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一九五七——中国现代知识份子的消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28 次 更新时间:2013-07-23 21: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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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凭这一点,硬把这次学生游行说成是马哲民和“民盟”策动的。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为题的长篇通讯,将此事大加渲染,声称这次学生闹事是在“章罗联盟”驻武汉的大员马哲民的策动下,以汉阳县民主党派联合小组长、民盟盟员杨焕尧和民盟发展对象、汉阳县一中副校长王建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在汉阳县机关所在地蔡甸镇制造的一次他们自称的“小匈牙利事件”。[11]杨、王二人再加上一个被认为是王在校内的亲信钟毓文,不久即以“反革命暴乱罪”被枪毙。同案判徒刑的10人中3人被送去“劳动教养”,此外还有几十人受了其他处罚。直到1985年中共湖北省委复查后报经中共中央批准,才为此案彻底平反。[12]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当年为了打击“民主同盟”,什么伤天害理的手段都使出来了。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声色俱厉地质问: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这篇社论宣告了“反右派”运动的开始。

  

  三、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心声

  

  在1957年,一个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原因可说是千差万别;并不一定真是本人有什么过失,有的仅仅是因为“民盟”盟员的身份,有的是因为私怨,有的甚至只是因为要凑足上级下达给本单位的“右派分子”指标规定的人数。当然,也有一些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或者在“整风”、“鸣放”座谈会上,或在大报、小报乃至壁报、黑板报上发表了触犯中共政治标准的言论。

  下面就来看看当年的一些“右派分子”曾提出了些什么样的主张,这些主张又是如何被批判的。

  例如,黄绍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我们的立法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刑法、民法、违警法、公务员惩戒法都尚未制定公布,经济方面的法规更不完备,“五年计划”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条例还没有制定。他说,“公务员惩戒法”和各机关的组织条例办事规则是与“整风”最有密切关系的法规,必须早日制定。[13]

  复旦大学法律系教授杨兆龙在“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还不颁布?”一文中说:我们过去在立法方面的努力实在跟不上实际的要求。例如,平常与人民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及一般社会关系的调整最有密切关系的“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等至今还未颁布。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什么不是犯罪,什么是犯罪,以及应如何处罚等等,侦查、检察、审判人员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足资遵循,因此就发生一些无根据的控告和不应有的错捕、错押、错判的情况。杨兆龙指出:这种情况很可能成为制造矛盾与不安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那种以为“如果制定一套完密的法律,难免限制政府机关应付事情的灵活性”的意见,杨兆龙反驳说,政府机关那种无明确的法律限制的办事“灵活性”有时颇足以破坏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影响人民对政府的信仰。[14]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说: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是通过制定法律来实现的。法律是人民的意志,也是党的意志,审判员服从了法律,就等于服从了党的领导。因此,审判员只需服从法律,再不必有什么党的领导了。党具体过问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就是违法。[15]

  这些意见只是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却被认为是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遭到猛烈的批判。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承认:“我们好多年实际上没有法,没有可遵循的东西。”[16]

  黄绍竑在上面提到的那次座谈会上还表示,在尊重共产党的领导权的同时,还有一个领导方法的问题。他认为,由党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章乃器在“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中也提到了这个“以党代政”的问题。他认为,不少党员对国家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有些事情如果先让行政负责处理,党组织加以指导和支援,情况就会更好一些。[17]谭惕吾在“民革”中央小组会议上的发言也谈到共产党领导国家和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的问题。她认为,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是由于国务院单独发指示不起作用。她问:既然我们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为什么自己专政的机构不用,而要削弱其职权,另在政权之外搞一套党的系统呢?她提出: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她把“以法治国”的问题提到很高的高度,并尖锐地反问道:共产党今天是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呢,还是自己捣自己的乱?[18]

  为了批判这些意见,1957年7月10日《人民日报》专门发了一篇社论“党不能发号施令吗?”,说这些意见的实质“就是要取消党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削弱党对于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是要使得我们的政府变为真正的官僚机关,使得党变为政府机关的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这篇社论还发誓要把这种发号施令的做法坚持下去:“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在党还存在的时候)还是这样。”

  储安平的“党天下”之说可能是最尖锐的批评。他说,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而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呢?他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19]

  沈阳师范学院张百生、黄振旅合写的文章也谈到党把自己置于国家和人民之上的问题。他们指出中国不只是1,200万共产党员的中国,而是6万万人的中国,难道98%的非党同志都无德无才,应当绝对服从2%的人的主张,当这2%人的“顺民”么。他们还主张把党从“人大”与政府之上拿下来,使“人大”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人大”代表必须经普选产生。[20]

  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刘地生撰文认为:决不能说1,200万党员的利益就是6亿人民的利益,更不能说1,200万党员的利益应该超过6亿人民的利益;应该改变以往把党放在国家之上,以党的利益代替甚至超过国家利益的做法。他还主张学校里的党派可在教员中活动,不需要在学生中活动,特别是在中小学,应取消少先队和青年团的组织;大学里的政治课应自由选读,以免阻碍培养青年独立思考的能力。[21]

  这些言论虽然言之有理,却犯忌讳。周恩来在一届四次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有些右派分子把共产党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说成是什么‘党天下’,这完全是恶意的诽谤。”周恩来还批判了“各党派轮流执政”的“右派谬论”,但究竟有哪个“右派”头面人物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却语焉不详。在我所接触到的大量关于“反右”的材料中,只见到天津中学教师黄心平在座谈会上说道:“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来轮流执政,由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就好得多。因为这样做,可以刺激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点来博得选民的选票,为人民服务。”[22]

  “鸣放”中有人提到了共产党员的特权问题。张云川说,在工作、待遇、工资上,都表现了共产党员不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而是相反,形成特权。[23]其实,毛泽东起草的一个党内指示也承认这一点。毛写道:“党员评级、评薪、提拔和待遇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24]上面引过的张百生、黄振旅的文章把反对特权与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联系起来。他们说:“取消了党员的特权之后,只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才要求入党了,为了借此向上爬的卑鄙的个人主义者用八抬大轿请他他也不希望入党了,因为入党以后无利可图,反而处处需要带头,起模范作用。这样一来,党的组织才能纯洁,党才能通过党员的模范作用去影响人民,才能通过他的正确的主张去领导国家,才能根除‘三害’,才能拆‘墙’平‘沟’,才能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推动历史的前进。”

  当年在校大学生中划出的“右派分子”,正如钱理群所言,“是一些尚未涉世的青年,因此他们的探索的热情,并非源自利益的驱动,而纯是(或基本上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25]下面辑录一些当年北京大学学生在大字报上发表的看法(引自《原上草》,引文后列作者名与页码)

  “在中国人民面前,有不有一次波兰式的变革,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谭天荣,46)

  “前几年的错误绝不是个别的偏差,它是一次根本的路线的错误……用纸包火总是十分危险的,斯大林的错误总有一天会被揭发出来的,党中央也该整风。难道掩饰错误、喜欢斯大林的威信对革命有好处吗?”(严仲强,76—81)

  “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争取宪法的彻底实现,切实保障民主自由人权,使社会主义制度臻至完善。”“肃反运动……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之下,在错误的领导思想和敌情的估计之下,绝大多数的斗争是错了……肃反运动错误的根源,不在工作方式,而在于脱离群众、以宪法人权为儿戏的官僚主义;以搬运公式为满足的教条主义;以及不准阿Q革命的宗派主义。”(江文,104)

  “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龙英华,131—132)

  “法制不健全不严肃,民主权利没有严格可靠的保障,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温床。”(叶于,141—142)

  “如果缺点只是个别人造成的,为什么全国普遍各地都如此。关键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缺陷的问题。……我们当前的任务正是要为改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斗争。首先就是争取真正的人民民主自由。……我们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的。”(王国乡,149—150)

  “我就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林希翎,153)

  “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斯大林的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王书瑶,204—207)

  “斯大林错误,波匈事件,我国三大害,都是偶然的吗?不,都是一个根源:不民主。……三害的根源是缺乏人民的民主和监督。”(岑超南,209—211)

  这就是当年遭到猛烈批判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几十年之后来看,其中的一些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例如法学界的一些“右派”观点现在已被写入法律之中;其他方面的一些“右派分子”的主张也实际上被采纳了。当时,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严中平在批判经济学家陈振汉的会上说,陈振汉由来已久的买办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是,在中国的外国资本和外国工厂并不阻碍而是帮助民族资本的积累,因为外国资本输入或外国人在中国办工厂的结果与民族资本一样,是增加本国人民的生产能力,也就是增加他们的所得。[26]陈振汉因此被打成“右派”。当年中共中央主持“反右”运动的是邓小平。1980年邓表示:“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补充。”[27]陈振汉当年有什么错,一目了然。

  

  四、如何评价“反右”运动

  

  事实上,当年“右派分子”发表的言论,基本上都是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法治的、民主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些主张,如果1957年不是横加批判,而是认真听取,采纳其中可以采纳的部分,那么,后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道德面貌都会有很大的不同,“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也就不会发生,这几十年的历史就会是另一番面貌。既然“反右派”运动将这些言论作为打击对象,那就不难判断,这场运动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必要的还是有害的。在总结这一历史事件时,有人不愿意承认“反右”运动根本上是错误的这一性质,便死死抓住当年个别人说的情绪化的过头话不放,试图证明“反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而被引以为据的那些话语中,例如葛佩琦的“杀共产党人”,就完全出自歪曲的、不实的报道,当年葛佩琦本人就不承认,要求更正。后来葛佩琦被按照“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名义“盖棺论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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