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显扬:“四项基本原则”的由来——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前前后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70 次 更新时间:2013-09-05 23: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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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显扬  

  

  现在五十岁以下的人,知道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恐怕不多。五十岁以上的人,即使当年有所耳闻,现在大多也淡忘了。

  参加这个会议的人,有不少已经谢世,比如,王惠德先生、廖盖隆先生。王惠德曾经和于光远一起,担任过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我们称“双中锋”,廖盖隆是副所长。和我同组(第二组)的黎澍、范若愚、孟凡、温济泽等几位先生,也已经相继作古。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议当事人将越来越少。抢救这个会议的材料,已经是一件非常紧迫的事情。再不抢救,很多事情就湮灭了。经验告诉我们:好事湮灭了会失去榜样;坏事湮灭了会重蹈覆辙。

  

  一、会议印象

  

  这个会议是在京西宾馆开的,我住宾馆九层,和王贵秀教授同屋。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同学,至今已是半个多世纪的老朋友。

  1979年春节前夕,理论界一百六十多人,包括长期在中共党内做思想理论工作的老人,在京的理论、新闻、宣传、出版、教育、文学、艺术、经济、国防、外交等各界人士,以及各省、市、自治区来的联络员,济济一堂,在胡耀邦主持下,就中共建国三十年来理论宣传战线(那时人们习惯用“战线”这个词)的基本经验,以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开展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与会者心气很高,会议气氛热烈而轻松。

  议程安排不是很紧,有点“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味道。看了不少电影,李小龙主演的《精武门》、苏联电影《这里黎明静悄悄》、日本电影《幸福的黄手帕》等,外面还没有放映,会上放映了。伙食也可以,六毛,八毛,一块五,自选标准,自掏腰包。那时物价便宜,八毛的伙食就相当不错了。

  会议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令人鼓舞的气氛中进行的。凡是和中共建国以来的历史、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有关的事情,凡是和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时都这样称呼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指示、决策有关的事情,只要你想到而又想说的,都可以说。至于怎么说,说到什么程度,全凭各人自己把握,没有人给你划框框、定调调。而且,说什么简报上登什么,无需审查,也不作删改。

  会议主要以组为单位进行。全体大会只开过四次:1月18日开幕式,胡耀邦作“引言”报告;3月28日第二阶段会议开始,胡耀邦讲会议议程;3月30日总结大会,邓小平讲话;4月3日全体会议,胡耀邦作“结束”讲话。

  会上服务很周到。各组开会,都有专人记录。那时没有录音设备,全靠人记。会议一结束,记录稿就送到手上,记录质量很高。《人民日报》的一些记者、编辑,像李泽兰大姐,都是工作人员。中宣部的许多干部,也在会上服务。上午的发言,拿去《人民日报》排印,晚上就送回来。下午的发言,第二天开会就能见到。各组交流主要靠简报。此外,晚上休息的时候,还可以举办专题沙龙。贴一张告示(当时好像没有“海报”一说),感兴趣的人就来参加,没有组别界限。我和王贵秀就举办过一次,请大家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行研讨,发言非常热烈。

  与会者都是中共党员,都是在党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从未见过、更没有参加过这样自由的会议。一些人不免心里打鼓。但是,年轻一点的,像严家其、王贵秀、郭罗基、牛欣芳我们这些人,既无政治经验,又无心底城府,根本没有考虑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只觉得从未有过的痛快,说话口无遮拦。当时我们都四十岁刚出头,严家其还不到四十岁。现在回想起来,真可谓不知天高地厚,结果,我们都为此而付出了代价。

  一个月的会议,出了两百六十多份简报,数百万言文字,内容之丰富,涉及面之广,在中共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理论工作会议可与之媲美。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思想解放的盛会,以前没有过,此后近30年也没有,今后大概也不会再有。除非出现完全不同的政治局面,那另当别论。这是在一个特殊年代召开的特殊会议。上面有需要,下面有话说,是一次难得的台上台下的大合唱。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盛会,近三十年来,除了当事人,几乎无人提起。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台上的指挥认为台下的人越唱越“离谱”,必须叫停。会议一结束,连简报都收走了,可谓“一网打尽”!

  

  二、缘起和过程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召开,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分不开。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又和“两个凡是”分不开。

  (一)会议缘起。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一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把华国锋主席早些时候讲过的“两个凡是”的意思,提炼加工,以非常工整的语言,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的提出,无异于宣布文化大革命没有结束,一切都按毛泽东原来的章程办理。这实际上等于推行一条没有毛泽东和“四人帮”的毛泽东极左路线。“两个凡是”严重地阻碍了揭批“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进程。人民群众不满,老干部尤为不满。在听了邓力群、王震告知,“两个凡是”出台目的是要阻止他出来工作后,4月10日,邓小平在给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的信中提出,要以“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其潜台词是不能以孤零零的这决策、那指示为准。胡耀邦是一个实打实的人,为策动思想解放运动和平反冤假错案,他在中央党校创办内部刊物,组织人马写文章,重编教学大纲,紧锣密鼓,准备打破“思想枷锁”和“组织枷锁”,包括与“两个凡是”开战。

  经过一段时间筹备,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胡耀邦亲自敲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后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陆续转载。文章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不料12日晚上,时任“毛著办”副主任的吴冷西,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打电话,口气极为严厉,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很坏很坏,是砍旗、丢刀子、非毛化,扣了三顶大帽子。“砍旗”,是指砍毛泽东思想这面旗;“丢刀子”,是毛泽东批赫鲁晓夫的用语,说他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吴冷西用这个话,意思是把毛泽东这把刀子丢了;“非毛化”,是说这篇文章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吴冷西指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的时候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以后才是真理等,是完全错误的。他说,照文章作者的看法,“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该反对“四人帮”,反对修正主义,而应该反对教条主义。他还指责,文章说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要反对只有“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

  在吴冷西看来,这篇文章简直犯了弥天大罪。应该说,他的嗅觉很敏锐。这篇文章本来就是要冲破毛泽东的禁区,否定他那些极左的的指示和决策,否则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什么事情也干不了。但是,说这是“砍旗”、“丢刀子”、“非毛化”,则完全是政治陷害。不过吴冷西这一顿大棒倒也是起了大作用,在国人面前把上面的矛盾挑明了。没有他这一下子,“实践标准”这篇文章未必会有那么大的影响,讨论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声势。吴冷西无意中扮演了这场大讨论的反面推手的角色。

  按理说,斗争的形势是明摆着的。特别是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以后,实际上胜负已成定局。邓小平的讲话一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就讲“实事求是”。他居高临下、语气坚定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认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联系,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并且反复引证毛泽东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论述。他严厉批评了反对这个原则,否定实践标准的错误,就差没有点名地批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

  但是,“凡是”们并不甘心。他们手中还有相当权力,特别是因抓捕“四人帮”有功而一下子坐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宝座的汪东兴,还掌握着舆论宣传大权。华国锋虽是“两个凡是”的始作俑者和第一担纲人,但他并没有阻止“实践标准”讨论,这是他的明智之处。但他也没有表示要收回“两个凡是”,这就给了台前那些“凡是”们以广阔的想象空间。

  1978年9月,《红旗》杂志上任不久的副总编辑方克主动请缨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方克是想借此参与“实践标准”讨论,摆脫《红旗》杂志几个月来的被动局面。但是,总编辑熊复秉承汪东兴“按兵不动”、“不准介入”的旨意,不赞成文章发表。后此文经反复修改,到了第三稿,题目改为《重温<实践论>》,成了一篇论战文章,名为“重温”《实践论》,实际是反对“实践标准”论。文章把吴冷西电话中的全套武器都搬了上去,大批不可知论、怀疑论、“海外奇谈”。所谓“海外奇谈”,就是指香港那边有人说,大陆现在非毛化了。《重温<实践论>》以此为靶子,旁敲侧击,指桑骂槐:海外帝修反,说我们非毛化,挑拨中央常委之间的关系。

  《红旗》杂志的文章送到中央。叶剑英副主席认为,既然有不同意见,建议中央开个理论务虚会,让大家把意见充分摆出来,经过讨论统一思想,解决问题。《红旗》杂志这篇文章,起了大作用。没有这篇文章,不会有叶剑英的建议;没有叶剑英的建议,未必会有理论工作务虚会。叶帅提出这个建议,是受了同年7月到9月李先念在财经战线召开的务虚会的启发。那个会上,与会者为经济建设出谋划策,统一了思想,开得比较成功。所以叶帅就想,理论界不妨也开这样一个会。12月31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央政治局同意叶帅的建议,决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22日结束,理论工作务虚会1979年1月18日开幕,前后相隔不到一个月。可见,中央对这个会的期待是很殷切的。

  (二)会议过程。中共中央决定,会议分两个阶段开。第一阶段,以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名义召开,会议名称为“理论工作务虚会”,邀请中央和在京的理论宣传单位的人参加,各省派联络员。会期一个月。1979年1月18日开幕,至26日,然后过春节,休息五天。2月1日接着开,开到2月12日左右。休息几天,进入第二阶段,改以中央的名义召开,邀请各省市的有关人员参加,规模扩大到四五百人,改名为“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再开十天左右。以上安排是胡耀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宣布的计划,实际上会议进程与此有很大出入。

  最主要的变化有三点。第一点,原来计划,第二阶段扩大进来的各省市的人,和第一阶段的人一起开会,后来改主意了。地方的人,军队的人,第一阶段的人,各开各的。第一阶段的人,搬到友谊宾馆,把原来住的京西宾馆腾给地方和军队。第二点,第一阶段休会时布置搞几个材料,准备在第二阶段的大会上作报告用,以扩大第一阶段会议成果的影响。我自告奋勇报了一个题目:《华主席在湖南》。华国锋上台以后,不管是什么事情,工会工作也好,青年工作也好,妇女工作也好,兴修水利也好,湖南方面都以“华主席在湖南”为题,大吹特吹,令人作呕。我准备这个材料,就是想在第二阶段的大会上,揭露湖南方面对华国锋搞的这种新的个人崇拜。但是,第二阶段一个大会也没有开,准备的材料都没有用上。第三点,原计划第二阶段开十天,实际只开了七天。3月28开始,新来的人到会三天,还没有进入角色,30日就听邓小平报告,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听就知道,风向变化了,根本无法和第一阶段的会议接轨。4月3日,会议便草草收场。因此,严格说来,所谓理论务虚会,就是第一阶段那二十来天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二阶段的“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不过走一下过场,除了邓小平报告外,别无其它实质内容,原定华和叶的讲话也都取消了。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确定参会人员的方式也不一样。第一阶段即“理论工作务虚会”,参加会议的人,没有“代表”身份,不受单位指派,也不代表单位,而是作为个人,直接由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名邀请。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反映了上面对这个会议的意图,倾向性非常明显。北京大学(我当时在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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