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俄国为什么能够发生革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65 次 更新时间:2014-02-02 09: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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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 (进入专栏)  

    

   长期以来围绕“俄国为什么能够发生革命”这个老话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俄国革命当然不是一夜成熟的,它是一系列社会发展条件与人为因素的综合结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先投入战斗,然后再看分晓”

   第一,列宁创造了与马克思不同的革命前提。马恩认为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需要高度的文明,这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层次的前提,而列宁把这个逻辑顺序倒过来了,称马克思说的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丝毫不排斥在发展的形式和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俄国就不是像经典马克思主义那样,先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建立起物质基础,然后使上层建筑与之适应,而是恰恰相反,先用革命手段取得政权,然后发展经济赶上别国。这个在理论上叫“逆向操作”。列宁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新的文明呢?”但是后来列宁在1918年5月承认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物资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从这一级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从物资、经济、生产意义上来讲,我们还没有走上社会主义的‘入口’”。普列汉诺夫在1918年写的《在祖国的一年》一文中说,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内容纳不下现代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时,资本主义一定要把自己的位置让位给社会主义,但是对俄国来说则是遥远的事。这头一句话就是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抄下来的,换作普列汉诺夫通俗的语言说,就是“在俄国磨成社会主义面粉的小麦还没有长出来”。列宁明白俄国革命不具备客观物质前提,但是这并不重要,此时列宁最爱用的是拿破仑的一句话:“先投入战斗,然后再看分晓”,有整个欧洲无产阶级作为后盾,不用发愁革命先天因素的不足。

    

   最大的特点是集中

   第二,俄国革命与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论述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没有关系,俄国是后发资本主义国家,1861年刚刚起步,进入20世纪还在慢慢爬坡,仍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所有的工业指标都远远落后于西欧诸国,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和资产阶级的突出地位还没有显现出来,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缠绕在其中,1900年俄国的工业生产只占全世界工业产值的5%,和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不沾边,与最后的、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更不靠谱,资本主义在俄国尚未结出文明之果,这时的俄国与其说是受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之苦,不如说是受资本主义不发达之苦。1909年俄国的煤产量只与比利时持平,1913年的生铁产量只是美国的1/7、德国的1/4。当时产业工人只有300万,占总人口2-3%,但是最大的特点是很集中,绝大部分在彼得格勒、乌拉尔、中部工业区,彼得格勒有40万人,占12%,60%是集中在500人以上的企业,1000人以上的企业集中了工人总数的47.6%,千人以上的比例是德国的两倍,达到了世界上最先进资本主义工业的集中程度。这种集中化程度导致了它集体行动能力强,组织程度高,也就是苏联史家所说的“发动革命比较容易”,能够起到革命起点上的“先锋队和决定性”作用。有些人说俄国工人有700万,那是加上了400万分散在农村的家庭手工业者,这类人应该归于农民,因为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份地的农业收入。

    

   “是把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

   第三,俄国革命是欧洲革命的冲锋号。它被看作是掀起欧洲革命的先导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只要俄国发生了革命,整个欧洲都会很快行动起来,只要俄国首先在资本主义链条上打开缺口,不愁欧洲无产阶级的整个方阵不会跟上,当时发动的俄国革命“是把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页)。谁也没有想到革命后的苏俄会孤立地存活。1917年8月的布尔什维克第六次党代会上的宣言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海燕已经在全球飞翔”。在这次会议上布哈林说:“我们将以整个无产阶级利益的名义进行一场神圣的战争,我们将通过这种革命战争来点燃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烽火。”他还说,在1905年革命中,俄国无产阶级以民主的名义同农民并肩前进,在1917年革命中俄国无产阶级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同欧洲工人并肩前进。关于对欧洲革命的幻想,发动俄国革命时列宁多次重复过这一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性和必然性是不容置疑的。”“我们一旦发起行动,就能得到欧洲全体无产阶级的支持。”十月革命以后列宁要求苏维埃政府准备帮助德国无产阶级起义。他说“没有德国革命我们就灭亡了,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列宁选集》第3卷,第462页)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武装起义也是基于这一点,季诺维耶夫说:“我们没有权利把我们所有的牌都押在这种可能性的机会上。”他们论证说,欧洲革命不可能,俄国的社会主义政府就不可能幸存,它由于孤立无援而不得不采取非社会主义的形式,与其那时候退下来那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武装夺权。

   在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俄共(布)一直都没有放弃世界革命的想法,共产国际就是以这个思路为目标的。在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时的宣言上写着:“只要我们没有建立全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联邦,我们革命的无产阶级就不会刀剑入鞘,共产国际是无产阶级起义的党。”共产国际以后“世界革命”广为流传,在第三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上,所有发言人的结束语都是高呼:“世界革命万岁!”筹备世界革命是共产国际的首要任务,为此布哈林提出过“红色干涉”的口号,他同意托洛茨基的理论,社会主义政权要在俄国站得住脚,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是必不可少的。1920年德国军人在柏林暴动,列宁认为这是十月革命即将在德国上演的序幕,他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宣告:“我们同德国的苏维埃政府一道前进的日子为时不远了”。苏波战争就是在“全世界内战”的思路下进行的,列宁主张攻打波兰,以便穿过波兰去帮助德国,以为波兰的无产阶级会像迎接亲人一样欢迎苏俄红军,但图哈切夫斯基的15万大军不仅没有受到波兰工人的响应,反遭到了同是社会民主党的毕苏斯基领导的波兰军队的重创。1919年匈牙利共和国失败以后,工人阶级在德国、意大利革命夭折,托洛茨基还制定了一个出兵印度的计划,这时弥漫着的是革命浪漫主义,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起着重要作用。1921年以后世界革命的希望渺茫,“一国社会主义”才开始占上风。

    

   没有1905年革命,就没有十月革命

   第四,1905年革命是1917年革命的总预演。20世纪初俄国在农奴制改革以后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宗法式的农村公社与市场机制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当时俄国先后有两个总理大臣:维特与斯托雷平。荷兰血统的自由派贵族维特(1849-1915)主张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配套,他从1903年开始修改农民立法,1904年起着手俄国宪政改革问题,他认为沙皇应当与自由派结成联盟使俄国从专制君主制向立宪过渡。斯托雷平(1862-1911)则主张用警察方式以铁腕解决农民问题,在保证权贵的情况下先搞经济改革,他的典型语言是“哪里富足了,哪里就会有文明和真正的自由”。日俄战争失败,国内的革命情绪大涨,维特忙于日俄和约在国外奔走,国内的保守派一度得势,维特被官僚贵族阶级认为太“左”于1906年被迫辞职,斯托雷平继任内务大臣。

   1905年和平请愿造成的“1月9日流血星期日”事件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影响,使沙皇的威信扫地。以前俄国是传统的皇权主义国家,沙皇一直是慈父的形象,强调“抑强扶弱”,以弱者的沙皇、老百姓的沙皇而著称。“流血星期日”打破了人们对沙皇的幻想。为了调查1月9日事件,沙皇命令由参议员希德洛夫斯基组成一个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要求工人选出代表协助工作。调查委员会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律师诺萨尔·赫鲁斯塔廖夫,他提出借用“苏维埃”这个古老词汇命名调查委员会。“苏维埃(совет)”一词是一个古俄语,来自于村社议事会的协商传统,意即“以公众的民主决策”为首选。后来人们就用它命名群众选举产生的替代型权力机构。在1905年革命中,苏维埃存在了50天。

   1905年革命中,维特要求群众运动克制、冷静、在法律的程序下运行,只要给他时间,他一定会尽力而为。但是托洛茨基说,“我们不需要沙皇的配合,不会同沙皇进行可耻又可怜的交易,维特的宪法是虚伪的,我们24小时就能唤起整个俄国”,号召民众从停止纳税、从银行提款(全国的提款额超过存款达8500万金卢布)、工厂罢工到武装起义,这样使俄国的变革错过了一个上下互动的绝好时机,于是沙皇下决心镇压。

   1905年革命失败了,但是沙皇也像慈禧一样,镇压了戊戌变法,却成为革命遗嘱的执行者。沙皇公布了1905年10月17日法令,批准了以杜马命名的俄国议会,“它是以各国议会做楷模,具有在某些领域里使君主和政府必须服从的力量。”沙皇政权披上了立宪的外衣,因此“10月17日宣言”被看作是俄国政治现代化与国家法制化的标志。自由派曾认为,革命的理想结果就是迫使政府制定宪法,俄国多年的立宪主张已经部分实现了。

   “10月17日宣言”以后,俄国出现了100多个政党,社会主义政党都浮出水面公开活动,这十几年是革命党最好的演练时期,甚至可以说是沙皇的让步为自己下台铺平了道路。沙皇提供的杜马锻炼了反对派的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列宁说,“没有1905年革命,就没有1917年的十月革命”。杜马是革命的母体和掩护所。当时的俄国评论家说,“一个不好的制度最糟糕最脆弱的时候就是他开始自我修正的时候”。沙俄在经过摇摆、迟疑、时断时续的19世纪以后终于在1905年革命之后开始了自上而下的自我修正,虽说晚了几十年,但效果仍是及其显著的。1905年沙皇把政治权力释放了一部分,但是到1907年他又后悔了。这就是史称的斯托雷平反动的“六·三政变”。斯托雷平根据自己对付革命的体验得出的结论是:对革命实行坚决镇压,“先安定,后改革”,1906年8月19日到1907年4月20日设立的“战地法庭”判决死刑5000起,实际执行3500起,然后由于在市场经济下必须改革沙皇制度在农村的社会基础,为此他推进土地改革,以便在农村形成一个强大的富农阶层。

    

   斯托雷平改革的后果

   第五,斯托雷平改革及其后果。1905年以前沙皇政府一直在扮演着村社和民众的“保护人”的角色,当时的国策宣布,“村社是俄国人民的特点,村社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它是凝结俄国人民生活的水泥”。亚历山大二世曾提出过一个著名口号,称“俄国的一切不是为了强者,而是为了弱者而存在的”。沙皇当局认为,专制政权惟一可以依靠的是农民,“农民是国家保守力量的支柱”。1905年以后,沙皇丢掉“抑强扶弱”的口号,放下了为“民”做主的旗帜,改而实行“保住地主,扶植富农,牺牲贫弱,分化农村”的改革,以明显反道德的“原始积累”方式“勇敢”地走上了俄国的资本主义道路。政治上专制主义的反动与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进步奇异地混合在一起,出现了“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1907-1914年)”,农业生产的繁荣成为俄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现象,1913年成为一个制高点,以至于到苏联时期都没有达到——这一年,俄国生产的小麦占世界产量的1/4(2700万吨:11000万吨),黑麦占1/2(2500万吨:5000万吨),大麦占1/3(1300万吨:3500万吨)。

但是这场以权贵利益为出发点的改革同时也为自己种下了苦果,这就是“反对肮脏的进步”的1917年革命。激进主义的宣传总是劝说人民,资产阶级是靠不住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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