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重说沈崇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00 次 更新时间:2005-06-22 23:0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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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 (进入专栏)  

  或者,如果你们一定要对美国示威,那么同时也应该对苏联示威。”吴国桢的这种说法使许多学生从感情回到理智上来。吴国桢后来说:“我当场将了他们的军。自然他们决不会听我的,但第二天除了左倾刊物外,所有报纸均全文刊载了我的讲话。反美示威仍然举行了,但秩序良好。” 对于沈崇案中知识分子的表现,吴国桢也谈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对当时知识分子的评价并不是很高。他说:“还有另一件事我想指出来,那就是知识阶层的冷漠。大多数示威与动乱均由学生发动,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学生真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比劳动团体或其它团体有力得多。这有两条理由:一方面因为人口的大部分是文盲,学生们被尊为比较有知识的阶层,另一方面学生们大都年轻,人们对他们的过激行动通常比较宽容。共产党敏锐地领会了这一点。于是就集中力量对学生进行渗透。然而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大学教师们在反共活动中,本应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不幸的是,我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我邀请校长们和许多教授、教师同我吃饭,参加午宴和茶会,敦促他们在对待共产党威胁上要更警惕,更有力量,但一无所获。更使人吃惊的是,尽管大多数校长和许多教授都是国民党员,但他们不愿意出头,即使在那时,按照中国的老传统,对教师的尊重在学生中仍然是一种支配性的情绪,这就尤其令人可悲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是校长和教授们能多帮助我,我们也许会办得更好些。”知识分子的表现为什么这样冷漠呢?吴国祯说:“首先,大学的校长和教师们的待遇太低,他们的生活很困难,特别是因为不断的通货膨胀。这方面我不能帮助他们多少,因为大学都是由中央政府资助的,至于由市政府资助的中小学教师,我则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对那些在高等院校从事教育的教授们,其可叹的生活条件,我只能提请中央政府注意。教师们低于标准的报酬,自然会引起诸多不满。但他们的冷漠还有另一个原因。历来中国的学者们,都反对参与政治,他们感到自己的领域只限于搞学术,别无其它。尽管他们中许多人是国民党员,但却认为反对共产党的渗透并不是他们的责任。此外,他们有希望取得学生欢心的弱点,害怕学生们可能对他们示威,所以尽力与左倾学生友好。”当吴国桢与学生谈话时,他总是力图按以下的方针与他们论争:“如果你们对政治有兴趣,首先得用知识武装自己,努力学习。当你毕业时,若想成为一个革命者,或者甚至当一名共产党人,你们将有充分的时间,为什么眼前要用政治活动来使自己分心呢?”许多学生对这种直接了当的方式是很信服的。“但共产党非常聪明,我很快就查出了他们渗透的办法。他们在每所学校潜伏下少数地下人员,但不会立即组成纯粹的共产党小组,他们从真正赤色的、到带粉红色的、甚至明显中立的分子开始,组织了许多小组。让我们以日本为例,艾森豪威尔总统准备访问日本,但突然出现了强烈的反对,共产党是如何得逞的呢?依我看来,煽动不是从极端赤色小组开始的,倒是肇始于带粉红色的小组,他们对艾森豪威尔即将到来的访问提出疑问,在校园内贴出他们称为的‘墙报’,遣责美帝国主义,并组织起来反对艾森豪威尔来访。然后赤色小组就公开出来支持他们,最后,乃至名义上中立的小组也会受到影响,并赞同这一立场。这样在人们得知之前,罢课与示威就已开始了。”吴国桢说:“我经常走访上海各个大学,看学生团体贴出的墙报,并尽力研究他们提出的各种意见,我把查清谁是那些墙报的起草人当成一件事情,在一般大学里,会遇上四、五十个学生团体,我从未弄清楚他们各自有多少追随者,但我能辨别其不同的政治观点,逐渐我就知道了共产党采用的策略。当共产党确认胜利在望的时候,他们突然间停止了所有的煽动。在大学也一样。没有示威了。”对于沈崇案后发生的学生运动,罗家伦当时也有同吴国桢一样的看法,他在1947年1月2日的日记中说:“今日中大学生等游行,为反对美军二人在北平奸污女生事。此等事本系个人行为,可以军法解决乃强做成国际政治问题,盖与共产党发动之反美运动连成一片也。可叹,可惋惜。”⑨

  

  1946年12月31日《申报》第一版上的文章也认为,“此次不幸事件,为一法律问题,而美军退出中国,则为一政治问题,不可并为一谈。美军对此善后所提解决办法,大概尚好,但应从速解决,绝不可拖,美军不懂得东方道德的特性,所以他们也许还不理解中国人民的愤慨。”

  

  同日《申报》第一版第二张有一篇报道:《北平女生被辱事件》,对于当时学生和知识分子和行为都做了批评。其中有这样的话:“而且亦正足以反示我们对于民主政治的没有训练。”同时还说:“我们引以为憾的就是身为师表的教授们,竟也有不明事理而从事于属外的行动。”对于沈崇案后的学生运动,当时的清华校长梅贻琦认为,看见清华和燕大的同学步行入城,他表示同情和愤慨。当日上午九时,他曾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召集北大各负责人开会,席上表示:清华燕大二校已决定采取不干涉态度。北大各院负责人同声响应。陆代校长志韦表明三点意见:(一)不论何国都不应在华驻军。因为时代已过去,已无必要。(二)此次游行不应是专对美军而发。(三)此系小事,但有大意义,惟不应因此引起其它纠纷。⑩在沈崇案中,真正显示出了知识分子智慧和人格的还应当说是胡适和傅斯年。他们没有无原则认同学生的行为,而对学生有所批评。1947年1月5日,胡适给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和他的朋友王世杰、傅斯年写信,在信中他详细告诉了他们北京发生的沈崇事件,并说:“沈生戚杨君已聘律师,北京大学则请赵凤喈、燕树棠诸君任法律顾问,明午会同检阅案卷。美军方面似亦明了此事严重,故卅日学生游行,美军均闭门不出,美军审判,现尚未定。”同时,胡适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我们今日所作只是充分把全校的法律人才供被害人之用。”11胡适在沈崇案中的行为,后来曾受到过许多批评,主要就是因为他不主张把此事件扩大化,他的认识是,这只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

  

  1947年12月30日下午二时,胡适乘中航机抵平,萧一山往迎,一起返回东厂胡同寓所。胡适对记者称,对此次暴行真相所知不多。他说:“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希望能够早日得到合理合法解决。京沪报纸除文汇、新民所刊者外皆不详,三十日之和平日报登载始略多。这是东方特殊的道德问题,国人当然同具愤慨。学生间的开会游行,亦属理之常情,但不可罢课,希望能即日恢复,免废学业。”记者询以对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之口号有何感想,他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老口号,在这次事件以前就有的,只要美军在中国一天,这口号就存在一天。”他认为前者最好不要与后者发生联系。“美陆战队对这件事的声明,我以为很切实。”12

  

  《观察》周刊第一卷二十一期发表记者文章《抗议美军暴行 北平学生示威记》,其中引胡适的话说:“对于女家,很多的长辈跟我都是熟人,我看她亦如后辈。当然我要负责的,如果她愿意我陪她出庭,我当然愿意的。”同时胡适也指出谣言太多,第一是这女孩子绝对没有离平,第二是绝对没有拘禁,刑词或有强迫她的行为。胡适说:“我每天都与沈小姐及其家属接触,这话绝不可靠。这些不负责任的话,我尤其不愿见之于北大的壁报。”傅斯年也和胡适的看法相同。他曾向联合社记者谈及各校学生游行示威事,认为各校学生误将与政治无关之事件,作为政治事件,此案固属遗憾之至,但纯为法律问题。记者问其对于学生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之见解,傅氏答称:准许美军留华,完全为中国政府之政策问题,学生倘不满此项政策,尽可向政府请愿,十六个月以前,美军曾与中国军队并肩对共同之敌作战。近十个月来,美军且协助中国政府遣送日俘回国,此种任务尚未终了,中国境内尚有大批日兵,迄未解除武装。须知中国现尚有另一大陆国之大批军队,未得中国政府许可而驻扎境内,中国智识阶级对于国际政治应具远大眼光,并须认识中国不能在国际间孤立。13傅斯年这里是指苏联在东北驻兵,他认为如果要反对美国在华驻军,为什么不反对苏联在东北驻军。当时各大学中的有些教授对于学生的行为也有不同看法,当时北京大学法律系的教授燕树棠就对学生的抗暴运动不理解,但他们一般都不愿意得罪学生。

  

  三、沈崇案的时代背景和知识分子的评价?

  

  四十年代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普遍具有左倾倾向,那是一个极端的年代,世界性的左倾思潮对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影响非常强烈。邵燕详曾这样回忆自己当年的选择:“像我这样的年轻学生,主要是从自己所持的是非、善恶这些道义标准决定去取。师友之间的互相影响也会起作用甚至决定的作用。我相与的尽是传统所说的好学生,品学兼优的为多。我们当然看不起带流氓气的、飞扬跋扈的学生。别处我不清楚,偏偏我们学校里,少数三青团分子中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泡MISS’、打群架的一流。基层如此,上层可知。我在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前后,认同‘军队国家化’的同时,认同‘党团退出学校’一说,就缘于这样的感性基础。事实证明,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知识分子,这些口号是得人心的。以周恩来为首的在国统区活动的共产党人,分别在高层的社会贤达(政治界、文教界、工商界人)和基层的学校师生间,所做的宣传和统战工作是成功的。这与他们的人格形象分不开。我之投向共产党,不能说没有一定的理性认识基础,但肯定夹杂了许多纯感性的东西。”14

  

   1948年初,一个远在美国读书的女学生的认识也很有代表性,这个女生名叫杨静远,是当时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杨端六、袁昌英夫妇的女儿。她在和自己恋人的通信中保存了许多史料,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四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信中说:“我们倾向于主张维持现状,因我们正好是现状的受益者。由于害怕失去我们正在享受的特权,我们自然会反对任何可能要求我们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以利于全民的改变。我们也许不愿承认这一点。但这正是存在于我们意识底层的东西,它使我们反对建议中的由国民党、共产党和非党自由派人士组成的联合政府。我们这少数人要不要联合政府,其实无关紧要;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需要它。而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每时每刻都在壮大。反动势力只能推迟它,却绝不能摧毁它。这一天终将到来,中国人民将站立起来,作出自己的决定。华莱士先生是对的,他预见到这个重大事件,对美国人发出警告。联合政府将不是一个一党统治的政府。利昂先生说:‘一个联合政府中只要有了共产党人,那就除共产党人什么都没有’,他这话只不过重复陈腐的歇斯底里里滥调。奇怪的是,他竟把‘恐怖和屠杀’与联合政府相提并论,而他明明知道这些正是国民党政府目前所采用的手段。一个联合政府没有理由停办教会学校和医院。既然联合政府代表了全民的利益,凡是对人民有益的事物都将被接受和欢迎。我们中国人民不要一个共产党专政,正如我们不要一个国民党专政。如果美国政府一意孤行地援助国民党政府来抵拒联合政府,结果必然是现政府被彻底推翻,由共产党专政取而代之,那也同样是不合人意的。我们是一个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民族;我们需要全世界的朋友。我们希望人们理解我们的要求,而不是误解我们的要求。”15当时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最有诱惑力的是关于联合政府的设想,杨静远在她的信中说:“共产党,在他们看来,是人民的发言人,是中国的救星。对于他们大公无私的胸怀,他们是深信不疑的。看着国家现在所受的创伤,他们暗中称快,以为这回教训了国民党了。其实受罪的还是无辜的人民。仁宽明显地偏向他们,当我们在去南岸的路上我问他对最近的局势感想时,他似乎惊奇我这也要问。‘当然同情共产党罗!’他又给我分析,解说是非谁属,但他一点不能解除我心上的疑问。回城时,他和胡谈着一些我听不懂的事,后来胡告诉我那是他们联络同志为将来事业合作。”

  

  对于沈崇案,在当时也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从更为复杂的时代背景上做了分析,这些人多数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就对此事发表过许多评论,《观察》的态度大体上代表了四十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态度。吴世昌在《论美军事件》16中认为“这次因美军暴行而引起的学生运动,除了抗议暴行,要求道歉,惩凶、赔偿保证以外,全国学生第一次喊出美军撤出中国的呼声。也有人要求废止中美商约和中美航空协定,这虽不是全体的意见,但要求美军撤退是一致的。这个运动截至现在为止,中国官方除通令劝止外,尚未有公开指为受中共策动者。平市长何思源对南京中央日报记者称,他自己年事已长,若在青年,也将参加。沪市长称,应付此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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