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岭:毛泽东的民主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5 次 更新时间:2013-09-03 00: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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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岭 (进入专栏)  

  

  毛泽东在他的著作和讲话中多次论及民主问题,但其含义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有时他讲的民主是一种民主咨询,有时又等同于民主监督,有时则是指民主权利,建国后他将民主解释为小民主,甚至大民主。厘清毛泽东的这些民主论述,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理解毛泽东的民主观,进而理解毛泽东的治国理念和思想。

  

  一、毛泽东常把民主理解为民主咨询、民主讨论(不是民主决定)

  

  毛泽东在很多场合都把民主解释为民主咨询,民主就是要倾听群众的声音,要让人讲话:“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1]“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2]“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3]这种咨询性的民主通常表现为听取不同意见,集思广益,如他在军队中倡导“军事民主”:“在作战时,实行在火线上连队开各种大、小会,在连队首长指导下,发动士兵群众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如何完成战斗任务。在连续几天的战斗中,此种会应开几次。此项军事民主,在陕北蟠龙战役和晋察冀石家庄战役中,都实行了,收到了极大效果。证明只有好处,毫无害处。”[4]

  毛泽东的“让人讲话”、“同群众商量办事”,“发动群众讨论”不仅包括听取群众意见,也包括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他在1957年以前多次强调要礼贤下士,尊重社会贤达。“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因而不注意去努力说服非党人士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心悦诚服地执行。”“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5]“我们共产党的参议员,在我们这样的政策下面,可以在参议会中受到很好的锻炼,克服自己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宗派,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的道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上有一条,规定共产党员应当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就是针对着这一部分还不明白党的政策的同志而说的。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除了勾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然没有说话的资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6]“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7]

  1960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的报告,他举例说,“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象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8]

  从谏如流、广纳人才、礼贤下士、集思广益,这种“民主”其实只具有民主咨询、民主作风层面的意义,与作为制度的民主制(如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制度)并不是一回事。这种民主作风不能说没有意义,但由于缺乏制度的保证,因此从长远看是靠不住的,更重要的是,它很容易与人治相结合。毛泽东本人后来也成为自己曾经批评的对象,不仅仅是毛泽东,党的许多领导人在重大问题上往往也“一意孤行,把持包办”,以为“有军队和政权在手”,就当然地“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自己的决定去做,对非党人士只是象征性的“说服”一下,至于你说得对不对,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没有好处,由我们来定标准,下判断。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没有制度保障的道德教育、礼贤下士、集思广益,是不可能有长久生命力的,民主首先应该是一种制度,民主只有制度化、法律化才能真正发挥其功能。

  在毛泽东对“极端民主化”的批评中,也反映出他对民主的认识局限。他批评的“极端民主化”是“要求在红军中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项错误主张”。[9]在我们今天看来,民主当然是应该“由下而上”的,“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不是太民主了,而是民主的还不够,真正的民主就是群众讨论、群众决定,群众先讨论后决定(直接民主),或群众选举领导人做决定。毛泽东1929年这样说时主要针对的是红四军,[10]民主制度不适宜军队是世人公认的,但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民主的理解显然有偏差,他把“让群众说话”理解为民主,这样的民主(实际上是民主咨询)他是赞成的,但真正的民主(群众决定)则被他认为是“极端民主化”,是不能接受并需要予以清除的,因为这种民主排除了“集中”,削弱了党的领导。“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11]

  

  二、毛泽东有时将民主理解为民主监督

  

  1945年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如何跳出历朝政权“兴亡”的周期率问题,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2]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对民主的理解,一是把民主理解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即民主监督;二是“人人起来负责”。“人人负责”中的“人”是指监督者(群众)还是被监督者(干部)?即,是指群众要人人负监督之责,还是指每个政府干部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笔者倾向于前者,因为这样和前一句(“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之间才有一种联系性,同时每个官吏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也并不是民主社会才有的要求。因此毛泽东理解的民主基本上就是民主监督(“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而不是民主决定,似乎也不包括民主选举(至少在这一经典对白中不包括)。

  民主监督是民主的一部分,但不是民主的全部,如果将民主理解为仅仅是民主监督,无疑是以偏概全,缩减了民主的内涵,弱化了民主的意义,因为在开明专制下也可能有一定的民主监督。没有民主选举、民主决定,只有民主监督,这样的民主是不完整的,其监督也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监督,而可能只是表现为民众监督。民众监督强调的仅仅是民众是监督的主体,而民主监督不仅强调监督的主体是民众,而且这种监督应是体制性的,如舆论对公权力的批评作为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公众集会表达不满情绪的权利都有宪法和法律的保障,国家权力有公开政务的义务,人民有知情权,人民通过其代表对国事的监督是经常化、制度化、法律化的。

  

  三、毛泽东有时将民主等同于权利

  

  毛泽东有时候把民主理解为权利,如前所述的“让人讲话”,允许群众展开讨论,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类似于言论自由,而不能完全等同于民主。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前提,但不是民主本身,既不是民主决定,也不是民主选举,而只是民主决定和民主选举的条件和基础,民主决定和民主选举一定要有言论自由做前提,没有言论自由,民主决定和民主选举将无法进行,但有言论自由不一定就等于有民主。言论自由与民主涵义中的民主监督较为接近,如新闻自由、群众评议都与言论自由非常类似,但也不是完全等同,民主监督还包括集会请愿、汇报制度、罢免弹劾制度等多种形式。

  毛泽东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13]“关于经济民主,必须使士兵选出的代表有权协助(不是超过)连队首长管理连队的给养和伙食。”“关于军事民主,必须在练兵时实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应当使士兵群众对于干部中的坏分子有揭发其错误和罪恶的权利。应当相信,士兵对于一切好的和较好的干部是不会不加爱护的。”[14]

  这些确实是红军克敌制胜的法宝,但它们并不是“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是对士兵人身权、人格权的保障;“官兵待遇平等”,是经济平等的表现;“官兵互教,兵兵互教”是军事训练中的官兵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是表达意见的权利;“士兵群众对于干部中的坏分子有揭发其错误和罪恶的权利”是控告检举权;“经济公开”是一种知情权,是经济民主的前提(就像我们今天政务公开是政治民主的前提一样,但公开不等于民主,公开只是民主的条件);只有“士兵代表协助首长管理伙食”属于民主管理范畴,是民主的一种表现——但士兵选出的代表只是有权“协助”(不是超过)连队首长,因此这种民主管理也是打折扣的。不可否认这些措施在当时极大地调动了士兵的积极性,使他们在精神风貌上判若两人,“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但这只说明尊重士兵、保障士兵的基本权利能极大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并不意味着实现这些权利就是实行民主。毛泽东在论述这些问题时反映出他对民主和权利的区别是不清楚的,虽然我们不能对那个时代的领导人过于苛求,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他们,但我们至少从中明白了在建国后,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为什么会在民主问题上有重大失误。我们不是在追究某个人的责任,而是想对我们的错误追根溯源。

  

  四、毛泽东有时把民主视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小民主)

  

  毛泽东认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应采用“讨论、批评、说服教育”的方法,并将其运用到整风中,称为小民主:“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15]“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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