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5月7日，杜鲁门宣布：“强制遣俘与我们在韩国行动的基本道义和人道原则相背。我们不会为了买一个停战协定，而置人于被屠宰或者奴役的境地。” 美国摇摆不定的战俘立场由此终结。

　　 中朝方面不能接受美方这一立场，板门店停战谈判再次陷入僵局。然而，当1951年5月下旬，中国志愿军180师受到重创后，形势发生了变化。

　　 “并未直接参战的台湾，却在暗中有效地绑架了停战谈判议程。”常诚博士认为，正是由于国民党特务在近21000名中国战俘中产生的影响，为期三年的朝鲜战争，后两年一直受政治争论所左右。

　　 “如果我们把两个超级大国和中国看作是驱动战争的火车头，那么蒋介石就是关键时刻的扳道工，有效地改变了战争与和谈的进程。”

　　 不曾参战的最大赢家

　　 当朝鲜南北分治已成定局，首先是急于结束战争状态的金日成立场松动，只剩有斯大林支持的中方坚持按日内瓦公约遣返战俘。

　　 然而，当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苏联方面不再坚持此前的立场，使得中方孤掌难鸣。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字，确定战俘按照自愿原则遣返。至此，志愿军战俘去台一事最终尘埃落定。

　　 此后，台湾国民党代表团屡屡向联合国提及战俘赴台一事，以此证明“中国人只要有选择就一定会拒绝共产主义”，进而证明其政治主张的正当性。

　　 战俘赴台一事赢得政治主动后，台湾当局进而于1952年签署《台北条约》，正式从日本手中将台湾主权收归中国。1952年11月，艾森豪威尔任美国总统后，采取了更为激进、强硬的远东政策，与台湾当局于1954年签署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这标志着台湾重新被纳入美国军事同盟体系，台湾也因此得到了此后20多年的生存空间保证。

　　 “台湾不曾参战，却因此成为朝鲜战争的最大赢家。”常诚认为。

　　 棋子与弃子

　　 台湾国民党政权摆脱了弃子的命运。而志愿军战俘，协助台湾完成命运转变的关键棋子，却在实现利用价值后成了弃子。

　　 冉宏图们上岸后，又分乘225辆军用大卡车，分成5个支队，由摩托车队前导，救护车、通讯车随行，另外还有国民党安排的广播车沿途播放歌曲散发传单。车队到达台北后，沿主要街道行进，沿途不断有人燃放鞭炮，一派喜庆气氛。

　　 然而喜庆过后，台湾方面“战俘去台湾后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不肯去台湾的，可以选择前往中立国”等承诺，并没有兑现。

　　 战俘们被交由蒋经国领导下的一个辅导组织负责，逐个审查后，补入国民党军基层。

　　 冉宏图回忆，其实许多人内心并不愿意去台湾，在从韩国到台湾的船上，就有战友说：“我去到台湾也是死，我刺了一身字回到大陆去也是死。”“不听劝，他头一低就跳海了。”

　　 1958年8月28日，金门炮战爆发。冉宏图等前志愿军战俘也上了前线，有的就“带着美国鬼子的步枪、自动步枪，连枪浮水游走，浮到厦门跑掉了”。冉宏图也想逃跑，但由于企图早被发现而未果。

　　 频繁出现的逃跑事件，使国民党当局意识到，这批志愿军战俘大部分还是“人在曹营心在汉”，于是又针对战俘开始了新的政治攻势。冉宏图就曾被要求参加国民党，但他拒绝了。

　　 “好人”、“坏人”、“中国人”，这些概念一直在冉宏图内心纠缠，他再也无法给自己下一个定义。这个被强抽壮丁入伍的百战老兵，此后再不关心政治，只是每年清明节前后，他总要面对着大海。

　　 “在台湾烧纸，晚上做梦都想到母亲，想到弟弟……”

　　 “那个时候往床上一躺，脚就把扳机扳着，枪抵着胸口。我跟他们讲了好多次，我都没有自杀，只能够晚上掉眼泪。我说我还要活下来，回来看一下，对家里有一个交待。”

　　 1942年春节，他被保长一根绳索捆着送进军营，就此身不由己，卷入时代风浪一生流离辗转，60多年再没回过故乡。他觉得自己这辈子从来没有机会选择自己的人生。农民、国民党军、解放军、战俘、国民党军……似乎就是抓壮丁的那一个下午，就改变了他所有的命运。他说，他不知道应该怨谁。

　　 1975年退役的时候，他已经五十开外，仍然是个军衔中士的小兵，孤身一人。他在家订下的那个娃娃亲，早已经杳无音信，可是他依然日思夜想着那个他只见过一面的女人，因为父母死后，这个女人成了冉宏图对家乡最真切的具象。

　　 1987年底，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长达38年的两岸同胞隔绝状态打破了。然而冉宏图囊中羞涩，也没有亲人和朋友资助，只能去洗胶袋赚钱，他没有家，晚上就睡在楼梯的角落里。

　　 冉宏图终究还是回到了故乡。

　　 2008年3月29日，他在成都下机，一路问老乡：老屋门口的柿子树和橙子树相当好吃，树还在不在？老乡说橙子树不在了，柿子树和桃子树还在。“结果我去看，那个柿子树和我一样，也已经老了。”

　　 冉宏图把暮年的归宿选在宜昌，这是当年抗日时他打过仗的地方。

　　 如今，冉宏图和侄子一家养了十几头奶牛，在一个很僻静的小山村里深居简出。对他来说，这或许是种慰籍，不用再向别人解释自己复杂的身份，也不用再争辩那段岁月的是是非非。他说，“在宜昌，如果有人问起来，还可以简单回答说当年我在这儿打过日本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