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传统文化与四大名著论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87 次 更新时间:2014-02-16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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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 (进入专栏)  

 

福州大学我这是第三次来了,但来新校区还是第一次。这么美的校园,这么可爱的同学,能和大家一起交流,我心里还是很愉快的。

今天给大家讲的题目叫《传统文化与四大名著论纲》。为什么叫“论纲”?因为要讲的题目非常大,讲十天十夜也讲不完,十年八年也讲不完。有的专家研究《红楼梦》,研究了一辈子,还没有研究完。要在两个小时之内把这个题目讲完,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只能点到为止,不可能展开。但对这次讲课,我还是很当一回事的。今天上午才把稿子写好,是专门为这次讲课而写的。主要的观点,在这以前没有公开发表过,是第一次向福州大学的莘莘学子来谈谈我的一些看法。可能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大家要抱着批判的态度,不要认为我讲的都是对的,很可能有讲错的地方。但我可以保证,这里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自己深思熟虑想出来的,绝对没有炒自己的陈饭,更不是抄袭别人的。

现在言归正传。

晚清以来,许多人说中国文化落后了,于是“西化”成了时髦。整个二十世纪,“西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很多号称“导师”的人,倡导中国人不要读中国书,不要写中国字,不要说中国话。高考3+X,有的地方搞改革,变成2+X,把中国语文给去掉了,而英语却非考不可,据说这是“重大改革”!可以看看有多少“英文缩略语”,什么WTO、GDP,什么CPU、USB等等,说明“西化”到了何等程度!

但事物总是沿着“否定之否定”的线路前进。严重“西化”之后,人们忽然发现:技术越来越精密(如电脑的更新速度多快),精神却越来越空虚;形式越来越多彩,内涵却越来越贫乏(如春节晚会越来越宏丽,声光效果越来越好,内涵却越来越糟糕)。这时候,好多人于是又想起了:“西化”是不是有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是还有好的东西?这就是当今的形势,于是就有了今天所要演讲的题目。

什么是传统文化?有人说,京剧是“国粹”,其实并不确切。京剧形成相当晚,徽班进京,不过两百多年,中间还有不少消极的东西,如《四郎探母》、《二进宫》,就不怎么高明。京剧并不能代表传统文化。在我看来,传统文化的精髓,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以先秦诸子为源头的哲学,以《诗经》、《楚辞》为源头的文学,以《春秋》、《尚书》为源头的史学。这三方面是传统文化精髓的代表。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古代典籍汗牛充栋,且又是用古文写成(“古文”有两层涵义:一是以文言写成,“五四”以后采用白话文,文言文就不学了,导致看不懂“古文”。二是采用繁体字,后来推行简化字,导致不认识繁体字)。这就使得很多青年人、尤其不是文科专业的青年人,很难把握,很难精通。在这种情势下,读一读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也许是不得已的弥补之法。现在好些人很骄傲,说我看过四大名著!不要骄傲,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四大名著是经得住考验的。2010年4月第七次全国阅读调查,结果显示,在我国国民最喜爱的图书中,《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和《西游记》居前四位。四大名著不单好,且是常研常新、常读常新的。因为它们的丰富性、多义性,及由此引发人们进行思辨的潜在能量,是难以穷尽的。我们常讲“中国特色”,什么是“中国特色”?除了其他方面,中国历史上产生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它们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性格,至今还对广大群众发挥陶冶功能,恐怕也得算上一条。中国人为人处世的方法、待人接物的态度,为什么和外国人不一样?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四大名著的影响。耐人寻味的是,四大名著并不是各自孤立的,它和传统文化密切相连,而且它们恰好各自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某一个方面:《三国演义》讲的是国家,《水浒传》讲的是社会,《西游记》讲的是自然,《红楼梦》讲的是家庭——国家、社会、自然、家庭这四个方面。是人类社会最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四大名著分别揭示这四个方面,从而构成一个有机的相辅相成的整体。

下面我想用四句话来概括四部作品,从而试图揭示、阐明传统文化的要义。

 

一、“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

这是《三国演义》最精髓的一句话,是《三国演义》的灵魂与核心。我们知道,《三国演义》写的是东汉末年之事。那时天下大乱,英雄辈出,龙争虎斗。时代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天下(国家)是谁的?谁应作国家的主人?这也是《三国演义》所提出的尖锐的问题。

从正统讲,汉献帝是“天子”(“天子”这个词是中国人发明的,意即天之子。天是最公平、最正直、最大公无私的。皇帝受命于天,作为天的儿子,代天牧民。),但当时的天下已经不是他的了;董卓、袁绍、吕布、曹操、孙权、刘备等等,都想战胜对手,成为天下的主宰。伴随着这种形势,孔明、张松、华歆等人,在不同场合说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的话。这三人的政治身份、态度不尽相同,却都说出同样的见解。这种见解是从《孟子》所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衍化来的,符合传统文化的本义。“尧舜”是圣贤,也是天子,人皆可以称王称帝,便成了举世认同的思想。《三国演义》这种思想是很了不得的,它和陈胜吴广所说“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一样,具有浓厚的民主色彩。

《三国演义》的本意,不在倡导人人都去争天下,而是宣扬“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的观念,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双向选择”,有句话很有名,就是“良禽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亦即臣子选择君主的权利。这种观念是《三国演义》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很大的突破。

可以举几个例子。“贤臣择主而事”的典型是赵云。他原来是袁绍的部下,在“奔走四方,寻主事之”的过程中,虽一郡之人皆愿倾心归附势大力强的袁绍,以为投奔他会有好的前途,而赵云却独回心投奔穷途的公孙瓒,说:“方今天下滔滔,民有倒悬之危,云愿从仁义之主,以安天下。”这是他的第一个选择。后来发觉公孙瓒亦为袁绍等辈,他又毅然弃之投奔了刘备。赵云选择的标准,就是所奉对象是否为明主,是否仁义,能否寄托自己的理想,实践自己的抱负。

再如诸葛亮,是个很有韬略的人。但晋初士大夫“多讥亮托身非所”,甚至说若“委质魏氏,展其器能,诚非陈长文(陈群)、司马仲达(司马懿)所能颉颃”。以诸葛亮之才略,若追求个人功业,委质魏氏,投靠东吴,皆可展其器能;然他方以管仲、乐毅自命,以兴微继绝为己任,在刘备极为困顿的时候,看中他是寄托理想的明主,毅然决然地担当起辅佐的重任。直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反面的典型是田丰。他本是袁绍的谋士,尽心竭力,却为袁绍所忌,终至杀害,临死时讲:“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不识其主而事之者,是无智也;不识嫌疑而进之者,是不明也。”《三国演义》又引用孙盛的话说:“诸侯之臣,义有去就。……诗云:‘逝将去汝,适彼乐土’,言去乱邦,就有道也”。这种“背暗投明”的思想,同正统的“愚忠”相比,无疑是一个大的飞跃。

《三国演义》最推崇刘备,肯定刘备是“有道之君”,是值得为之效忠的“明主”。有道无道,以什么为标准?以对人民大众的态度为标准。刘备固然算个七弯八拐的“皇叔”,但他不是靠皇叔取胜的。他是“贩履织席为业”,早已降落到底层的手工业者,他靠对民众的关切来赢得民众的信赖。“诸葛亮舌战群儒”,陆公纪曾以“汝刘豫州虽中山靖王苗裔,无可稽考,眼见只是织席贩履之庸夫”相讥,诸葛亮坦然答道:“昔汉高祖皇帝,起身乃泗上亭长,宽宏大度,重用文武而开大汉洪基四百馀季。至于吾主,纵非刘氏宗亲,仁慈忠孝,天下共知,胜如曹操万倍,岂以织席贩履为辱乎?汝小儿之见,不足共高士言之”。刘备樊城之败,十几万民众要跟他走,行动迟缓,跑了二十多天,被曹操一日一夜赶上了,连诸葛亮都要他放弃民众,而刘备不肯为之。有个叫习凿齿的历史学家,说:“刘玄德虽颠沛艰险而信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所以,刘备是可成大事之人。

区别“明主”与“暗主”的分水岭,是“义”与“不义”。如董卓,去打黄巾,又怕死,将社赛村民,“引军围住,尽皆杀之,掠其妇女财物,……悬头千馀颗于车下,连轸还都,先报董太尉杀贼,大胜而回。”在董卓无数不义行为中,害民比起篡国来,更为大不义。

吕布生得器宇轩昂,一表非凡,武艺超群,力敌万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凭借天赋的优势,加上有心怀忠义、识见高超的陈宫辅佐,未尝不能一展宏图。然而,吕布却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反复小人。他作为丁原的义儿,支持过他反对董卓,当董卓送上名马金珠后,便翻手之间杀了丁原,转眼又拜董卓为义父了。后来中了王允的连环计,又把董卓杀了。这种毫无气节、纯粹为一己私利驱使,被张飞骂为“三姓家奴”。吕布的不义,品德恶劣,终于使他陷于众叛亲离,殒命白门楼,受到千古读者的唾弃,是十分自然的。

总之,《三国演义》的要义,可归结为对国家的态度。国家是天下人的国家,不属任何具体个人。谁能主宰国家,关键在于对民众的态度如何。关心民众、以仁为本的,就会得到民众的拥护,进而得到天下。反之,则不行。这就是《三国演义》给我们的启示。

 

二、“四海之内皆兄弟”

有关人的本质有很多种定义,马克思曾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说,人不是装在口袋里的马铃薯,必然要产生一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人称为“伦”。“伦”,有辈、类的意思,又有条理、道理的意思,最后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

《水浒传》好讲的东西有很多,长期以来,都说它是歌颂“农民起义”的。而我觉得,《水浒传》的本质是一部社会小说。大家想想,《水浒传》最生动、最重要的情节,如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杨志卖刀杀牛二,宋江怒杀阎婆惜,武松斗杀西门庆,还有林冲的故事,多发生城镇里,如东京、渭州、江州、大名府等,换句话说发生是在市民社会里。列宁说,农民就好像麻袋里的马铃薯。而市民不一样,它有集成的社会关系,要交换、有分工。所以,《水浒传》宣扬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四海”表明社会活动的广泛、社会联系的广泛。而农民背朝黄土脸朝天,不愿意背井离乡,就没有“四海”观念。《水浒传》的精神提倡人与人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碰到了困难,得到了人家的帮助,你说谢谢,他回答不要谢,“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就是中国特色。

《水浒传》的核心就是提倡“义”。这里的“义”包含:处理“义”与“利”的矛盾时,要舍利以取义。即为他人而“仗义疏财”和“见义勇为”。这些都是崇高的美的行为。

比如,宋江为什么叫“及时雨”?因为经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都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受他赍助的有卖糟腌的唐牛儿、卖汤药的王公、流落郓城的阎公阎婆等。还有一条需要注意,宋江的职业是县衙门里的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案子可重可轻,但他并不仗势欺凌百姓,“好行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这就赢得了“上下敬爱,满县人没一个不让他”。宋江还能平等待人,始终如一,“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武松被柴进冷待,宋江却十分敬重他,非怪武松要满口称赞“是大丈夫,有头有尾,有始有终”。

再如,鲁达为什么可爱?他“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虽官居提辖,却没有家庭产业,只是一味见义勇为,抱打不平。他的身份很奇怪,其实是小说创造出来的见义勇为的典型。当鲁达和史进喝酒正在兴头上,被一女子的哭泣搞得很烦,尔后听说金翠莲被郑屠迫害,不仅慷慨赠银,送她父女外出逃生,还三拳打死了这个恶霸。这是《水浒传》最精彩的情节之一。他说:“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鲁达从来不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与金翠莲没有任何关系,总是“没事找事”,解脱平民于危难之中。这种疾恶如仇的刚烈心肠和“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的豪侠气慨,是他赢得人们热爱的根本原因。

《水浒传》的最大亮点是“除暴安良”。中国人绝不是好事之徒,最是安分守己的,非常善良、勤劳、正直。也正因如此,当不平与压迫降临时,当这种压迫到了忍无可忍之时,就不得已被逼上“梁山”。“逼上梁山”四个字千古闪光,赋予了被压迫人民起来反抗、起来斗争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电视剧唱的“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不合《水浒传》本意。“逼上梁山”,一个“逼”字,说明反抗是被动的。这其中的最大体现者是林冲。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一向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当高衙内调戏林冲之妻后,高俅得知不仅不好好管教,居然说:“若为林冲一个人,须送了我孩儿性命,却怎么是好?”毫不顾及林冲是自己的下属,与陆谦等设下毒计,再三要谋害林冲。陆谦卖友求荣,设计让林冲误入白虎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写林冲取出刀来,喝道:“泼贼!我自来又和你无什么冤仇,你如何这等害我!正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这八个字不要轻轻放过。陆谦的卑鄙行径,受到古今读者一致的鄙夷,这就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的深意。现在流行翻案风,把好人说成坏人,坏人说成好人。但没有人会为陆谦翻案。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这种精神值得发扬。因为现在社会上还有弱势群体需要人们挺身而出,“见义勇为”,进行救助;许多公益事业需要人们慷慨解囊,“仗义疏财”,加以支援。总的来讲,建立全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繁荣,是《水浒传》给我们的启迪。

 

三、“四方民物俱昭融”

这句话需要解释一下。“民”,即人。“物”,是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昭融”包含发扬光大,也包含和谐亲密之意。我们知道,人类是生活在大自然环境中的。从本质上讲,《西游记》讲的就是人和大自然的关系。

《西游记》的主体情节是唐僧西行取经,但作者关注的不是佛经本身,而是“取经”的过程。这与许多探宝盗宝故事不一样。玄奘孤征万里,历十七载,经五十馀国,《大唐西域记》写途中艰险道:“山谷高深,峰岩危险,风雪相继,盛夏合冻,积雪弥谷,蹊径难涉”。胡适说,为了表现取经的艰苦,《西游记》采用了“用奇异动人的神话来代替平常的事实”:“沙漠的风沙渐渐的成了黄风大王的怪风和罗刹女的铁扇风了,沙漠里四日五夜的枯焦渐渐的成了周围八百里的火焰山了,烈日炎风的沙河渐渐的又成了八百里‘鹅毛飘不起’的流沙河了”。也就是说,《西游记》着重写的是人在取经过程中如何克服自然界造成的困难。有的困难采用写实的手法加以表达,如无生命的山川河谷,还有由形形色色动物植物化成的妖怪。这里特别要讲一下“妖怪”的问题。过去老说,妖怪是封建迷信的说法,唯心主义。其实,“妖怪”都是大自然的动物或植物幻化而成的。如《西游记》所写的狮子怪、大象精、老鼠精等等,即使是幻化而成的困难的体现。

《西游记》里有个比西方文化还高明的观点。西方文化讲人类要“战胜自然”、“征服自然”,“向自然索取是我们的任务”。但《西游记》并没有“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观念,而是主张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西游记》开卷诗讲述作者的天道观:“自从盘古破鸿濛,开辟从兹清浊辨。覆载群生仰至仁,发明万物皆成善”,就道出了天、地、人的统一,“三才”定位、万物并育的观念。吴承恩有《二郎搜山图歌》,中云:“我闻古圣开鸿濛,命官绝地天之通。轩辕铸镜禹铸鼎,四方民物俱昭融”,揭示了人类与“群怪”之间的关系。无论是黄帝铸镜,还是夏禹铸鼎,都是为了识别自然界的异物,以保障人类的安全和利益;对“有害”的妖物,要注意避开,甚至要予以斩除;但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前提,绝对不能将“怪物”一概斩尽杀绝。最理想的境界是“四方民物俱昭融”,人和物各得其所、互不相扰。这种精神,在《西游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妥善处理人与大自然的相互关系,是《西游记》的核心主题。小说既写到了优美的山水胜景,如“一派白虹起,千寻雪浪飞”的水帘洞,“金光万道,瑞气千条”的五台山,“岩前草秀,岭上梅香”的万寿山,皆是婀娜多姿,充满生机,是人和生物栖息繁衍的最佳场所;同时,又写到了许多恶山恶水,如“八里火焰,四周寸草不生,若过得此山,就是铜脑盖、铁身躯,也要化成汁”的火焰山,“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沉底”的流沙河,则是大自然对于人类、同时也是对于一切生物生存空间的限制和留难。还有那“夹道柔烟乱,漫山翠盖张,密密槎槎初发叶,攀攀扯扯正芬芳,遥望不知何所尽,近观一似绿云茫”的荆棘岭,从自然生态的角度看,本来是堪称优美的,但“荆棘蓬攀八里里”的过分繁茂,使得只有蛇虫可伏地而行,对于人则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于是就转化为一种“有害”的存在。这种关于自然环境“优”、“劣”判断的相对性,在稀柿衕问题上表现得最为典型。柿子是极好的果品,八百里满山尽挂金色的柿果,亦可算得上是极好的景致,但听凭柿树自生自长,不加管理,熟烂了的柿子无人采摘,落在地上任其堆积腐烂,遂成了环境污染之源,便朝着反面转化了。

《西游记》主张顺应自然,但不赞成放弃对于自然的必要干预。小说中的取经之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条在广阔的范围内巡视督察自然界生态平衡之路,而孙悟空所担负的则是改造恶劣环境的责任。他盗得芭蕉扇,行近火焰山,“尽气力挥了一扇,那火焰山平平息焰,寂寂除光;喜喜欢欢又扇一扇,只闻得习习潇潇,清风微动;第三扇,满天云漠漠,细雨落霏霏”,改善了八百里的生存环境,使万物得以自由滋长,“地方依时收种,得安生也”。他又使猪八戒拱开稀柿衕,“千年稀柿今朝净,七绝胡衕此日开”,都属于这种性质。《西游记》还认为,这种干预是应该有个限度的,并且应当采取正确的方法。面对八里荆棘岭的拦阻,沙僧提出用“学烧荒”的方法,一把火将它烧了,便遭到了务过农的猪八戒的反对:“烧荒的须在十来月,草蓑木枯,方好引火,如今正是蕃盛之时,怎好烧得!”

构成大自然的,除了崇山峻岭、大江深渊等地理环境,还有那由形形色色的动植物组成的地球居民群体。如何处理人与万物的关系,同样是神怪小说关怀的主题。张载《西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也与。”他认为,人类应当以天地之体为体,以天地之性为性,人既然是天地的子女,就应该将世上的万民看作自己的同胞兄弟,将世上的万物都看作是人类的朋友。人与万物相比,有许多长处:人有意志,万物则大多没有明晰的意志;人能言,万物则大多不能以确定的音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因此,在处理与万物的关系的时候,人相对来说是处于主动的和支配的地位的,正因为如此,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理所当然应该充当万物的代言人,去关心它们的利益。《西游记》在处理人与异物的关系时,正是遵循这种精神行事的。如观音往擒红孩儿,事先嘱咐土地山神把这团围打扫干净,要三百里远近不许一个生灵在地,孙悟空暗中赞叹道:“果然是个大慈大悲的菩萨!若老孙有此法力,将瓶儿望山一倒,管甚么禽兽蛇虫!”这种自责精神,就孙悟空而论,是难能可贵的。这就让我联想到,关云长水淹七军,白娘子水漫金山,现代的花园口决堤。应该学学《西游记》这种与自然和谐相处之精神,其中大有深意。对大自然要有爱护的态度。

当然,大自然的万物亦有其“正”、“邪”、“善”、“恶”的区别,如果不加区分,不加控制,任凭生物种群自然生长,任凭“邪”、“恶”的势力泛滥滋长,其结果是不堪收拾的。孙悟空一路上剿除妖怪,既是为了扫除前进的障碍,又是为了拯救更多的生灵。如红孩儿盘踞在号山的火云洞,众山神都被弄得一个个衣不充身,食不充口,齐向孙悟空呼吁:“万望大圣为我等剿除此怪,拯救山上生灵。”他在通天河除金鱼怪,为的是救陈家二童性命,“从此根除,永无伤害”。值得注意的是,《西游记》对妖怪的处置之法,不赞成将妖怪斩尽杀绝,而要给它们以生路,准许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实际上是承认一切生物都享有生存权利,表现了一种通达的精神。现在讲环境文学。生命文学,早在《西游记》就有了。只有那万劫不复的白骨精之类,才是要坚决予以消灭的。

 

四、“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有关《红楼梦》的解读,分歧很大。有说政治小说、社会小说、家庭小说、爱情小说,甚至有说是宫廷秘史。莫衷一是。我觉得,作为一般的读者,我们只要就《红楼梦》文本本身去欣赏它,不要管什么宫廷秘史。这种说法既无意思,又无根据。

《红楼梦》讲的是家庭问题。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古人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古人对夫妇这一伦是特别看重的。孔子编《诗经》,第一首《关雎》,就是讲的男女关系。夫妇组成了家庭,成了社会的基础。这个问题,从古到今,从现在到未来,概莫例外。有人鼓吹要摧毁家庭,这是空想。家庭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夫妇应该如何组成家庭?这是社会学上的绝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乃在是否以爱情为基础。马克思说过,“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爱情是不存在任何附加条件的。《红楼梦》写了贾府这样的大家庭,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悲剧,始终居于小说的中心,它的历史地位和独特价值,体现在为爱情主题增添了新的色彩,灌注了新的灵魂。

从进化的角度讲,异性的相吸到最后的结合,最终是为了种族的繁衍;择偶的标准,有利于种族群体的优化,就是好的。试看自然界各种动物,不论飞禽、走兽、昆虫,莫不以“力”和“美”为争取异性的主要手段。惟独人这种社会动物,号称高等动物,人何尝不知道“力”和“美”,却有了另外添加出来的“势”和“利”的标准,这两个标准却是低等动物所没有的。对于门第与金钱的要求,在很多场合下却成了决定的因素,于是出现了许多悲剧。对后代的繁衍,肯定是不利的。有鉴于这个情形,中国的文学却不曾袖手旁观。常有人问我,文学有什么用。我说,没有文学、没有《红楼梦》,你可以照常吃饭、睡觉;但文学却有“无用之用”。看过文学的人,有高度文学修养的人看待问题,就与没有文学修养的人大不一样。还有一条,文学讲的是“美”,是“正义”,是“善”。在历史长河中,在社会现实中,不公平之事太多,好人不得好报,坏人嚣张跋扈,好像做好人不如做坏人。但是文学不一样,历史也不一样,必须把好人写下来,把坏人写下来。“春秋笔法”,孔子说:“笔则笔,削则削”,“而后乱臣贼子惧”。秦桧害死了岳飞,但没有人因为我是秦桧而骄傲。所以,文学与历史学就是弘扬正义的,就是给人以正义的、信念的力量。一个民族有希望,就是因为有文学,有历史。现在回到文学来。针对择偶标准的“势”和“利”,中国文学创造了一种“才子佳人”模式。从“凤求凰”的司马相如、卓文君到“待月西厢下”的张君瑞、崔莺莺,“才子佳人”的标准在“才”、“貌”。貌,是外在的美;才,才是内在的美:内美与外美结合,方构成完美的境界。这是对于传统的“势”、“利”观的抵制、否定和抗争。“才子佳人”久演不衰,道理就在这里。

但是,这种模式亦有局限性。它所标榜的“才”,无非是吟诗作对,《苏小妹三难新郎》,“闭门推出窗前月,投石冲开水底天”。“才”的内涵的褊狭性,反映了才子佳人爱情观的局限。最大问题是,一对男女似乎只要诗才高妙,人物出众,就一定会成就美满的姻缘,这就未免把爱情看得太简单了。

所以,《红楼梦》提出了新的问题。大观园中有许多美好的女子,宝玉似乎也有些泛爱主义,“见一个爱一个”。但他是有选择的。他是在考察。第九十一回写黛玉问宝玉:“宝姐姐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不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前儿和你好,如今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今儿和你好,后来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不和他好他偏要和你好你怎么样?”宝玉呆了半晌,忽然大笑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弱水”是古代传说中的河流,“弱水三千”指水量很大。这种观点,在《诗经·出其东门》就有体现,云:“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林黛玉、薛宝钗都是佳人,她们的诗才连贾宝玉也自愧弗如;相比起来,林黛玉的毛病比薛宝钗多,“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善疑和多病,是她两大致命弱点。但宝玉“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以自己的忠贞和专一,还是决定选择林黛玉。忠贞和专一,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过去认为是太封建了,太保守了,其实是非常高尚的,值得推崇的。宝玉最终选择黛玉,是因为两人志同道合。宝黛爱情之所以具有永久的魅力,是因为建立在共同志趣亦即对人生道路的抉择的基础之上的。《红楼梦》在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志”的问题。从“才”、“貌”两端,发展到“志”,强调志同道合,是《红楼梦》的贡献。请千万相信我的话,你将会受用无穷。

当然,什么是“志”?古今中外的理解都有不同。一百年前,中国有个伟大的女性秋瑾,在1907年创办《中国女报》,提出妇女在政治解放的同时,要实现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她在《敬告姊妹们》中说:“我们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是常常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试问诸位姊妹,为人一世,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一百年前的女子,爱取名“竞雄”、“赛雄”,客气一点至少是“亚雄”,她们要主宰自己的命运;秋瑾写了《勉女权歌》:“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这是一百年前秋瑾的声音,喊出了时代最强烈的声音。

不想,百年之后的《中国女报》,却在介绍女子如何拼命地打扮自己,推销自己。我感慨:从前是“足儿缠得小小的”,现在是“脚趾涂得花花的”,从前是“头儿梳得光光的”,现在是“头发染得黄黄的”。过去的喜儿,宁愿变成白毛女也不愿受黄世仁的凌辱;如今的喜儿,却排着队等候黄世仁一轮一轮的相亲考核。过去宰相女儿王宝钏相中的薛平贵,是个叫花子,因为她看准薛平贵是个人才;比起贪图大款的财富而从此唱不成《春天的故事》的歌星,不知要高明多少倍。这一百年来,回到我前面所讲的,是技术越来越精密,精神却越来越空虚;形式越来越多彩,内涵却越来越贫乏。这个问题相当严重。我们老了,只能发发牢骚,说说而已。今天讲这些话,一方面是我研究四部小说和中国文化的粗浅心得,同时给大家一点善意的提示。不知道对不对。下面我愿意回答大家的问题。耽误大家这么时间,十分抱歉。

 

问与答

A:刘备与曹操,您更欣赏谁?

答:这个问题,既容易回答,也很难回答。因为“欣赏”的概念就很宽泛。一个是《三国演义》小说里的刘备与曹操,一个是历史上的刘备与曹操。文学的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你说欣赏刘备可以得一百分,说欣赏曹操也可以得一百分。但是,在《三国演义》最大的分歧是两句话:曹操讲“宁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曹操因多疑而杀了吕伯奢家人,后来发现错了,还将吕伯奢也杀了,斩草除根。这个观念,是极端自私的。而刘备带了十几万人,跑了二十多天,也不肯将人民抛弃。所以,让我选择的话,我投刘备一票。极端自私的人靠得住吗?会为人民造福吗?至于魄力、才华,那是另外一回事。

A:历史上的刘备并没有像小说中写的那样,是嫉妒性很强的人。如果撇开个人层面,把他们放在当今社会,您说他们谁更适合当领导人?

答:那是另外一回事。这里的“适合”,又是很主观的问题。按道理,管理国家的人,应该是最有道德的、具有最高水平的人。但恰好不是这样。上去的人,是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上去的,这就不能说我认为应该谁就是谁。这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

A:我觉得曹操是个比较有雄心大志的人,相较刘备而言,很有魄力。我觉得曹操在大事上比刘备更胜一筹。如果一个是第一,一个是第二。曹操做主席,刘备作总理,这样的搭配不是很好?

答:你这是很善良的愿望,但历史不望善良的愿望来。

B:像“四大名著”这样的小说作者,对当下的一些小说家而言,创作的利与弊分别在那里?另外,“四大名著”的成功之处,对当下的小说创作,那些地方值得借鉴?

答:这个问题更难回答,因为我不是小说家。但我可以作这么一个揣测,一是,现在的文学已经被边缘化。过去的文学是核心,比如当时出了一部《铁道游击队》、出了一部《红岩》、出了一部《欧阳海之歌》等,全民捧读,给了我们很大的动力。而现在的文学被边缘化了。二是,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变弱了。现在把文学变为消费,消费文学、列车文学、厕所文学,以“消费”为主,很少有社会责任感,很少能引起别人的感动。“四大名著”能成功,因为它们抓住了这四个核心,这是最宝贵的。而现在的小说,与此离得很远,好些是痞子文学,写好以后,注定它要灭亡。这与现在的整个文化氛围很有关系。我不抱乐观态度。

C:假如“四大名著”在今问世的话,它们有没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答:“诺贝尔文学奖”又是一个“西化”的标志。我从来不觉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了不得。特别是“诺贝尔文学奖”,就更没有什么了不得。因为要获得此奖,要首先把它翻译成英文,才能被看懂。看不懂中文的人,怎么能知道中文的价值呢!“诺贝尔文学奖”与“奥林匹克”还不一样。中国人应淡化“诺贝尔文学奖”的意识。不知道这样的回答对不对?

D:我想问下“四大名著”作者的情况。四大名著是时代的产物,《红楼梦》没有曹雪芹,是不是会有另外的人写出来?

答:中国的文人有一种责任感,杜甫曾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他认为“文章”是“不朽之大业”,他写文章是有责任感的。不像现在人写文章,为了评职称、为了得奖,他没有功利性。还有一条,若果不是曹雪芹写《红楼梦》,我敢断定没有第二个《红楼梦》。因为它不是一般的历史记录,历史记录很简单,但文学是创造的,是心灵的结晶,没有曹雪芹大手笔,不可能写出《红楼梦》来的。《水浒传》尽管经过长期的民间传说、“说书”的阶段,但是如果没有施耐庵,《水浒传》不可能千古不朽。我们知道,杨家将的故事,岳飞的故事,同样在民间有广泛的传说,亦有说书人在讲。但是,“杨家将”和“说岳”就不如《水浒传》写的好。因为《水浒传》有施耐庵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大手笔”。所以,“大手笔”是不能取代的。

E:文学研究的价值是什么?该怎么研究文学?

答:文学研究有两种情况:包括文献的研究和文本的研究。文献研究又包括作家的研究和版本的研究。作家研究就有对错之分,比如《金瓶梅》是兰陵笑笑生写的,但兰陵笑笑生到底是谁,现在有56个答案,有说是屠隆、徐渭、王世贞,等等。不可能56个人同时写《金瓶梅》吧?只有一人能写,至于谁对谁错,仍然没有证据,至少没有确凿的证据。文献的考证,有对有错。符合事实的就对,不符合事实的就是错的。至于文本的研究,就没有标准答案。文本研究包括主题思想的认识,就是价值的认识。所谓价值,就是它满足愿意的程度。这部作品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说:“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即是说不同的人的接受不一样。刚才讲的薛宝钗与林黛玉、刘备与曹操等问题,写论文没有好坏之分,只要言之成理,至少能自圆其说,不要自己前后矛盾。这是我对文学研究的基本态度。

F:您觉得长久的爱情可能存在吗?

答:这个问题,我可以很坦率地回答你,我认为爱情可以维持很长。责任感也可以维持得很长。关键在于结合的基础,如果基础牢固,我相信会维持得很长的。否则,就会很脆弱。脆弱不脆弱,不在于爱情本身是注定会脆弱的,而在于你的“志”与“道”是不是深厚、完全一致。夫妻之间发生矛盾,往往是因为取舍不一样。有的要这样,有的要那样,就发生了冲突。如果两人的志趣一样,不管是困难的时候还是顺利的时候,它都不会变。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我相信有恒久的爱情,有牢固的爱情。

G:我个人在阅读《红楼梦》过程中,觉得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完全不一样。您是怎么看待高鹗续写后四十回这事的?

答:这位同学问得非常内行。这个问题是“红学”研究非常大的问题,也就是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关系问题。《红楼梦》最早的版本是1791年,是程伟元、高鹗第一次排印出来的活字本,是一百二十回一起推出来的。两百多年来,人们看到的《红楼梦》,都是一百二十回本。到了1921年,胡适写《红楼梦考证》,提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他考证下来,曹雪芹只了一个中举人,没有中得进士。而后四十回是写贾宝玉中进士的,他想不对,就说《红楼梦》的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写的,是高鹗续的。我告诉你,高鹗续后四十回,没有任何文献的依据。由于以前上课,老师也讲“高鹗续”,包括出版社的书都是写“曹雪芹著、高鹗续”,于是就产生一种心里障碍。但是我觉得《红楼梦》是一百二十回,是个统一的整体,而且后四十回非常重要。我们都看过电视剧、舞台剧,大家想想,《红楼梦》最叫大家感动的是什么故事?“林黛玉焚稿断痴情”,黛玉之死,最后说:“宝玉,你好……”,语意未尽,让你去填,是“宝玉,你好坏”,是“宝玉,你好糊涂”,还是“宝玉,你好好保重”……。如果没有后面的故事,没有“苦绛珠魂归离恨天”、“冻神瑛泪洒相思地”,《红楼梦》就会没人看,前面不断的喝酒、做诗,有多少意味?它的主题思想、情节高潮主要体现在后四十回。因此,我认为《红楼梦》是一百二十回的整体。没有后四十回,就没有《红楼梦》,就不可能流传。

G:《水浒传》大家会想到“官逼民反”等字样,可是有很多英雄是被宋江他们逼上梁山的,您是怎么看?第二个问题,您是如何看待接受“招安”而导致杀身之祸这个悲剧?

答:这个问题说明你对《水浒》花过功夫,读过《水浒》,还经过认真思考,才能提出这个问题来。刚才我讲,《水浒》是多义的,有多义性、丰富性。它可以提供无穷无尽的思辨。你刚才所讲的几个思辨,是题中应有之义。《水浒》的逼上梁山,主要体现在林冲。而林冲的故事是《水浒》的主体故事之一。至于其他一些人,情况都不一样。比如卢俊义,是被设计的。它之说以成功,是家里出的“内鬼”,那个李固忘恩负义,把卢俊义出卖了。这样才使吴用的计策才能实现。而宋江作为一个武装集团,为了扩充自己的力量,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当然,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范畴的问题。至于“招安”的问题更复杂。“逼上梁山”是第一步,我曾经讲过这样的话,“逼上梁山”“官逼民反”,那个行为是正确的,可以理解的;但是,并表示被逼上梁山的所有人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对的。很多人造反后,不去做好事,比如方腊、王庆、田虎。还有,上梁山以后,一辈子占山为王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必定面临这样几个前途:被官兵剿灭,受官府招安。只有两种可能。宋江之所以被肯定,是因为当时辽国入侵,有个民族矛盾,所以他就想办法接受招安去征辽,带有“保境安民”之意,未尝不是一个出路。至于对不对,怎么评价,那是另外一回事。“招安”的合理性就在这里。

H:你是如何看待现在社会的“开放”问题?

答:我是很忧虑的。开放也未尝不可,。但是我们应该引进外国的好东西。而引进坏东西、丢掉好东西,这显然是错的。比如,对女性态度而言。中国喜欢“包”,包得紧紧的;外国人喜欢“露”,露越多越好。中国人认为女子是男子的私有财产,不能和被人分享,所以把它保护好。外国人认为女子是商品,自己要把自己卖个高价。这很可悲的。我认为这比中国的保守,更可怕。女性,千万不要把自己当作商品。王宝钏之说以可贵,因为中国人认为“嫌贫爱富”是最大的毛病。“傍大款”绝对不是件值得提倡的事。至于该怎么办,我现在也老了,七十岁了,有什么办法?话也讲过了,还要靠你们年轻一代去鉴别是非。因为你们决定着社会的走向。

I:您是如何看待像“百家讲坛”这样的事情?

答:我对“百家讲坛”,对“中央电视台”,整个来讲,是很失望的。我是搞古代文学的,每天晚上中央台那电视剧我一定要看,因为我要知道主旋律、时代的节奏,时代的脉搏,不至于与时代隔阂。但现在越看越叫我丧气。把文化当作一种消费、当作一种娱乐。开始讲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后来就改革了,说“寓教于乐”;而现在教也不要了,纯粹就是乐。我这里还要贡献一个观点,过去批判“无害有益论”。我想写篇文章,叫“无益有害论”。现在是技术控制着我们。比如大家有MP3,所有人都在听,它的音乐就让所有人不断地沉醉,歌词不断翻新,你的时间就花在这上面,就没有时间看书。这就是“无益”,这就是“有害”!我们过去讲“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我们那么多的青年人跟着歌星在那哗哗地喊,“我想你呀”,这不是浪费时间嘛!你回去看看你的书不是很好吗?我在师大教中文的。我那个学生要写《三国演义》,我说你看过文本没,他说我看过连环画的。你中文系的学生,《三国演义》文本都不去看,你还研究什么呢?他没有时间啊,从小就没有看书的习惯,进大学了,要去KTV,去看演唱会。去给歌星捧场,你有时间看书吗?所以,“无益”就是“有害”!你要把时间都用在“刀口上”,多看看书。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就是讲故事,“逗乐”!讲些很粗浅的东西,特别喜欢讲阴谋诡计。要知道,中国的文化绝对不是靠阴谋诡计,“三十六计”绝不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不是典范。所以,那是误导,最好不要看,没有看头。好的不看,你看那坏的干什么?

J: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应该用“阳光”、“热烈”来形容,《红楼梦》的爱情悲剧,您觉得适合我们看吗?

答:悲剧是最震撼人心的。爱情故事为什么值得看?我讲个秘密给你听。两性的结合,只要是一男一女都可以结合,这里面有无数的排列组合,不同的年龄、身份、财产、家史等等,它都可以无数的排列组合。八十岁的老翁,可以与十八岁的女子结合。这里有一万个可能性,但你只能选择一次;你选择以后,好,坏,只有你知道。有人说“试婚”,我说,“婚”是不能试的。那是外国人骗人的一套。爱情故事、爱情小说,就是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参考。我可以讲个故事给各位听听。对我人生观影响最深的是苏联影片《春寒》,讲一个地主庄园中,有两个长工,感情非常深。男的很帅很能干,女的也很漂亮很勤劳。突然有一天,女的觉得两个人好是好,但男的实在太穷了,穷得连一张床都没有。这女的就想,这还怎么过日子呢?这时候,那个地主,老头子说:你嫁给我吧,你看我能活几年呢?我又没有孩子,我死了以后,不都是你的了?她一想,觉得有道理,就和那小伙子商量:地主向我求婚,我是不是先嫁给他,等他死后你再回来?小伙子一听,大怒,拂袖而去,就出走了。女的嫁给地主,就成了地主婆,管家,帮地主操持家务,清早起来赶长工起床,监督长工劳动。第二年,生了个小孩子,第三年,地主死了,她就更变成了女地主。有一天,她坐着船,带着小男孩在船上玩,小孩子扑通掉到水里去了。女的就呼叫,这时候有个小伙子跳下水救了这个男孩。原来这小伙子就是那男的,他回来了。女的就说,我等你好久了,地主死了,我们赶快结婚吧!男的根本不理他。这女的很痛苦,想,是不是嫌弃我有孩子?就把孩子带到深山雪地里,自己跑回来了。就跟那男的说,孩子没有了,孩子没有了。那男的说,这就更可以看到你人格的卑鄙,就更不要那女的。女的就绝望了,从悬崖跳下去。头巾在空中飘,飘,……这就是《春寒》。这则故事给我很大的震撼、很深的启迪——对我们而言,感情是最重要的,财富的考虑不能掺杂在里面,这是注定没有好结果的。所以,喜剧要看,悲剧更要看。因为悲剧能够给予你震撼的力量,让你知道不应该这样做。

K:您刚刚说到现在逐渐形式化,内涵却越来越贫乏。那请问您在这样的社会,有没可能出现像“四大名著”这样的作品?

答:我想应该是有可能的。中国那么多人,总有“有识之士”!中国的人才太多了。这里在座的,就有很多人才。我曾经说过:年纪大的权威,我敢于藐视,因为你就那么一点能耐了,已发挥得差不多了。但是对年轻人,绝对不能小瞧,这里面大有人才,各种各样的人才;过了十年、二十年,他很可能就很了不得!在年轻人面前,绝对不要把话讲满。因此,我觉得中国的前途是有希望的。因为中国有那么雄厚的传统文化,有那么多的人才资源。“有识之士”是一定会有的,未来的“四大名著”,我认为是可能产生的。

(《水浒争鸣》第十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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