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新君主制与中立性权力

——评贡斯当《适用于所有代议制政府的政治原则》中的政体设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6 次 更新时间:2014-01-07 09: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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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 (进入专栏)  

  

   [摘要]贡斯当以“自由古今”的历史社会类型学启发了伯林的自由概念,为自由主义建构核心范畴提供了基础性支撑。贡斯当的贡献不限于此,其关于政体设计的“秩序理论”同样影响深远。面对法国大革命带来的秩序重建难题,贡斯当提出了“中立性君主”学说,设计了法国式的君主立宪制模式,在理论上期待一场法国式的“光荣革命”。这一设计具有“复合代表制”的理性内涵,是传统君主制与分权式共和制的合理整合。这一思路启发了19世纪下半期欧洲的国家学说并在20世纪初引导施米特建构了总统护宪理论,同时间接影响了凯尔森关于违宪审查权的结构性思考。贡斯当的“复合代表制”理论对于中国的政体结构完善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  

  

   [关键词] 自由;秩序;代议制政府;中立性权力;复合代表制

  

   一、贡斯当的思想世界:自由与秩序

  

   贡斯当以对两种自由(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的区分闻名于世,这种区分构成了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关于两种自由概念(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理论来源。[1]贡斯当是西方启蒙后期非常重要的一位自由主义理论家,但其重要性却一直没有获得英语世界的重视和承认。其著作的英译本在当时只有一部小说《阿道尔夫》(Adolphe,London,1916)以及非常零散的一些政治论文的残章——《论大臣的责任》(The Responsibility of

   Ministers,London, 1815)、《论出版自由》(On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London,1815)以及《论代议制议院的解散》(On the Dissolution of the

   Chamber of Deputies, London, 1821)[2],其政治著作的系统性英译直到1988年才完成,以《贡斯当政治著作选》(Constant Political Writings)的名义纳入“剑桥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出版[3],从而最终在文本意义上确立了贡斯当在英语世界的政治思想家地位。

   但是,贡斯当的核心思想早在这一系统性的英译本出版之前即已在西方世界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就贡斯当的思想传播史而言,根据笔者的考察范围,第一个发现他的并不是20世纪的自由主义大师伯林,而是德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施米特。当然,伯林是英语世界第一个发现其自由类型理论并予以精致化表达的人,而施米特是德语世界第一个发现其独特的政体理论并予以创造性重构的人,他们汲取了贡斯当思想宝库的不同养分并各自在所属语言世界产生了不同的思想与制度后果。从贡斯当的“现代人的自由”到伯林的“消极自由”,西方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得以最终奠基,成为西方世界的核心价值观。从贡斯当的“中立性君主”到施米特的“总统”再到凯尔森的“宪法法院”,贡斯当为法国设计的独特的代议制政体竟然为20世纪初德语世界最伟大的两位政治思想家的“宪法守护者”的设计提供了直接的灵感、启发与论据。

   如果我们单纯借助伯林的“自由”来管窥贡斯当,所得到的必然是一个片面与扭曲的贡斯当,以为他是现代消极自由伦理的坚定支持者,只有“自由”的面向。实际上,由于身处法国大革命那样的剧烈动荡时代,法国语境中的贡斯当的思想世界是很复杂的。这种复杂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对“现代人的自由”的发现具有“社会学”倾向,主要陈述其历史演变的合理性,而不是一种现代自由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化的论证,并且他在文中明确提出了两种自由的综合问题,并无偏废之意,比如他在结尾处明确告诫“现代自由的危险在于,由于我们沉湎于享受个人的独立以及追求各自的利益,我们可能过分容易地放弃分享政治权力的权利”[4];二是在自由理论之外,贡斯当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写作其政治论文,而且这些作品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同样是一种贴近时代主题的思想性写作。在自由理论之外,贡斯当结合法国政治演变的形势发展出了影响深远的代议制政体理论,确立了法国的“新君主”,将君主制有效地整合进了三权分立的现代宪制结构之中。英语世界主要关注其“自由理论”,关注其对消极自由伦理的奠基性贡献,将其政治社会学的考察转换为政治哲学的证明,而德语世界主要关注其“秩序理论”,关注其“中立性君主”对代议制政体结构的保障与创新意义。

   本文关注的正是贡斯当的“自由理论”之外的“秩序理论”,关注的是其“中立性君主”学说对欧陆代议制政体及违宪审查模式的结构性影响。

  

   二、贡斯当的秩序理论:代议制政体结构中的“中立性君主”

    

   贡斯当出生于瑞士洛桑的一个法裔贵族家庭,接受了高质量的贵族教育。贵族爱自由,也爱政治,这种综合的倾向贯穿其一生。贡斯当进入法国思想与政治上流社会是通过其情人斯塔尔夫人完成的,这样一种浪漫暧昧的关系便利并激发了贡斯当在政治问题上富有灵感的思考与交流。贡斯当在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与政治漩涡中逐步成熟,其自由理论和秩序理论在这一时期也渐然成形。

   法国大革命一度循着卢梭激进民主主义的轨道狂飙突进,展示了法兰西民族在世界性的启蒙创制时期独特的自由观念与革命原创能力,其思想光芒与政治影响一度超越了保守而光荣的英国革命以及融“自由选择”和“深思熟虑”于一体的美国革命。因此,在保守主义者柏克激烈批评法国大革命基本原则之时,曾深度参与并在精神上影响美国革命的托马斯·潘恩立即迎头回击,坚决捍卫法国大革命的基本原则。[5]但是如此热情捍卫法国大革命的潘恩却遭到更为激进的雅各宾派的逮捕和审判,其获救完全得益于雅各宾派的倒台。法国大革命一直存在一个深刻的连续性难题,即大革命如何对待“旧制度”的问题。当时的君主制观念尽管在美洲大陆已经成为历史,但在其发源地欧洲却不可能轻易摆脱:不仅法国本身无法彻底摆脱君主制观念,而且整个欧洲世界以“维护君主制”的名义继承了具有君主制国家集团性质的“神圣同盟”。法国大革命的失败固然有其内部民主激进化的因素,但整个欧洲世界的君主制传统及其制度性力量以“神圣”名义展开的干涉也是很关键的原因。欧洲世界存在君主制的“神圣同盟”,就不可能同时存在“民主同盟”。严格而言,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欧洲,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还只是一种远海上刚刚露出的桅杆,是君主制海洋中的孤岛。雅各宾专政之后,法国政治的核心命题开始由与传统彻底断裂的激进民主制革命转向如何借助代议制的框架整合传统的君主制与大革命的宪政遗产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立宪君主制”的问题。也就是说,法国也需要一场类似于17世纪英国克伦威尔专政之后的“光荣革命”。贡斯当的秩序理论回应的正是法国版的“光荣革命”问题,为此他对19世纪初的代议制政府的基本原则进行了系统讨论,主要体现在其1806年完成、1815年正式发表的《适用于所有代议制政府的政治原则》[6]。历史证明,法国版的“光荣革命”并不成功,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法国的政体一直没有稳定下来,直到1958年戴高乐领导制定的第五共和宪法出台为止。但是,以法国的“光荣革命”为己任的19世纪初的贡斯当的“中立性君主”学说却为欧洲大陆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英美的代议制政体结构方案及其违宪审查模式。

   贡斯当的“中立性君主”学说集中体现在该部作品第二篇关于“立宪君主制的王权性质”的讨论,其写作背景是拿破仑称帝与波旁王朝复辟,其意图显然是为了回应法国本身之立宪君主制的宪法架构问题。

   贡斯当首先提出了一对重要的概念区分,即王权与大臣权力,前者是中立权力,后者是能动权力[7]。值得注意的是,贡斯当在讨论“王权”时进行了颇值玩味的概念扩展,这使得他的讨论有可能启发了施米特对总统权力的思考——“王权(我指的是国家元首的权力,无论他碰巧被冠以什么称号)是一种中立的权力。”[8]贡斯当十分清楚当时法国的政治情势,即革命势力和复辟势力正在进行殊死的搏斗,他希望通过对立宪君主制之“君主”或“王权”的更加理性与普适化的重构,特别是提供一种王权与常规政府权力关系的新式架构来为法国宪政秩序奠定理论基础。贡斯当对于王权中立性的论证可谓十分经典:

   “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是三种各领一方、但必须在整体运作中进行合作的权能。当这些权能的职责被混淆,以致相互交叉、抵触和妨碍的时候,你就需要一种能够使它们回到恰当位置上去的权力。这种力量不能寓于三种权能的任何一种之内,不能它会帮助一种权能而破坏其他两种权能。它必须外在于任一权能,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必须是中立的,以便在真正需要它的时候能够采取恰当的行动,以便它能够保持或恢复秩序而又不致引起敌意。

   立宪君主制的国家元首身上建立起了这种中立的权力。国家元首所真正关心的不是让这三种权能的任何一种推翻其他两种,而是让它们相互支持,互相理解,协调行动。”[9]

   显然,贡斯当作为现代政治思想家并不反对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但他又必须通过王权功能之重构推演出一个具有复合性质的分权体系,其中包含了传统王制和三权分立的合理因素。在贡斯当看来,新王权是一种超脱于三权的调节性权力,其核心功能在于监督三权各负其责,维持宪法秩序的平衡,这显然构成了欧陆违宪审查的一个重要面向[10]。贡斯当进一步认为,王权是一种高于其他常规权力的上级权力。需要注意的是,在贡斯当的理论构想中,王权的中立性与王权的至上性必须同时满足,因为如果王权至上而不中立,就可能演化为专制权力,就与历史上的绝对君主制无异,而如果王权中立而不至上,则缺乏必要的政治权威来担当护宪之责。贡斯当同时运用了罗马共和国和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历史材料对其中立王权的理论予以佐证。

   这样,贡斯当实际上设计出了一个“五权分立”的政体结构:(1)王权;(2)行政权;(3)长期代议权;(4)舆论代议权;(5)司法权。[11]当然,这里的“五权分立”并非后世孙中山式的平面化的“五权”,而是立体化的分权结构。王权具于至上地位,但其至上性受到其中立性的严格制约,确保其不堕落为具体的某种权力而沦为专制。长期代议权和舆论代议权可以结合为一种两院制的立法权,这一立法权结构本身就是贵族制与民主制的结合形态。行政权与司法权自成体系,接受立法权的法律约束以及来自王权的宪法性调控。这一立宪君主制方案的君主不再是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专制君主,而是宪法约束下的“立宪君主”,是被有效整合入代议制政体的宪法框架内的“新君主”,在保留其传统权威因素下的“至上性”的同时,在宪法上设定了它的“中立性”,使其不得干涉立法、行政、司法领域的具体事务,而超脱为担负违宪审查与政体平衡之责的中立性宪法人格。这一设计精巧、优美而脆弱,是19世纪法国政治思想界代议制政体理论思考的杰出成果。

   我们这里不妨简单比较一下贡斯当的立宪君主与英国的立宪君主。关于英国立宪君主的宪法角色,白芝浩认为是宪法的“尊严部分”[12](the dignified

   part),而常规政府机构只是宪法的“效率部分”(the efficient

part)[13],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政制中富于尊严的部分给予政府力量——使它获得动力。政制中富于效率的那部分只是使用了这种力量。政府中体面的部分是必须的,因为其主要力量就建立在这部分的基础之上。”[14]这样一种理解框架注意到了王权的“尊严”(权威)的一面,但对此功能的论证有神秘化倾向,不够具体和理性。戴雪对英国宪法结构的总结是“国王在议会中”[15],这样一种结构化的描绘确实大致符合英国王权的实际形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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