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俄国“村社社会主义”叙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5 次 更新时间:2013-07-26 19:4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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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俄国,直到上世纪初还普遍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这就是村社。村社是古代原始公社的“次生与再次生形态”,是被马克思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停滞落后的社会形态。土地的原始公有、土地平分、共同耕种、大家长制、农民束缚于土地,如此等等,形成村社的基本特点,也形成俄国的社会国情及文化国情的基础。十九世纪中叶,俄国走上资本市场的道路,俄国民粹派知识分子揭起“村社社会主义的旗帜”,阐扬村社的原始“公有”与绝对“平分”原则,决意阻止资本在俄国的“扩张”,跨越“资本”的“峡谷”,直达“社会主义”。远古农业公社在亚洲(包括俄国)的长期滞在,是亚洲社会发展的重要特点,因此亚洲现代化的本意即为克服滞在性,走出旧亚洲。俄国村社社会主义将远古指为“现代”,将蒙昧指为文明,将落后指为先进,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特性指为“社会主义”理念,由此成为旧社会的顽守主义与旧文化的回归主义。

  

  一、有关俄国村社形制的研究

  

  从外观上看,俄罗斯米尔村落是一个规模不小的“街道”,街道背后是分成条块的耕地和园圃。每个村社人口不下三五千人之多。由于人口的增加和新家庭的产生,每个村社都在不断地发展与扩大。

  

  “村社”这个概念所折射的,既是一种村落形式,也是一种土地制度。同日耳曼土地制度形成鲜明的对照,村社的基本特点是建立在公有基础上的土地平分制。土地原则上每12年重新分配,事实上许多村社每6年、3年,以至1年就再分一次。土地被划分为长条形,以便于分配的平均性。长条地的“平分”并不是硬性地按户分配,而首先考虑一户的人口与劳力。一般说来,土地相对贫瘠,则根据农户的劳动力分配,土地肥沃则根据人口数目分配。 1

  

  村社主义者弗列罗夫斯基这样描述村社的土地平分制度:“当个别村社出现缺少土地的情况时,村社的成员们很容易就在他们之间商量好和安排妥迁居事宜。一部分人留在原地,另一部分人愿意迁走,有时甚至违背上司的旨意自愿到上千俄里以外的地方去。同样,在土地充裕的地方,村社准许移民到自己的土地上来,不加阻拦。西欧的小土地所有者对于这种好心一定会感到奇怪,也许还会认为这是野蛮,然而村社土地所有制是摒弃过分贪婪的最好学校。” 2

  

  俄国村社的土地平分制度与印度相似。在印度,每隔一定时间,往往是每隔一年,把公社土地平均分配。马克思说:“这在印度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历史上乃是比较晚期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现在也只存在于北部和西北部的一些地区,在旁遮普这种形式最常见:在这里,这种形式不仅出现于同一村落以内,而且出现于两个和两个以上彼此有亲属关系的村庄之间,往往不仅涉及耕地,而且还涉及农舍”。 3

  

  与土地平分制度平行实施的是共耕制度。村社给予村社全体成员的先是经营“用斧头、镰刀和犁所能对付”的土地的权利,然后随着人口的增加,供给每人以均等的地块,其义务是参加“公共的翻耕和砍伐”。 4马克思说:“正确地认定东方一切现象的基本形式是在于那里没有土地私有制之存在。这一点,甚至可以作为了解东方世界的真正的关键。” 5显然,村社的基本制度特点就是东方式的原始公有制。

  

  俄国村社的村民没有随意迁徙的自由。沙皇用强制手段把农民束缚于村社,颁布法令法令,禁止农民迁徙。1649年,沙皇阿历克谢·米哈依洛维奇颁布《法典》,规定可以捕捉逃亡的村社村民,一旦抓获则处以重罚,把无保障的、手足都受束缚的劳动群众完全看做自己的私产。 6后来这样的严酷政策有所松动,然而国家还是规定无论何人未经公社的许可,不能离开公社,迁往他处。一旦村民离开村落从事其他职业,村社可以即时把他“召唤回来”。村社尤其反对村民离开土地到城市成为工人,有时不得已采用放弃赔偿金的方法吸引农民回村,这对于在城市无法继续生存的工人来说是有利的,然而更多的情况是以强迫性的“召唤”迫使工人回乡。

  

  村社对国家与领主的租税带有“连环保”式的连带性责任,村民外出打工,租税的负担自然转移到其他村民,由此村社就会根据“集体”的意愿强迫它的成员弃工务农。连带责任制限制了村民的自由行动,“使已经废除了的农奴制又通过米尔而延续下去,农民虽不再是领主的农奴,却成为米尔的农奴”。直到1907年为止,村社“对于他们的劳动力也有当然的征发权”。 7不过俄国还有“村社土地和区域联盟”的说法,在同一个联盟中,有时社员可由一个村社转到另一个村社,并有权在其中分得份地。

  

  这样的村社制度在大俄罗斯地区占有支配地位,主要实施于内地各行政区,然而像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村社的痕迹就不太明显。马克斯·韦伯说:“在乌克兰以及在16、17世纪尚未为莫斯科公国所控制的俄罗斯各地,尤其是西部,都没有产生过这种土地重新分配的习惯。在这些地方,土地是永久地分配给分散的农户耕种的。” 8

  

  受到俄国沙皇保护的村社,并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贫富平均。村社内部也有贫富差别。强劳动力多的的家庭往往成为村社中的“富农”,而一些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则可能成为贫困者,他们向富裕农民借贷,结果富裕者就利用这种借贷关系控制了贫困者,并在村民大会获得更多的发言权。 9

  

  另外,农民虽然希图通过土地平分以实现社会公正的原则,但事实上掌握土地分配权的村社上层并不遵循这个原则。“他们处理事情经常象处理他人的事务而不是处理自己的事务一样,他们在份地和赋税负担方面都尽量弄得极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在劳动的条件上没有任何根据,纯粹是由外部造成的”。 10

  

  二、由“村社”产生“村社社会主义”

  

  如同中国古代有井田制,由此产生井田主义与儒家社会主义,俄国村社也激发了俄国知识分子的丰富想象力,由村社产生村社主义,继而产生俄国特有的村社社会主义。村社社会主义成为“俄罗斯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俄国现代历史进程乃至东方的思想运动发生过无可低估的影响。村社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有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奥尔洛夫、杜勃留波夫以及拉甫罗夫、巴枯宁、特卡乔夫、克鲁泡特金和所谓的自由派米哈伊洛夫斯基、尤沙柯夫、沃龙佐夫、丹尼尔逊等人。就主要代表而言,赫尔岑是村社社会主义的开创者,此后有特卡乔夫与普列汉诺夫。其中普列汉诺夫前期是一个村社社会主义者,后期则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起初,俄国知识分子对于村社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1845年,普鲁士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出版《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对俄国村社情况作调查与分析,论说在村社中存在的原始公社制的土地公有、土地平分、共耕等基本性质。

  

  原始公社的古老痕迹在各个国家与民族都会多多少少地存在,即使在哈克斯特豪森的家乡也可以找到原始公社的“残余”。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中评论哈克斯特豪森的书指出:哈克斯特豪森在自己威斯特伐里亚故乡还能找到不少的公社所有制的残余,而他作为一个政府官员,应该是确切知道这种残余的。问题在于这样的村社在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是“残余”,而在俄国却是遍地开花的活生生的存在,直到20世纪初还随处可见。因此,哈克斯特豪森称自己的著作公布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就是这个“发现”,燃起赫尔岑等人的革命的“激情”。

  

  1861年3月3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关于废除农奴制的特别宣言,批准“废除农奴制”的法令。按照法令,农奴获得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得买卖农奴;农奴在交纳一定数量的赎金后可以领得一份土地,成为自由农民。19世纪中叶,是东方社会在西方力量冲击下实现“工业化”,开展“资本”变革的关键时刻。这个时期,日本有明治维新,中国有洋务运动及后来的戊戌变法。这些运动不管其初始目标如何,其结果都推动了文明的演化与社会的前进。俄国农奴制改革也发生在这个时间段上。这是一场不彻底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然而它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劳力、市场和资金的前提条件,是俄国由“古代”向“现代”演进的重要转折点。

  

  赫尔岑等知识分子,是俄国农民的“天生”代表,他们对资本主义深怀恐惧,对古老的自然经济依恋不舍,他们力图阻止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实现,希图俄国永远驻留在农业的“天国”。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引起他们的共鸣,迫使他们思考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如果俄国实现“社会主义”,道路在哪里?俄国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基础吗?

  

  哈克斯特豪森的“发现”让他们思如泉涌,他们急切关注起俄国古老的农村公社和公社土地所有制,声称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所追求的“农业协作社”、“共产主义公社”,原来就存在于俄国的现实生活中。赫尔岑强调俄国农村公社和公社土地所有制是俄国社会主义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俄国就可以避开西欧资本主义的“罪恶”和“灾难”,直达“社会主义”的捷径。恩格斯说,村社的发现,使俄国出现村社社会主义者。他们利用这一点来把俄国农民描绘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体现者、天生的共产主义者。 11

  

  文学评论家特卡乔夫,深受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国外的布朗基等人的影响。他认为俄国的村社具有充分的公有制原则,俄国农民是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集体所有制的思想同俄国人民的世界观紧密联结在一起,俄国人民尽管愚昧,没有西欧人那样“文雅”,但比西欧人民更接近社会主义。他深感资本主义正向俄国逼来,应该趁其还未到来之前,发动革命。

  

  村社社会主义者知道,实行“革命”之前,革命的宣传断不可少,普列汉诺夫曾是这个“主义”的优秀宣传家。他揭示村社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土地公有”。他看到俄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产业工人充其量不到一百万,因此土地问题必定成为最大的社会问题,而土地问题的本质,则是土地制度问题。他说,这个土地制度就是村社土地公有制,它“构成了我国农民对待土地问题的最本质的特征,这种占有制对农民来说,是他们世代相传的遗训”。

  

  他苦苦思索下面的问题:俄国与西欧走向现代的道路究竟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原因是什么?他思考后的回答是:在同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斗争中,西欧的村社遭到破坏,民众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土地权可以世袭;随后又出现资产阶级的土地原则,只要有钱就可以获得土地所有权。 12然而俄国不是,否定了资本主义的土地原则,坚持着“每个公民都有权占有土地的村社原则” 13。这里,他说的是“占有”而不是“所有”,土地“所有”权归村社,农民只能“占有”。

  

  村社主义团体“土地和自由”社的纲领指出,将土地视为私有,是不公正的。“土地属于上帝”,每个农民有权拥有能用自己的劳动耕作的一定数量的土地,全部土地必须交到农民手中,进行平均的分配。 14弗列罗夫斯基认为,平均分配的对象,不仅土地,还包括生产工具,“农民作了一切努力,用正确和最好的办法在他们中间分配劳动工具即土地” 15。斯捷法诺维奇强调村社的基本原则是没有土地继承权。继承权的废除,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公式。这是“大俄罗斯人民”的一致愿望。人民若要获得“经济、社会、政治上的平等”,其根本基础就在于此。不废除继承制,劳动者的解放就成了空话。

  

  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村社制度是永恒的,既不可取消,也不会灭亡。村社所有制,正如它在原始公社实行的那样,丝毫不妨碍对土地作集体的耕种。原始公社的原则存在于村社中,然而不可说因为“原始”,就一定会灭亡,相反村社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16

  

  村社主义者把自己的思想自诩为“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是别国所没有的,俄国“社会主义路径”唯此一家。他们到处游说:“在俄国人民生活中有可能发展社会主义形式的一种良好的基础。这就是还没有引起我们主要注意的那个生机勃勃的基础,然而连站在社会主义者行列中的远处的人们,也都认为俄国庄稼汉的村社精神是任何一个西方民族所不具有的一种强有力的因素。” 17

  

  三、“村社”及“村社社会主义”论析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村社”与“农村公社”具有同样的意义。他通过对印度村社的研究,确认村社是一种落后的文明形态。他特意在村社前面加上了“半野蛮的、半文明”的前置词:“英国人把纺纱匠安置在兰加雪尔,把织布匠安置在孟加拉,换言之,就是把印度原有的纺纱匠和织布匠完全消灭,这种干涉行动就消灭了这些小规模的、半野蛮的、半文明的村社的经济基础而破坏了村社,这样就实行了亚洲所从未经过的一次最大的,而且的确可说是唯一的社会方面的革命。” 18 当印度前文明社会形态与英国的现代文明相逢时,这样的“半野蛮性”便被充分地显示出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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