈话,许多人都感动得哭了。他们在那种处境下,那时候的说法,对纪登奎是“路线出感情”吧,就认为他是个好干部,那时叫“革命领导干部”。就这样,纪登奎就成了“二七公社”拥护和支持的“革命领导干部”了。

   所以,说纪登奎是“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这个话在精确程度上还稍有一点偏差,更准确一点的说法应当是:因为造反组识的支持,纪登奎才成了“革命领导干部”。再说得清楚一点,不是纪登奎支持“二七公社”这个造反组织,而是“二七公社”支持纪登奎当上了“革命领导干部”。虽然这两种说法听起来好像区别不大,但后一种说法,更符合历史事实。

   1967年3月中旬,河南省委领导成员的政治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省军区主持的会议上,由省委一位书记赵文甫率先发难,另一位书记戴苏理紧跟着表态,把斗争矛头指向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和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公开起来造省委主要领导人的反了。因为这些省委领导人当时认为纪登奎是同刘建勋、文敏生站在一起的,所以把纪登奎也捎上了。在社会上,这些省委领导人公开表态支持“河造总”和“十大总部”,这一派群众组织同“二七公社”是对立的。所以,1967年上半年,在省军区的支持下,“河造总”和“十大总部”这一派喊的口号是,“打倒刘、文、纪!”

   1967年4月以后,因为河南形势动荡,中央让河南省军区到北京汇报文革情况,还要求河南两派的群众组织代表和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也一同到北京参加汇报会。这时候,在北京参加汇报会的“二七公社”的代表,便提名纪登奎作为支持他们这一派的“领导干部”。

   不过到这时,纪登奎仍然在河南关押着,对外面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既不知道有些省委领导成员已经“造反”,把他和刘建勋、文敏生捆在一起,要打倒,也不知道“二七公社”在北京己经提名他作为支持他们这一派的“领导干部”,连中央在“军委八条命令”之后又发布了“军委十条命令”的文件,也不知道。在关押中允许他看的,只有一本袖珍版的毛选四卷合订本。

   到1967年5月份了,在北京的河南问题汇报会开了好几次了,周总理问,你们“二七公社”一派的领导干部是谁?怎么还没有来参加汇报?这时,“二七公社”的代表也着急了,让他们在郑州的人赶快想办法。后来,他们“二七公社”的人,终于打听到纪登奎的关押地点,深夜采取行动,把纪登奎抢出来了;而后,又把他送到郑州铁路局,因为怕对立的一派中途拦截,让他装扮成司炉工,钻在火车头里,还用煤把脸抹黑了,送到了北京。

   到了汇报会河南代表团驻地西苑旅社,我父亲才成了支持“二七公社”这一派的“领导干部”。

   不过,若仔细分辩这件事的实际过程,打个不大准确的比方吧,纪登奎成为“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倒是和辛亥革命时黎元洪的情况有点相似:辛亥革命时,黎元洪是武昌起义的官兵从床底下把他拉出来当上了“革命领袖”的,在黎元洪看来,他是大清朝的将领和臣子,他根本没有想到去当而且死活也不愿去当那个该当“灭门之罪”的“乱党”和“草寇”。而文化革命中,纪登奎则是“二七公社”从关押地点把他抢出来、乘火车头送到北京的中央汇报会上,才当上了“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同黎元洪的情况还有点相似的是,在纪登奎当时的观念里,他是正儿八经的“党的领导干部”,恐怕也没有什么兴趣,要支持造反组织,去当他们的“后台”。

   说起来,那个时候,无论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或者在中南局的陶铸和王任重那里,还是河南省委刘建勋和文敏生手下,纪登奎都是相当得宠的“大红人”,又是刚提拔到省委,心劲儿足得很,正在风口浪尖上冲锋陷阵,忙他的“党的工作”。那个时候,纪登奎既没有在党内受排斥、坐冷板凳,也没有受到什么打击迫害,比如被打成“右派”或者“右倾”什么的,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历史恩怨的理由,要起来“支持造反组织”去夺省委领导的权。

   而且,纪登奎作为一个地方干部,当了“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这种事情,那时都是在河南文革问题汇报会上、在党中央的鼻子底下发生的,都是中央知情、认可、甚至“赶鸭子上架”的,并不是他纪登奎“阴谋策划”、“秘密串联”、“煽风点火”,要起来“造反夺权”。

   当时,在北京参加河南文革问题汇报会的,共有三派,一派叫“二七公社”,一派叫“河造总”,一派叫“十大总部”。而实际情况,是“河造总”和“十大总部”联手、共同对抗“二七公社”的格局。

   在北京的河南问题汇报会,开了两个多月,周总理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八次。到1967年7月25日夜,周总理讲话,对河南文革问题表态:

   “二七公社”,被称为“革命群众组织”,这意味着中央支持这一派;

   “河造总”,被称为“犯错误的造反派”,这一派属于“团结对象”;

   “十大总部”,则被称为“保守组织”,周总理还有一句相当严厉的话,“十大总部应当分化瓦解”。

   后来,毛泽东还讲过;“大局已定,二七必胜,河南形势很好嘛。”

   中央在那个时代的这个表态,是一种典型的“左、中、右”的思维模式。在当时,这也是中央处理各省文革问题的方针,在解决河南问题之前,对其他几个省的文革问题,中央都是按照这种模式处理的。

   最终的结果,军区政委何运洪挨了批评,中央批转了河南省军区党委对“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检讨报告;中央决定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刘建勋重新回河南任组长,空降兵15军政委王新担任副组长,我父亲也是副组长。后来成立河南省革命委会时,我父亲是副主任。

   1967年7月底,我父亲回河南时,又成了省革筹的“当权派”。那时,省革筹的所谓工作,就是解决各地、市、县和大型企业的文革问题,主要是收缴武器、拆除工事、制止武斗,让分裂对立、文斗加武斗的两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并按照“三结合”的原则把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总之,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把政权组识起来、建立秩序、恢复生产。

解决这方面问题的办法,是由当时称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省革筹工作组到现场去,当时河南全部十个地市、一百多个县以及大型企业的大多数,都是纪登奎带队去解决的。父亲后来对我说:“在省革筹领导班子开会研究分工时,分给我的任务,是负责专门解决全省各地的‘老、大、难’问题。”说到这里,他笑着摇摇头:“你说说,这领导班子里,哪里有这么分工的?”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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