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庆祥 张健:公平正义与改革发展稳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6 次 更新时间:2014-01-07 19:4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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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庆祥   张健  

    

   改革发展稳定协同推进,公平正义充分彰显。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思考的总问题,也可能会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理论创新的聚焦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一论断,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尤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被外媒称誉为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刘云山同志强调:这个总目标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它揭示了改革的方向,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目标相适应,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引领,也是我们必须把握好的第一位要求。那么,中国的现代化战略是什么?如何理解“促进公平正义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何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公平正义”和“改革发展稳定”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

    

   现代化的内涵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

   一般而言,现代化描述的是社会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商品时代)结构转换的历史进程及其成果。

   在农业时代,人类社会是通过“你种苹果,我种梨”的方式生存的,人的发展体现为“农民化”(农村里的人,种地的人),经济发展体现为“农业化”,社会交往平台集中在“自然村落”(即人们是因一定的血缘关系而聚在一起)。而随着“苹果和梨”种得越来越多,社会需求转变为“种苹果的想吃梨,种梨的想吃苹果”,历史开始进入“用苹果换梨”的阶段。这就是商品时代。该阶段,人的发展体现为“市民化”(城市里的人,市场中的人),经济发展体现为“工业化”,社会交往平台转换为“城市社区”(即人们是因同样的收入水平住一个小区)。可见,现代化缘起于社会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换,体现为“农民—市民”“农业化—工业化”“自然村落—城市社区”三大核心框架的变革。

   立足于中国,中央在1980年代提出了针对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战略,邓小平把它称之为“中国式现代化”。其基本内容是:1990—2000年,进入小康,解决温饱问题,在理论上,即是让“苹果和梨越来越多”;2000—201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商品化的基础;2010—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即完成“种苹果和种梨——卖苹果和卖梨”转换。上述战略在政策设计上即为“小康社会战略”。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完成了从“建设小康”向“建成小康”、从“改革启动——市场体制突破和完善”向“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性转换。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提炼出11个重大问题,设计了主攻方向、路线图和时间表,并同时提出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一新论断和新目标。这表明,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在不断向前推进。

    

   改革发展稳定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定位

   一般而言,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改革是手段,发展是目的,稳定是条件。但是,从中央战略持续推进的角度看,三者之间还有更重要的一层关系,即: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改革是主线或主要脉络,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之所以这样,源于当前基本国情和独特的发展路径。

   从国情上看,当前我国存在两个数据:一是户籍农民9.5亿,占总人口的70%。这意味着,现代化要实现“种苹果种梨—卖苹果卖梨”转换,我们还有70%的人口没有做到;二是农村宅基地5.52亿亩,是城市社区的4.8倍。这意味着,现代化要完成“自然村落—城市社区”转换,我们还有4.8倍于城市社区的国土空间未实现转变。也就是说,从现代化的战略要求及其现在的实现程度看,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

   那么,我们今天在哪里?1978年,中国启动农村改革;1984年,启动城市改革,二者构成了改革的启动阶段。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意味着中国引进市场体制,实现了重要体制的突破;2002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们完成了对市场基本框架的完善工作。合起来看,1993—2013年,构成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重要体制突破和完善阶段。今天,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表明,我们的改革进程出现了一个质的飞跃:从某一方面的改革到全面改革;从先易后难的改革到攻坚期、深水区的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性的改革到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统一的改革。所以,改革启动(1978—1993)—改革的体制突破和完善(2003—2013)—改革的全面深化(2013起),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特有的路径和脉络。这意味着,改革成为我们现代化进程的主线或主要脉络。

   发展缘何成为硬道理?源于我国的发展需求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其一,从发展需求看,1978年启动改革,要解决温饱问题。此时,中国社会蛋糕不大,其核心需求是要做大蛋糕。所以,一直到2002年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为止,中国一个时期内(1978—2002年)的基本需求都是“生产性”的,社会总体上处于进行“生产性努力”的阶段。2002年至今,虽然中国的“肚子问题”相对缓解,但是,在拥有70%农村人口和5.52亿亩农村宅基地的国情面前,中国依然要面对做大蛋糕的需求。一定意义上,中国发展依然是“生产性”偏重的状态,所以,发展仍然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关键。十八届三中全会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和方法,并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依然比较低的实际,明确强调,要坚持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二,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看,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的任务是提供足够的“苹果和梨”,最终使其达到“像空气和阳光一样多”,从而推进社会进入“产品经济时代”(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我们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一则现实需求,二则内在要求,这两个方面构成当前我国国家发展的基本遵循。

   稳定为什么是硬任务?一方面是由当前我国的“分配性诉求”决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共同富裕使然。体现在社会心态上就是,以前人们默默低头拉车,现在则是慢慢抬头,盯着蛋糕。如何把蛋糕分好?需要一个好的游戏规则。而游戏规则在本质上讲,是一种基于一定认同的社会秩序建构,这种建构的核心要素有二个:一是平稳,二是协定。平稳,即动态的平衡;协定,即协商基础上的定规定制。合起来,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稳定。

   所谓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共同富裕,核心是指劳动者通过严密的政党制度实现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在经济议程上体现为国有资本对私人资本的控制。其基本逻辑是:私人资本具有两个本性,即利润嗜求和安全本能。利润嗜求,使得资本具有自私性和不正义性;安全本能,使得资本没有祖国。为克服资本的负面性,马克思提出国有资本理念,即通过国家对资本的控制,使得它既有祖国,又具有一定自律性。在这里,国有资本其背后的主体是劳动者,前台的手段是市场,外部的边界是国家,三者合一,既约束了私利,又保证了动力,体现了社会主义在商品领域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因为这种扬弃的核心是对资本的“私利性”的克服,因此在逻辑上,国有资本的核心特征是“共同体性”,反映在实践上,即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共同富裕,而不是少数人富裕。不是为了少数人发展,因而该发展具有可持续性;不是为了个体性利益,因而该发展具有内在的协商诉求。合起来,共同富裕,既具有可持续性优势,又具有协商性诉求。因此,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在客观上要求社会发展追求“稳定”之特质(动态平衡+协商规制)。在这个意义上,保持稳定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诉求。

   总而言之,改革发展稳定之关系,因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独特性,形成了不同于其自身逻辑关联的新一层关系,即改革是主线或主要脉络、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这层关系构成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践框架。这一框架意味着,在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一定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改革?如何发展?如何稳定?

    

   公平正义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关键

   从理论上说,公平,核心是比例平等;正义,核心是绝对平等。比例平等,来源于A和B之间的下述关系:若A有能力,贡献100元价值,B能力一般,只能贡献10元价值,那么,社会该如何回报?如果确定“同一回报率”,则就是公平。在这里,“同一回报率”之所以最佳,是因为,唯有这样才可以激励能者,鞭策平者,使“蛋糕越来越大”,舍此相反。换言之,公平的起点是解决效率问题。但是,假若社会仅仅推行公平政策,那么,A得的越来越多,B得的相对越来越少,则两极分化出现;若两极分化超出临界点,那么,社会可持续性就会中断。可见,公平原则具有边界,超出该边界,公平的功能就会走向反面。基于此,正义原则成为必须。

   何为正义?这即“绝对平等”原则。其内涵是:随着公平的推进,A成为富人,B相对成为穷人。如何避免两极分化?需要测算穷人B能过上“有人的尊严的生活”需要多少钱,假若测算得出需要50元,那么,国家就要无偿提供50元,既给B也给A,这就是绝对平等的含义,也即正义的基本逻辑。可见,正义原则针对的是如何避免两极分化、如何确保最穷的人能过上有人的尊严的生活。简言之,正义与社会“效率”无关,它解决的是可持续性问题。

   综合而言,首先,一个社会的发展要有效率,否则社会就没有蛋糕或者蛋糕越来越少,这决定了社会的首要逻辑是公平;其次,社会的发展的要旨在于永久持续,而公平本身无法提供可持续性支撑,因此,正义成为社会发展的第二个要件。完整说,一个社会,第一要件是公平,有它才会有蛋糕或者才会不断做大蛋糕;第二要件是正义,有它才有可持续性,进而永久发展。

   回到中国当下正在进行着的全面深化改革伟大进程,可以发现:

   首先,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做大蛋糕而不再仅仅是做出蛋糕的阶段,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使蛋糕做得越来越大”。这决定了我们必须把能带来效率的“公平原则”作为发展问题的前提。如何有效实践这一原则?理论上,需要三个宏观政策给予保证:合理的社会分配率(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监管;合适的消费率(消费总额占GDP的比重)监控;动态可调的薪酬回报制度。

   其次,当前中国,基于做大蛋糕基础上的诉求逐渐趋向于“分配性”,一定意义上,愈演愈烈的“分配性冲突”和社会怨气就是对当前收入差距的不满之宣泄。这预示着我国的正义之不足,需要提供足够的正义资源以保持社会稳定。从国家角度看,需要对当前中国底层群体进行摸底,这是制定有关正义政策的前提。理论上说,我们需要三个宏观政策框架来解决这个问题:社会基础保障制度;社会基本福利制度;政府中的科、教、文、卫职能部门提供基本公共物品的能力和质量。

   总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发展问题能否解决好,关键是公平原则是否到位和有效;稳定问题能否处理好,关键是正义原则是否转换为政策理念并被有效实施;改革能否得到人民群众认同,关键在于改革能否体现公平正义和增进人民福祉,能否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能否解放和增强社会创新活力。而反过来,基于公平正义的改革,既有利于使发展充满动力活力,也有利于使社会达到和谐稳定;既利于健全发展的动力机制,也利于健全稳定的平衡机制。在这里,公平正义,使得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统一起来。正因如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思考的总问题,是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这是统领其他一切问题的根本问题,其中,改革又是这一总问题的“牛鼻子”,它统领着发展与稳定。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由此,改革发展稳定尤其是改革,可能会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理论创新的聚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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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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