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发民:“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81 次 更新时间:2005-06-06 09:5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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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发民  

  

  [内容提要] 本文揭示了“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空想社会主义、民粹主义、封建社会主义、军事共产主义四大政治思想特征,并从认识论上阐述了它与客观相分裂的唯主观论、与真理相分裂的唯价值论、与经济相分裂的唯政治论、与统一相分裂的唯斗争论、严重脱离党和群众的个人崇拜论等特征。

  

  [关键词]“左”倾 意识形态 特征

  

  仰观俯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轨迹,不难发现,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在求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艰辛探索中,逐步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中国社会主义观。一个是正确或比较正确的中国社会主义观,这就是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另一个是错误的中国社会主义观,这就是党在探索中产生的一系列“左”倾错误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两个中国社会主义观之间存在着曲折、复杂、深刻的思想冲突。总的局势是,愈到后来,“左”倾中国社会主义观愈压倒正确或比较正确的中国社会主义观而占上风,并随着实践和思想的不断积累而跃升为完整的“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一大二公三纯”的,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实行计划经济和供给制的,限制并消灭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新世界”为理想目标,以“阶级斗争”、“大跃进”、“穷过渡”为基本路径,是一个严重“左”倾的社会主义认知体系和价值观念体系。深入研究这一思想体系的特征,对于我们科学总结和汲取历史教训,深刻认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真理性和价值性,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特征  

  

  从政治思想上看,不能说“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没有一点科学社会主义成分。但是,它在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特征,却是严重偏离科学社会主义或与科学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

  

  空想社会主义,是“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鲜明的特征。对此,晚年的毛泽东直言不讳。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不仅和刘少奇曾经议论过:“从前乌托邦的空想,我们要实现。”②而且于1958年8月21日上午在北戴河谈人民公社时,明确提出:“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

  

  ①此文是作者所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②陆定一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记录,1958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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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我们要实行。”①为此,就以19世纪欧美和日本的空想社会主义为蓝本,在头脑中构建了一个“一大二公三纯”的,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实行计划经济和供给制的,限制并消灭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为急于实现这一“纯洁”、“美好”的社会主义“新世界”,在我国工业化刚刚起步,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29元(1955年)的情况下,就誓言实施让“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②,拔苗助长地推进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急于求成地“归大堆”;在我国人均收入仅142(1957年)元,农民全年人均收入不足80元,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基础上,就心血来潮地在农村搞起了“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形式”的“大试验”,拼揍“一大二公”,实行“一平二调”,心急火燎地“向共产主义过渡”。这种“左”倾思想和实践,鄙薄物质利益原则,推崇假、大、空的“政治挂帅”,提出“穷则变,富则修”的奇怪逻辑,把贫穷和社会主义连接在一起;轻视科学知识,不信任知识分子,得出“书越读越蠢,越是知识分子越容易产生修正主义”③的荒唐结论,把愚昧和社会主义连接在一起。从而,就铺垫了一条依靠“穷过渡”和鲁莽蛮干而通向共产主义的空想道路。为了清除这条道路上的障碍,不惜制造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以至发动了震撼寰宇的“文化大革命”。“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极其激烈、顽强而悲壮的特殊方式,在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再现了历史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足迹。

  

  民粹主义,是“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突出的倾向。民粹主义是19世纪60年代产生于俄国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是农民阶级从维护小生产利益出发而惧怕和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表现。其基本内容是,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主张在农民村社和个体经济的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民粹主义在中国具有深厚的基础和影响。“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深深地打着民粹主义的烙印。其主要表现,一是脱离工业化而追求手工个体农业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淡化甚至背弃“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④的正确思想,全盘否定“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的提法,撇开“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把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片面化为“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⑤,从而,脱离工业化进程而人为地加速社会主义改造,致使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是以工业化的物质技术为条件,而主要是以落后的手工个体农业为基础。毛泽东1944年曾经正确地指出:“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⑥他把这种民粹主义又称之为“农业社会主义”,说:“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就是脱离工业的,只要农业来稿社会主义。”⑦二是脱离新民主主义建设思路而急于从分散的个体经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不久,就抛弃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关于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的正确结论,不切实际地过早让“资本主义绝种”,使中国由分散的个体经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并且不顾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把“狠批资本主义”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纲”。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毛泽东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⑧三是排斥市场经济而用自然经济思想打造社会主义。囿于我国历史上长期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的束缚,并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传统观念的影响,本能地排斥商品交换,无端地畏惧价值规律,盲目地批判市场经济,崇尚和追求没有社会分工、万事不求人、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主义。四是否定按劳分配和一切差别而主张绝对平均主义。一方面,把联产计酬、计件工资、奖金等按劳分配

  

  ①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实践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774、1155页。

  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实践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57页。

  ④⑥⑧《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3-184、207、275、323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19页。

  ⑦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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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当作资产阶级法权加以破除,把劳动者维护自己合法财产不被无偿平调和剥夺的正当行为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加以批判,另一方面倍加赞赏和宣传中国古代类似五斗米道那样的农民绝对平均主义思想①,从而怂容“一平二调”,吃“大锅饭”,并为其裹上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包装,致使灾难性的“共产风”席卷全国。其实质,是企图用农民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来认识和改造中国,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无任何差别、平均划一的经济,就是社会主义。

  

  与民粹主义相联系,封建社会主义思想在“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表现得也很明显。毛泽东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正确的个人崇拜”论的同时,旨意明显地说:“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还不如我独裁好。”②显然,晚年的毛泽东要以个人崇拜为支撑,以“独裁”专断为手段来实践它的“左”倾中国社会主义主张。由此,在林彪、江青等野心家的推波助澜下,一方面,在思想领域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旋风迅速滋生、蔓延开来,并且愈演愈烈,以至形成全国性的以“三忠于”“四无限”③为内容,以“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忠字歌”为形式的封建表忠心狂潮;同时,在“斗私批修”的旗帜下,领袖个人的“左”倾思想被宗教式的颂扬和教条式的宣传,“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实行思想垄断和“舆论一律”,而科学被漠视,教育遭蔑视,民族传统文化被否定,人类文明成果受批判,大搞禁欲主义的以言治罪和文字狱。另一方面在政治领域,毛泽东被捧到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的“至尊至圣”地位和权力金字塔顶峰,个人“独裁”专断的思想行为也日益滋长、蔓延开来,并且愈演愈烈,直至形成了“唯毛独尊”、“唯毛是从”和“顺毛者昌”、“逆毛者亡”的高压政治环境。这样,就使毛泽东的“左”倾个人领导不受任何制约地否定和取代了党的集体领导。大到国家的大政方针,小到人们的生活方式,皆“定于一尊”;无论谁,上自国家主席,下到普通百姓,稍有悖逆,“非圣即违法”,都会迅即被打入“阶级敌人”行列而惨遭专政。人权遭到践踏,民主受到亵渎,法纪荡然无存。历史已经判定,“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盖着专制主义纹章,唱着封建主义挽歌。

  

  “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军事共产主义思想倾向。毛泽东对革命战争时期那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无限怀恋。他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方面严厉批评进城后实行薪金制是搞资产阶级法权;另一方面大力倡导军事共产主义思想,说:我们的军事共产主义,是生活平等,搞供给制,军民一致,官兵一致。④由此,就极力推崇和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就是人民公社采用团、营、连、排、班建制把群众组织成所谓“产业大军”,从组织上为像战争时期支援前线那样大规模地无偿调用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可能性。“行动战斗化”,就是以命令手段统一调配和指挥劳动力,像战争时期大兵团作战那样进行经济建设,从而使瞎指挥风泛滥,命令主义盛行。“生活集体化”,就是取消薪水制而实行战争时期那样的供给制,一哄而起地举办公共食堂、幼儿园、“幸福院”等生活福利事业,从而剥夺了人们生活上应享有的自由。我国过去长期实行的过分高度集权、以国家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经济体制本身,就带有军事共产主义的思想痕迹。用军事共产主义方法建设社会主义,是“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选择。

  

  上述诸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混合,构成了“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其核心,是民粹主义。

  

  二、“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识论特征

  

  从认识论看,“左”倾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表现了极其明显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征。

  

  (一)与客观相分裂的唯主观论。这集中体现在1958年毛泽东抛弃实事求是原则而提出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的“左”倾思想路线上。这条思想路线的实质,是否定客观基础,崇尚主观意志。

  

  (1)主张破除客观对主观的约束。马克思

  

  ①②④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775-776、742、1294、743页。

  ③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敬仰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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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①列宁说:“外部世界、自然界的规律,乃是人的有目的活动的基础。”②因此,任何主观意识永远无法摆脱客观存在对它的制约,任何实践行为永远无法违背科学真理对它的束缚。但是,“左”倾思想路线却把这种体现存在和意识本质关系的约束视为迷信而主张不断破除。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说:“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马克思。”③在9月5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又讲:说工业了不起,可难啦,什么科学可难啦,这也是迷信,就不要信这些。十五年赶上英国,现在两年基本可以赶上(指总产量,而不是按人口平均)。④“上有所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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