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朝钦:生命政治与主权决断:“治理性”与“例外状态”的比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87 次 更新时间:2005-06-14 23:31:53

进入专题: 生命政治  

柯朝钦  

  

  一、比较的脉络

  

  德国著名的法学家史密特(Carl Schmitt)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版了出版两本在德国产生非常有影响力的著作《政治神学:主权四说》(Political Theology),以及《政治的概念》(The Concept of Political);前者主要在论证主权者的「决断」(decision)是一切司法-政治-规范(权力现象)的前提与终极基础,后者主要在论证政治统一体之间的「敌-友」关系才是“政治的”概念,而且政治统一体的出现也主要是在与敌人的战争状态下,由主权者的决断所加以表征。概要地说来,两本书都在反对自由主义的社会自主性多元论,以及由社会自主性领域而来的各式社会规范对主权者的压缩。两本书都在试图护卫国家主权优于社会领域的终极性。两本书也都把「例外状态」(或者紧急状态、战争状态)当作是政治统一体/民族国家/主权者存在的终极正当性来源。而史密特的特别独创之处也在于,他的政治理论突显了对「人生命的安排」不但是主权权力的基础,而且还是政治领域之所以能凌驾于各式社会自主性领域规范之上进而有其终极性的正当性基础。正是只能以政治的理由才能对人的生命进行生杀大权的决断,而也只有以政治的理由才能具有这种生杀大权的正当性。史密特以「具体生命生存」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一套紧密相连的政治的(the political)理论:-→具体生命生存中敌-友划分的不可避免→战争状态(例外状态)的不可避免→从而带来主权决断的不可避免→政治统一体(政治实体)的不可避免。世界因此无法产生一个统一的世界共和国与世界和平状态,因为基于人的生命生存之特质(敌-友群体的划分),政治无法消失,「政治就是命运」。

  

  史密特不相信人能达到完全自我管理(人性本恶),所以史密特也不相信自由主义所预设的社会自主性领域的多元化,以及自由主义对于政治权力的压缩与排除。史密特对于社会的多元规范体系(代表是法律思想中的法实证主义之规范论)进行评击,认为以社会规范来取代政治决断的结果将会导致更大的灾难。因为在自由主义的这种世界和平的方案中,「政治」消失的结果将使人的生命生活在纯粹只是「劳动与娱乐」的世界中。Leo Strauss在评论史密特的《政治的概念》一书时1,准确地说到:在霍布斯看来,「人民的利益」(salus populi)包括:抵御外敌、维护国内和平,以及「以正确适当的方式来丰富个体」,这些成为了文化的文明(civilization)理想,「“人类”(humanity)成为计画的对象」,人的社会关系成为「生产与消费的整体」(Strauss,1996; p.91)。霍布斯的主权理论就是从这种保存生命的权利为出发点,随后人权(human right)应运而生,个体权利的要求先于国家,并成为国家的目的,霍布斯因此成为自然权利(天赋人权)的自由主义传统的奠基人(Strauss, p.91)。只是后来的自由主义忘记了霍布斯的“战争状态”是政治的基础,霍布斯之后的自由主义完全朝向发展「以正确适当的方式来丰富个体」,以及「“人类”成为计画的对象」。Leo Strauss的评论也点出了一个史密特(霍布斯)与自由主义的不同。

  

  在战后的七○年代末期,傅柯关于「生命政治」的主题上,某种程度也就是Leo Strauss所说的,自由主义发展出了一种「以正确适当的方式来丰富个体」,以及「“人类”成为计画的对象」的政治技术。在1975-1976年的法兰西讲座课程《必须保卫社会》(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ége de France 1975-1976)中,傅柯几乎以平行但是反向于史密特的角度来思考这个生命进入了政治的「现代性门槛」的政治传统。针对这个主题的考察,傅柯最后以「生命政治」(bio-politics)来称呼。尽管傅柯也一如史密特一样以战争为考察的起点,某种程度也是在回答同样的问题,或者与同样的敌人(自由主义或资产阶级的社会规范)作战,然而傅柯却完全以不同的方式来开展这个问题。同样是起自战争状态的预设,同样是自中世纪末期16-17世纪开始,同样是对霍布斯的解读,同样预设了永久的统治与被统治、永久的战争…但是与史密特相反,生命政治不是来自主权/国家的敌友战争,而是起自国家之内的「种族社会战争」;对傅柯而言,生命之进入政治领域不是来自主权者的决断安排,而是来自知识与权力的调节规范;不是起自17世纪的主权权利的法律-政治论述,而是起自19世纪的生物-种族论述。在傅柯看来,Leo Strauss所谓的「以正确适当的方式来丰富个体」,以及「“人类”成为计画的对象」,这的确不是属于霍布斯的主权决断之法学论述,而是一种新的政治技术,它作用在两个层面:一种是规训人之身体的「政治解剖学」(anatomo-politics),另一种则是调解人口现象的「生命政治学」(bio-politics)。

  

  此外,傅柯以他所谓的生命政治来重新思考这个新的政治技术时,他比史密特以及Leo Strauss不同之处还在于,他更多地看到了西方自17世纪以来,不只是出现了以主权决断来决定「生杀大权」的政治权利理论,而且还出现了人的「生物性生命」进入了历史,他的生命现象进入了知识与权力秩序之中,生命进入了政治技术(political techniques)的领域(Foucault,1980:p.142)。也就是说,人的生命进入了「生命的现代性门槛」,因为现代人「身为政治性的动物」其意义已经与亚里斯多德的意义不同,因为现代人不只「将自己的生物性生命置入政治策略」而且这种政治还对「他的生命存在进行置疑」(Foucault,1980:p.143)。在傅柯看来,这种生物性与动物性的人命安排,其成为政治的对象完全不同于只是杀生与放生的主权决断作用,它不是一种杀与不杀的权力,它是一种对于人的动物性或生物性生命进行认识、培养与调节的权力。它的逻辑不是死亡,而是生命。

  

  在傅柯的作品中,关于「生命政治」的相关讨论的至少从《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开始,最集中的表现是在《必须保卫社会》以及《性史1》(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总结来说,在这段期间,傅柯的思想与史密特的思想呈现出一种引人注意的对比性差异:

  

  关于权力关系的分析。两人都同样从“战争状态”出发,强调战争的终极性与不可避免性,两人相当程度上都持有权力(权利)的「战争命题」(都在回答霍布斯的问题)。而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其实也可以说两人都同样厌恶规范,都在试图摆脱规范,或者说都同样瞄准19世纪以来的自由主义政治技术为“敌人”。

  

  都同样看到政治的终极基础在于「安排人的生命」。同样都在回答16世纪(脱离中世纪)现代主权国家诞生以来,生命与政治的关系;一个看到主权的基础性,一个看到规范的基础性。。

  

  因此,两人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概念”,一个是强调以国家主权为行动主体的敌-友关系,一个以强调社会群体为行动主体的镇压与反抗关系。在攸关生命的生存上,一个是强调「国家外部的敌人形象」,另一个强调「社会内部的敌人形象」。

  

  就摆脱知识与权力的实证性规范化力量而言,两人有不同的实践思考;一个是诉诸主权决断的终极性,一个是诉诸大胆自由越界的启蒙态度;就生命的存在与力量而言,一个是诉诸「生命共同体」(或民族共同体)的主权决断,另一个则是诉诸创造自己的「生活技术」。

  

  如果以上的对比性得以成立,不由得令人产生一个好奇与联想上的疑问,--傅柯是否阅读过或者在暗中与史密特的主权理论进行对话2?对于主权的法律-政治理论的划异与排除不只是《规训与惩罚》、《必须保卫社会》、《性史1》的重要权力方法论预设,甚至可以说一直是傅柯在许多着中暗中与之较劲的思想对抗。我们可以看到傅柯的规范化社会中的生命政治以及史密特的主权决断论之间似乎有进行着一个「隐密的对话」,有着相似性,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思考。例如,两者都同样对19世纪以来自由主义的各式社会规范抱持着批判的态度,也都不相信自由主义理论中的各种权利架构具有什么神圣终极的基础。因此本文在可能的范围下,也试图进行描绘这场可能的对话脉络。

  

  这个问题在Giorgio Agamben对于傅柯生命政治重新作检讨时就更加明显了,因为Agamben在理论上几乎将傅科与史密特的思想作了一种重新结合的工作。Giorgio Agamben是当代欧陆学者中对「生命政治」进行最多反思的学者,并且可以就是在对生命政治的反省中,建立起他关于bare-life的政治哲学思想。在他的Homo Sacer一书中,他认为傅柯的生命政治思考中,由于刻意地排除了「主权者的决断」,所以并不能有效地掌握到生命政治之所以具有「西方现代性」门槛的特征。所以,Agamben把史密特的「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的主权者决断,重新纳入对于生命政治的思考,并认为这才是真正具有「西方现代性门槛特征」的生命政治。而也唯有如此才能解释「集中营」(camp)的出现。Agamben并认为傅柯因为过于忽视主权决断而专注于规范化,因此不能看到与主权决断有紧密关系的「集中营」比起他笔下的监狱、医院、工厂、学校、军营等等,更具有生命政治的现代性原型典范地位。(在此指的集中营不能只局限于纳粹德国的集中营,而应该广泛地包括各种难民营、或是各种集中公民权有疑问的机构,如台湾的靖庐中心等等)。

  

  二、“生命政治”的概念发展史

  

  但是这里我们有必要先对于「生命政治」与「治理性」(governmentality)的概念进行一些更细致的观念发展考察。不只是因为「傅柯最终并没有对生命政治作出任何最终的回答」,而且还因为在傅柯的作品中,生命政治最后与治理性有一点相和一起了。因此傅柯关于生命政治的概念一直处于变化与思考中,有必要概要地描绘傅柯对于生命政治的思想历程。

  

  「生命政治」(bio-politics)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傅柯1975-1976年的法兰西讲座-《必须保卫社会》-的最后一章中。该词也出现在稍后傅柯出版的《性史1:求知的意志》的最后一章中。后者作为一公开的出版著作,傅柯在此将生命政治描述为:

  

  「这一管理生命的权力自17世纪以来发展出两种主要的形式。……第一种是肉体的规训(disciplines),是一身体的政治解剖学(anatomo-politics),…第二种是人口的调节控制,是一人口的生命政治学(a bio-politics of the population)….构成了生命权力机制展开的两极。」(Foucault,1980:p.139)

  

  「以主权权力为代表的死亡权力,现在被对肉体的管理和对生命有步骤的支配给小心翼翼地取代了。在古典时代里的各种规训-小学、中学、军营、工厂等,都得到迅速的发展。在政治实践与经济的领域里面,也出现了有关生长率、平均寿命、公共卫生、居住条件、移民等问题。由这而来的许多不同的驯服肉体与控制人口的技术也一下子都涌现出来。由此,一个生命权力(bio-power)的时代开始了……。」(Foucault,1980:p.139-140)

  

  在这里,显然,生命政治与身体的规训之政治解剖学有其不同作用领域,而生命政治之最大的特质在于:「人类的生命现象进入了知识与权力秩序之中,生命进入了政治技术(political techniques)的领域」(Foucault,1980:p.141-142)。这是生命政治最公开以及最受引用的傅柯对于生命政治此一概念的界定与使用。最后,傅柯强调了生命政治的生物学意涵:「毫无疑问,在历史上生物因素首次反映在政治之中……这一领域与法律主体不再有关」(Foucault,1980:p.142-143)。

  

  但是即使这样,「生命政治」一开始的领域就极不确定,它到底只是「人口的生命政治学」,还是连同身体规训在内的管理生命的“生命权力”(bio-power)?

  

  从整个傅柯的思想发展史3来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生命政治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124.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