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文:死刑与宗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4 次 更新时间:2014-02-17 1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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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文  

    

   200多年前,意大利著名刑法学者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废除死刑,进而引发了近代以来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废除死刑的运动。有意思的是,贝卡利亚反对死刑的理由,一方面是由于现代国家的“社会契约说”,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意大利的罗马教会势力非常强,因此,他也以基督教的教义作为前提,并在一开头就说:“请不要认为我有破坏宗教的思想。”[1]这反映出即使是有着巨大理论勇气的启蒙思想家,在面对强大的宗教势力时,也不得不采取一定的写作和表达策略。

   法律与宗教有着复杂而密切的关系。美国法律史学者哈罗德·J.伯尔曼曾经指出:“在所有的文化里,法律与宗教共同具有四种要素: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2]他还指出:“即便是在那些严格区分法律与宗教的社会,它们也是相辅相成的—法律赋予宗教以其社会性,宗教则给予法律以其精神、方向和法律获得尊敬所需要的神圣性。在法律与宗教彼此分离的地方,法律很容易退化成为僵死的法条,宗教则易于变为狂信。”[3]

   宗教的核心问题是“生与死”的问题,[4]这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作为法律现象的死刑与宗教的天然联系:生命与死亡、道德与罪恶,都是它们最关注并且一直试图解决的问题。[5]

   宗教对于公众道德观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尼采所指出的:宗教创始人的真正发明,是找到了一种特定的生活模式及道德习俗,并使之成为准则。[6]而死刑与道德也有着密切关系,美国最高法院前大法官威廉·布伦南(WilliamJ. Brennan)就说过:“从最为本源的角度而言,围绕死刑的所有争辩都是从道德的角度出发的。”[7]

   在不少国家,关于死刑存废的论辩,宗教因素常常成为一个焦点,如美国,围绕死刑进行的种种论争几乎都不可避免地要引入相关的宗教神学或者朴素信仰来作为佐证,[8]赞成废除死刑的基督教徒认为废除死刑是基督教的当务之急,反对者却援引《圣经》来表明死刑是上帝法则运行下的国家权力的正常行使,民众在陈述支持或者反对死刑的理由时也往往援引宗教教义。[9]

   本文试图对宗教与死刑的复杂关系作一考察,特别描述一下作为一支重要社会力量的宗教在现代死刑废除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以期对我国有所启发。

    

   一、宗教与死刑在历史上的复杂关系

   历史上屡有这样的现象:在一种新宗教发展的早期,由于被既有势力视为一种威胁,教徒们常常成为判处死刑的对象;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并为世俗权力所容忍甚至推崇后,宗教又可能反过来迫害异端势力。[10]

   以基督教为例。在罗马,早期的基督教信徒来自各民族,作为一种新的、普世性的宗教,基督教试图征服全世界。因为古人的宗教离不开国度,所以很多人认为,基督信仰可能会威胁国度的基础。又由于基督徒对皇帝崇拜的排斥,人们对他们更怀敌意。此外,种种奇怪的和不利于基督徒的谣言加剧了民众对他们的愤怒和控诉,如不参与皇帝崇拜和无神像的信仰被视为“无神论”,因此被视为一切邪恶的来源;他们的圣餐和弥撒后的聚餐遭受恐怖的丑化,被视为“杀吃婴儿的宴席”,又被误解为进行淫乱的机会:因为他们轻视(罗马)祖国的神明,招致社会的灾难,如流行病、洪水、饥荒、野蛮人的侵略。从罗马皇帝Nero(尼禄)开始,[11]直到3世纪,基督教遭受了多次大的教难。第一个发动了名副其实的基督宗教迫害运动的皇帝是尼禄,这次教难带给罗马世界的影响极大,基督的名字从此被打上了“该杀死者”的烙印。随后,在皇帝Domitianus(图密善)、Trainus(图拉真)及Marcus Aurelius(马可·奥勒留)等在位期间,又爆发了几次大的教难。及至皇帝Decius(德西乌斯)在位的时候,开始了全国性的、系统性的对基督徒的迫害。伴随着这些教难的是大量基督徒的鲜血,基督徒们被逮捕并被残忍地处死,如被钉死、烧死或被野兽猎捕。[12]

   及至中世纪,在基督教被确立为罗马国教,并在西欧巩固势力的同时,死刑又成了基督教排除异己的工具,以其残酷程度及打击面之广而见诸于世。当时欧洲的许多国家都颁布了针对宗教异端分子的死刑。Aragon(阿拉贡)的国王PetrusⅡ(伯多禄/彼得二世)于1197年宣布了很严厉的镇压异端者的敕令,当时已经宣布异端者将受火刑。[13]德国的Fredericus Ⅱ(腓特烈二世)皇帝于1220年发表了一个敕令,规定世俗的力量应该帮助教会控制异端,并在随后的几个法令中规定,异端人士“应该接受的惩罚”是火刑。[14]英国议会于1401年制定了“惩治异端法令”,规定了对异端分子的死刑处罚。[15]此外,法国北部、西班牙等地也采取死刑的措施来对付那些顽固不化的异端人士。[16]教会以宗教的名义对各阶层人民进行残酷迫害的行为也比比皆是:哥白尼、伽利略、薄伽丘等人均因与教会见解不同而遭到残酷的迫害;布鲁诺因维护“日心说”被活活烧死;更有甚者,数百万不幸的妇女被当做女巫烧死。[17]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世纪所见证的是教会近乎狂热地将死刑捧上圣坛,而将其作为铲除异端邪说的主要武器。[18]

   当然,在基督教与死刑的互动过程中,它并不总是扮演消极的角色。例如,中世纪的教会就曾利用“圣殿庇护权”保护过许多重刑犯的生命。所谓“圣殿庇护权”指的是教堂享有保护罪犯的特权。这一特权是从教堂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派生出来的,世俗权力不能在教堂圣地行使。因此不少重刑犯再犯罪后,都会躲入教堂避难,并在规定的避难期限结束前,作出抉择:要么承认所犯罪行,然后被递解出境;要么任凭世俗法庭审判。[19]这一制度无疑为犯有重罪者提供了免于死刑的机会。例如1511年在约克,一名杀人者躲进圣彼得教堂,在教堂庭院避难。事发之后,约克市政府与圣彼得教堂按照司法惯例,在市府官员与教堂教士双方监督之下,杀人者宣誓,然后即刻离境出走海外。[20]又如,据日本学者团藤重光考证,在古罗马共和国的最后100年,实际上废止了死刑。[21]对此,我国学者邱兴隆指出,古罗马共和国的最后100年恰是基督教兴盛的时期,可能这是生命神圣的信仰主义说教影响的结果。[22]他还指出,如果说古罗马共和国最后100年对死刑的实际废除归于基督教生命神圣说的影响只是一种推论的话,那么自16世纪后半期出现的废除死刑的主张源于生命神圣说则是有确切证据的定论,因为自此间开始,基督教信徒们正是高举“生命是上帝所缔造的,除了上帝任何人无权剥夺”的旗帜,在生命神圣的绝对理念下,抨击死刑并对国家的死刑权发难,从而吹响了近代死刑废止论的号角。[23]

   作为对宗教包容度很高的国家,我国的宗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与死刑有着难解难分的联系,历朝历代的死刑政策都多少可以看到宗教渗透的痕迹。例如,汉代著名的“秋冬行刑”制度便是儒学宗教神学化后对死刑制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根据这一制度,为了顺应天道,除谋反大逆“决不待时”以外,一般死刑犯须在万物凋零的秋冬季行刑。这一行刑制度的理论依据便是董仲舒提出的阴阳五行学说与天人感应理论。[24]另外,作为封建帝王常用的“施恩”手段,“大赦”也受到了宗教因素的影响。因为中国古代大赦都及于死刑,因此历史上的“大赦”对于死刑的适用非常重要。[25]帝王发布大赦的原因很多,有改元、立后、建储、大表、定都、克捷、封禅等等。佛教传入中国后,帝王参与佛事活动也成为大赦的原因之一。非常崇尚佛教的梁武帝,就受到佛教的影响多次进行大赦。梁武帝统治期间,48年共大赦37次,其中几次大赦都与佛事活动有关。这几次佛事活动是:受佛戒、舍身、设法会、设无遮大会。[26]这使得很多原本被判死刑的囚犯得以保全性命。

   宗教因素对唐代的死刑政策影响深远,例如,唐高祖武德二年诏:“释典微妙,净业始于慈悲,……自今以后,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及每年十斋日,并不得行刑;所在官司,宜禁屠杀。”[27]这是要求在佛教的“断屠月”与“十斋日”不得行刑,以积阴德。唐律中对此也有规定:“其所犯虽决不待时,若于断屠月及禁杀日而决者,各杖六十。待时而违者,加二等。”[28]唐太宗在将在京死刑的三复奏改为五复奏时,也曾说,“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这与佛教教义“一切宝中,人命第一”是相吻合的。

   唐代还曾先后两度下诏大量削减死刑。其一是“天宝重杖代死刑法”。据《册府》刑法部载:天宝六载“诏曰:联承大道之训,务好生之德,于今约法,已去极刑。义罪执文,犹存旧日,既措而不用亦恶闻其名。自今以后,所断绞、斩刑者宜削此条,仍令法官约近例详定处分”。[29]另据《通监》:“除斩、绞条:上慕好生之名,令应绞、斩者皆重杖流岭南,其实有司率杖杀之。”[30]自此观之,作为死刑的斩与绞曾在天宝六年被明令废除,而代之以重杖。[31]其二是“死罪改流刑法”。据《唐志》载:“元和八年,诏两京、关内、河东、河北、淮南、山南东西道死罪十恶、杀人、铸钱、造印,若强盗持仗劫京兆界中及它盗赃逾三匹者,谕如故。其余死罪皆流天德五城,父祖子孙欲随者,忽禁。”,可见,作为死刑的绞与斩在元和八年被废除而代之以流放。沈家本曾对此评价道:“贞观徒死罪戌西州尚是实边之策,天宝以重仗代极刑而斩绞之名废。元和十恶等项外余悉流天德五城,并重杖亦几废矣。是废死刑之说实胚胎于唐,虽未全废而存者已少矣。今日西国为止死刑之说,学者日扬其波而不能遂废者,气远犹未至也。”[33]邱兴隆教授也认为:唐代的这两次大幅度削减死刑,虽然并未使死刑彻底废除,但既反映了对死刑所持的排斥态度,又导致了死刑的大幅度减少,以至死刑的适用数量微乎其微。[34]确实如此,如“贞观四年,天下断死罪三十九人……二十五年,刑部所断死罪五十八人”。[35]

   几乎与唐代削减死刑同步,日本平安王朝的圣武天皇于神龟二年(公元724年)下诏,停止死刑的适用,将所有死罪降为流罪。此后,至嵯峨天皇时代,一如既往地坚持事实上废除死刑的政策。这一政策为后世各代所沿袭,直至“保元、平治之乱”才得以终止。因此,在日本历史上留下了347年“没有死刑的奇迹”。[36]

   对于上述中国与日本在历史上的几乎同步削、废死刑现象,我国学者邱兴隆认为这“并非偶然,而是共同的宗教理念使然”:在中国的唐代,佛教被奉为国教。佛教的重要戒律之一是忌杀生,而死刑与忌杀生的戒律相抵触。作为削减死刑指导思想的“承大道之训,务好生之德”,应是佛教忌杀生的戒律的折射。而根据日本学者的解释,平安王朝之所以废除死刑,也是因为当时流行佛教。因此,无论是在中国的唐代还是在日本的平安王朝,死刑的削废都与佛教在当时的日本流行甚至被奉为国教,而佛教奉行忌杀生的戒律有关。邱兴隆教授还认为,基于对佛教忌杀生的戒律的信奉而削、废死刑者,远非以中国的唐代与日本的平安王朝为限,同为亚洲国家的锡南(即今斯里兰卡)也曾在独立运动中废除了死刑,而支持这一废除的也正是对佛教的信仰。[37]

    

   二、宗教在死刑问题上留下的歧义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宗教对待死刑的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世俗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即使在同一时期,不同的教派、不同的人也可能对同一宗教教义产生不同的认识,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当有的极端分子把《古兰经》视为其发动圣战甚至是实施恐怖主义的依据时,另外的一些伊斯兰教信徒和领袖却认为:伊斯兰是和平的宗教,没有其它补充条件和解释,和平宗教就是热爱和平,这是全部教义—听从真主命令,维护和平,对人类仁慈,就是好穆斯林。[38]

在佛教方面,台湾星云法师明确主张,废除死刑在佛教因果法则上是无法成立的。如是因招感如是果,造因不受果是不对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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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治研究》201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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