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自宁:苏格拉底之死与自由的民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2 次 更新时间:2013-11-09 22:4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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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自宁  

    

   【摘要】从民主与自由的关系来看,苏格拉底之死这一历史事件意涵丰富。在积极自由/古代人的自由与消极自由/现代人的自由的两分框架中,容易忽略兼具个体实践、人际交流及严格自律的苏格拉底式自由的实质内容;而只有理解这些实质内容,才能理解苏格拉底在非政治领域从事的“为己”之学何以与政治领域的民主运作发生关联。对这种关联的揭示表明,政治的公民自由与非政治的个人自由所共有的要素是具体个人对自由意志和判断能力的运用,而这一点决定了民主理想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社会成员个人自由的实践。

   【关键词】苏格拉底之死;民主;自由

    

   “人们有资格享有文明社会的自由,其资格正与他们愿意用道德铰链约束他们欲望的程度成比例: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热爱正义甚于热爱掠夺成比例。”

   ——艾德蒙·柏克(Edmund Burke)转引自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第二章题头

   苏格拉底之死,是一起影响深远意涵丰富的历史事件。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不同维度对它进行思考。也的确有许多人从不同层面不同维度对它进行过思考。柏拉图,在《申辩》中,显然认为苏格拉底死于民众的愚昧——与其说是不宽容不如说是不明智。[1]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似乎认为苏格拉底是“自己活得不耐烦”了。[2]西方近代政治学的主流解释,认为苏格拉底死于民主制下“多数的暴政”,[3]苏格拉底之死由此成为当代种种不信任民主政治之观念的思想源头。现代报人斯东,在《苏格拉底审判》一书中,控诉苏格拉底死于思想和言论自由未受保护[4]——这实际上是用现代自由宪政和法治的话语来向古代雅典人说话。我国法学界,则流传着一种与斯东观点相近而并不完全相同的解读:苏格拉底之死“并不是雅典民主的污点,而是雅典法制的耻辱或悲剧”。[5]

   然而,历史上,苏格拉底自己,既没有(如斯东所期望地)抱怨自己言论自由这一基本宪法权利受到了剥夺或限制,也没有(如我国法学界流行看法所假定地)指责雅典的法制不完善。事实上,苏格拉底不仅在法庭上依据雅典法提出申辩——这本身就是雅典法并未剥夺其言论自由的证据[6]——,还在申辩词中肯定性地援引雅典法为自己辩护,[7]甚至在被判死刑后还拒不逃走、以自愿“伏法”的方式对雅典法制表示了敬重和服从:他说,他被判死刑虽是不公正的,但“不是法律的不公正,而是人的不公正”(克力同,P112)。

   这样看起来,当研究者指出,斯东以现代的自由宪政民主理念来指控处死苏格拉底的古代雅典人,是患了某种“时空错乱症”时,[8]他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当研究者声称苏格拉底并非死于雅典民主而是死于雅典不完善的法制时,却很可能染上了与斯东相同的病。

   当然,作为现代人,我们无法穿越时空变成古代雅典人。这一事实为所谓“同情的理解”划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线。当我们讨论历史事件时,归根结底只能以现代人的眼光去看、以现代人的头脑去想,不可避免地带有现代人的“先见”。由此,要想彻底避免一切形式一切程度上的“时空错乱”,根本是不可能的(也许还是不可欲的):我们对历史事件的关心,很少是因为“纯粹地”对历史有兴趣,而往往是受现时的问题所激发;我们之所以觉得某些历史事件比另些历史事件更重要,也往往是因为它们对于我们所面临的现时问题具有重要性和启发意义;而我们之所以应当尽可能小心地避免“时空错乱”,也正是因为在“时空错乱症”下对历史的误读,可能导致我们就现时问题得出错误的解答,并由此极可能对我们现时的生活造成重大的不利影响。

   但是,这绝不是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苏格拉底在两千年前已经死去,我们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不可能改变这一“既成”历史——;而只是在说,苏格拉底之死,作为发生于两千五百年前的历史事件,仍能激发现代人持久不衰的讨论,只是因为经由这一事件而昭显出来的种种问题及其意义,对于现代人而言仍然极其重要。这种种问题及意义之中,最显而易见因而也最无可回避的就是:苏格拉底之死,真的表明自由和民主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吗?或者说,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如何处理(政治)民主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呢?

    

   一、苏格拉底审判

   公元前399年,三位雅典公民起诉了苏格拉底。

   当时并无现代的专职法官。每年初,年满30岁的雅典公民都可报名参选审判官。六千名审判官由全体公民抽签选出,但未必全体出席审判(出席审判者自四五百到上千不等)。审判苏格拉底的,就是这样抽签产生的“公民代表”,共有五百零一人。

   这种“群众审判”的方式,是“雅典特色”的“民主”审判。当时并不存在现代复杂社会里立法与司法人员的专业分工,亦不存在民主决策与司法审判在组织和程序上的分离,——可以说,雅典的民主和法制是合二为一的,就此而言,我们根本无法说苏格拉底之死只是雅典法制的结果而不是雅典民主的结果。

   这种民主审判的方式,决定了控辩双方在审判过程中不可能遵循现代法律人所熟悉的以专业分工、职业主义为基础的“法条主义”风格。[9]为了说服并非“法律专业人士”的审判者,控辩双方均会或明或暗地诉诸神灵意旨、流行信念、社会道德等等,这些在当代社被视作应予排除的“法外”因素,而在当时却属于可以“合法援引”的因素。

   苏格拉底在法庭答辩时指出,比原告们在起诉书中列明的指控——即不敬城邦的神和败坏青年——更重要的,是起诉书上未列明的抱怨:即他个人履行其自认神圣的使命(从事“爱智之学”),到处与人谈话,通过谈话揭露别人强不知以为知,引起了许多雅典人——提起诉讼的三位原告只是这些人的代表——的抱怨。对此,他的申辩是:

   “雅典人啊,这是实情:凡职位所在,无论出于自愿或上面委派,我想都必须坚守岗位,不辞行险,不顾一切,不计性命安危,宁死不辱。……现在,我相信,我了解,神派我一个职务,要我一生从事爱智之学,检察自己、检察他人;如果我因怕死或顾虑其他而擅离职守,这才荒谬。……”

   “雅典人啊,我敬重你们,可是我要服从神过于服从你们。只要我一息尚存而力所能及,总不会放弃爱智之学的。……我四处奔走,别无所事,只是想劝导你们,无论老幼,不要只顾肉体和财富;对这两者的看重程度,不要超过怎样才使灵魂趋于完善这一问题之上。……不管诸位开释我也好,不开释也好;我要说的是我不会改变行径的,虽百死而不悔。”(申辩,P65、P66)

   明眼人可以看出,虽然措辞委婉,但这绝非求饶乞怜,而是宣布自己绝不会改变明知会招人怨恨的生活方式,宁死也要坚持继续从事“爱智之学”,为此将继续“检察自己、检察他人”。虽然隔了两千余年的时光,我们也不难想象那些被冒犯者为此而感到的恼火。

   更有甚者,他还在申辩时公然主张不应向法庭摇尾乞怜,指此做法是无耻和不名誉的。虽然他明知:“或者你们之中有人会恼羞成怒,回忆自己以往为了一场小官司,涕泪满脸地哀求审判官,还带了儿女和许多亲友来乞情;而我不做这种事,虽然明知自己到了极危险的地步。也许有人怀此恼羞成怒之感,向我发泄,带怒气投我一票。……”(申辩,P72)

   等到第一轮投票结束,面对有罪认定,苏格拉底仍然没有表现出丝毫软弱,反而可以说更加“骄傲”了:他提出,鉴于他对雅典城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应得到奖励而不是惩罚,因此提议到国宾馆免费就餐以代替原告所提议的死刑。——简直是把整个法庭审判当成儿戏!

   接下来,一个特别荒谬因而在后来饱受诟病的情节出现了:在有关苏格拉底是否有罪的第一轮投票中,审判官们以281票对220票判苏格拉底有罪;但在随后举行的、对苏格拉底处以何种刑罚的第二轮投票中,结果居然是361票对140票判苏格拉底死刑!初看起来,这意味着,有80人认为苏格拉底无罪却当死!但是,考虑到苏格拉底上述不屈不挠的作风,对第二轮投票更说得通的推断也许是:有些原本认为苏格拉底无罪的审判官看到苏格拉底讨论刑罚时的表现,转而认为他有罪了——他的罪,就在他的“骄傲”,他的独立不屈,他对能决定其生死的“多数意见”的轻蔑和嘲笑。

   也就是说,真正使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是其对“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择善而固执”,这种坚持使其不能和光同尘、顺随流俗,因而冒犯了社会大众。

    

   二、苏格拉底反民主吗?

   雅典是全世界第一个实行民主制的城邦,[10]被认为是西方民主传统的源头。

   苏格拉底一生的早期,适逢雅典民主政制的“黄金时代”,也即伯里克利(Pericles)时代。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病死。之后不久,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中败于斯巴达。公元前404年,雅典投降,斯巴达扶植“三十僭主(tyrants)”执政。数月后民主派卷土重来。一段混乱之后,霸主斯巴达抛弃了僭主们而承认了民主派,民主政体得以在雅典重建。苏格拉底被审,就在此后不久。

   不难想象,此种历史背景下,惊魂未定的民主派会格外敏感于“反民主”的言论和行为。而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短暂地推翻雅典民主制的三十僭主中,的确有苏格拉底之前的学生和朋友[11]——苏格拉底难免世人的此种猜疑。正是结合这一历史背景,有不少研究者认定苏格拉底审判是一场以法律为名而进行的政治审判,审判的实质在于宣布苏格拉底是民主政体的敌人。只不过,受当时有效的一部特别法令约束,[12]起诉者不能直接在法庭上提出此种政治指控。

   苏格拉底应当知道这一未明言的指控存在。他针对“败坏青年”这一指控所作答辩,也可用来反驳其应当为前学生和朋友的行为负责的主张;在论证自己一贯坚持不行不义之事时,苏格拉底也提到了在僭主统治时期他的一次不服从当权者命令的行为。但是,他从来未曾尝试像正面宣布自己一贯“维护法纪”、“不行不义之事”那样明确地宣布自己拥护民主政制,相反,他在法庭上发表的辩词多次表达了他对大众意见——民主制下政治决定的当然主宰——的轻蔑。

   例如,他在《申辩》中说:

   “我若从事政治,死也久矣,于己于世两无益。莫怪我说实话。凡真心为国维护法纪、主持公道,而与你们大众相反者,很难保全性命。真心想为正义而斗争的人,要苟全性命哪怕是须臾之间,也非得在野不可。”(申辩,P68)

   在《克力同》中,苏格拉底表明了为何不应将大众意见奉为圭臬:

   “我们何必如此关注大众的意见?最富理性的人的意见更值得考虑……我们此刻所关注的是非、善恶、荣辱等问题,是应当惕息、倾听大众的意见,还是该敬畏一个对这些事务在行的人的意见过于所有其他的人?”(克力同,P99、P103)

   很明显,苏格拉底心中有比“大众意见”、“多数决定”更高的权威:那就是理性和正义。民主制度下拥有压倒性权力的多数,恰恰容易受激情和偏见的左右而不听从理性和正义的指引。对此,苏格拉底曾评论说:“但愿大众既能做大恶,也会行大善,这还是有出息的。可是他们两不能,他们既不能使人智,又不能使人愚,他们一切都是出于偶然的冲动。……”(克力同 P99)

雅典人也许不如苏格拉底有智慧,但他们也不是被人轻蔑还不自知的“傻瓜”,他们很知道苏格拉底并不信服作为大众之代表的他们;——特别是那些审判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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