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1904-1989），江西贵溪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国民党中将，抗日战争期间参加淞沪抗战、武汉保卫战、滇缅会战等战役。曾任国民党军队十二兵团司令，在淮海战役中兵败被俘，1975年被赦。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
晚年黄维
黄维和杜聿明、宋希濂都是黄埔一期毕业生，都是在蒋介石手下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兵团司令同一时期台阶式升迁的；后半生，他们又都因为在中国两种命运和前途的大决战中，站在人民阵营的对立面而先后做了人民解放军的俘虏，进了战犯改造所，差不多同时开始接受教育改造。
最后一批被特赦的国民党将领
同杜、宋二位比较起来，黄维这个人比较“怪”，说轻点是“秉性固执”，说重点是“顽固不化”。杜聿明、宋希濂是1959年12月第一批获特赦的，而黄维却直到1975年最后一批才被特赦。
在战犯改造所，当别人都在学习政治，讨论问题，反省自己时，黄维却一头栽进无需燃料做动力的机械重力设计的研究--实际是让许多研究者碰壁而不可能实现的“永动机”里；别人写自传，上交认罪材料，他却交出了一张精心设计的“永动机”图纸和原理简介，并要求战犯改造所领导提供条件，支持他的“创造发明”。
黄维的行动，使战犯改造所负责人挠头。其他战犯批判他是借研究“永动机”逃避思想改造，只会误了自己改过自新的机会。黄维却反唇相讥：“你怎么知道我的创造发明是做梦？你自己懂得多少？搞清楚了没有？人类有哪一项重大发明不是经历种种磨难，甚至献出生命由后人去完成……”因为黄维坚持己见，战犯改造所无奈，便将他的设计图纸、文字资料一并送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审查鉴定。中科院答复：黄维的设计说到底仍是“永动机”，这是违背现代物理学原理的，因而是不可能实现的。
战犯管理所的同志把中科院的鉴定意见告诉黄维，但他仍不肯放弃己见，只是沉默不语，收起图纸。在学习改造活动中，仍然不积极，很少发言，反省材料写得不细不详，认罪交代更比别人差一截。待这半年三个月的“低潮”一过，黄维的脑子又在转他的“永动机”了……
1975年黄维最后一批被特赦，他由一名战争罪犯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又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进了政协机关的大门。
那时特赦人员安排到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的，待遇已分为两类：一是诸如溥仪、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等人已于1965年1月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每月生活费由100元增至200元；一是诸如沈醉、郑庭笈、罗历戎、董益三、杨伯涛、周振强等人，还未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每月生活费为100元或120元不等。
黄维这一批特赦人员到政协后，因已在“文革”后期，不可能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但唯独黄维一人生活费每月200元。
1978年2月召开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黄维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当选常委。他连任三届，直至1989年病故。这是后话。
政协机关里旁若无人的文史专员
黄维的名气较大，凡读过《毛泽东选集》的，大体都知道黄维率领的国民党机械化兵团，在增援陷入重围的杜聿明时被人民解放军一举歼灭的事实。因此黄维进政协机关，比别的特赦人员更引人注意。
在笔者见到黄维之前，就听机关里见过他的同志说，他与别的“战犯”不同，走路昂首挺胸，旁若无人，神气得好像还在国民党将军的任上，实在不可思议。
因为当时“左”气正盛，由特赦人员而任命为文史专员，尽管身份变了，但大多数文史专员对机关干部都客客气气，甚至可以说颇为“礼敬”的，何以独黄维这样“目中无人”呢？笔者向沈醉、宋希濂打听，他们说，黄维这人从来就有股“傲气”，当年除对蒋介石和顶头上司陈诚外，对别人几乎都是爱理不理的。
沈醉认为黄维这个人就是“怪人”，在战犯改造所也与众不同，以固执或曰“顽固”著称。但他补充说，黄维为人正直、清廉，律己严格，解放前谢绝请客吃饭这类应酬，把主要精力放在治学治军上，蒋介石对此颇为赞赏，故一直重用他。沈醉讲完这些，特别关照我：只是同我这个熟朋友说，不可传言他人也！
不久，我在政协机关大门口见到了黄维。他身着蓝卡其布的旧中山装，但洗熨得干净挺直，浓眉，右上唇有颗明显的黑痣，在向警卫正儿八经地交验证件之后，昂首挺胸，旁若无人地进了大门，向他当时无公可办的专员办公室走去！
我一直等着同他交谈的机会。按说，同在一个机关，去拜访他一下，聊上几句也不为过，他总不至于把人推在门外吧。但既然耳闻目见的黄维如此这般，我就不想去自找没趣了。
那时候，黄维同其他文史专员一样，到机关上班只有一项任务：参加一周两三次的政治学习小组讨论。其他时间不过是在办公室里看看报纸，读读政治书籍而已。
当时黄维开始参加专员组的学习，后来才转到政协直属组学习。笔者不在专员组工作，但每次学习的简报都能读到。时间一长，我发现黄维每会必到，却从未看到他有过一次像样的发言。自1975年底至1978年初，我印象深的只有这么几件事：
黄维参加学习组后，长时间一言不发。但有人反映，他又在鼓捣他的“永动机”了，晚上在家里弄，白天人到机关，脑子里仍在转“创造发明”，还是逃避政治学习，故伎重演也！但我记得，由于黄维在这一阶段的确从未公开提出研究“永动机”一事，因此政协机关领导也没有找他谈过。
黄维经多次动员，拿着别人捉刀代笔的稿子批邓。粉碎“四人帮”后他吐出了这口闷气。
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入高潮，当时有位主管领导出了一个“高招”，让黄维登台作大会发言，用以证明“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但要黄维担此“重任”，困难自然较大。首先是黄本人不愿登台--他连小组会都不张口，又怎么可能上台作大会发言？无奈这是上头交办的政治任务，经多次动员，黄维推辞不了，最后声明他写不出够水平的发言稿，如有现成的稿子，他可上台念一念。于是，捉刀代笔，上纲上线，很快起草出高调门的发言稿。“秉性固执”的黄维也终于抵挡不住压力而登上了大会批判的传声台。由于新华社报道政协此次大会的消息时提到黄维登台发言，政协很快收到匿名信和匿名电话，责问：黄维是顽固的战争罪犯，且在淮海战役中败于邓大人（邓小平--笔者注）手下，他有什么资格“批邓”；统战部、政协的负责人干什么的，新华社何以这样有眼无珠，脑子发昏到这种程度！云云。此事一开始虽尽量保密，但终于无效，很快传开了。最后传到黄维耳里，他开始还沉默不语，后来实在憋不住了，才说：“这件事使我内疚，本不想为而又不得不为，如果许我检讨，我可撰文登报声明。”这在当时当然是不可能的，偏偏还有人做他的工作，说黄没有错，要“坚定”，不要理“邓小平的徒子徒孙们几个苍蝇嗡嗡叫”。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之后，黄维才有吐出这口闷气的机会，但他的话很简单：“坏了我黄维的名声事小，坏了共产党的名声事大，‘四人帮'做了共产党的敌人做不到的事！”
1978年2月黄维当上政协委员并被选为常委后，转为参加笔者担任小组秘书的直属组学习。他依然发言甚少。当时的会议，中心内容是批“四人帮”，虽还不让彻底否定“文革”，但实际上已有所批评了。几乎所有到会者均发言热烈，有时声泪俱下。因黄维总是沉默不语，召集人几次动员他“随便说说”，“有什么说什么”，他才操着浓重的江西贵溪口音开腔说：“‘文革'十年，我有八年尚在狱中。现在看来，那时坐牢的比不坐牢的强，起码我们这样的人没有挨打受骂，更没有丢了性命，而且吃穿都有保障，我们真称得上是幸运儿了。至于‘四人帮'是怎么上台的，‘文革'这样的史无前例的运动为什么会发生？我这个尚在狱中的人未能亲身经历，实在是说不清楚。好在一切都过去了。有了这个沉痛的教训，我想共产党和全国老百姓都会长见识，长记性。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老百姓都为此付出眼泪和鲜血，这个代价将会大大地促使人们觉醒，认清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这样，中国的未来就有希望了。我个人微不足道，‘文革'赶上个尾巴还铸成过一件终生的大错，错得不可原谅！但我同各位一样，愿意引以为训，以自己的残年薄力，为重振中华努力。”这段话，是我记忆中黄维在小组学习会上最像样的一次发言。
黄维：我反对特务手段，只要知道是军统的人，一律不交往，但蒋介石喜欢他们，我也没有办法
我个人首次与黄维直接交谈，得缘于一个未曾想到的机会。
大概是1976年二三月间，政协传达室忽然告诉我，说大门口有老家的亲戚找我。一问是来自江西贵溪的。我的家乡是在浙江江山，紧挨江西省边境与贵溪相距一百多里。来人不等我张口，就带着恳求的眼光递给我一封信。我打开一看，是我的一位在贵溪火车站工作的亲戚写的。信上说，来人黄××，是他的朋友，是黄维的晚辈，他出差北京，想见见这位有名气的长辈，自黄维被特赦见报后曾写过信，但未收到回音。听说黄维分配在政协工作，希望我助一臂之力，让来人同黄维见上一面。我望着眼前这位30来岁的贵溪人的目光，不好意思拒绝，便说可以试一试，见或不见要看黄维自己了，因为我担心，脾气古怪的黄维未必能轻易见客。但出乎意料，黄维不仅立即答应，而且精神一振--一种明显的忽闻“故乡来故人”的兴奋的神情。见面时，黄维要我留下一块谈，并说江山是江西玉山的邻县，我们也可算是同乡人了。接着黄维就同他的这位不相识的家乡晚辈交谈起来，讲的是贵溪土话，我只能听懂一部分，主要是黄维不厌其烦地询问家乡人事的变故，城乡的发展，百姓的生活……来人最后提出，请他回家乡看看。黄维连连点头说：“那一定，那一定。”
长谈结束时，黄维大概觉得把我晾在一边太久，便主动与我谈话，说：“我不知道你是江山人。江山我去过，地方不错，国民党时代出特务，戴笠、毛人凤、毛森、毛万里都是你们江山人。我是军人，前半生为国民党效忠，也算是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了，但我从前就反对这种特务手段，贵同乡戴笠红得发紫时敝人就离得远远的，只要我知道是军统的人，一律不交往，但蒋介石喜欢他们，我也没有办法。江山地方不大，你的家庭长辈中有没有吃军统这碗饭的？”我答没有，但老师、熟人、远亲中有，他们或者跑到台湾去了，或者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逮捕镇压了。他听罢一笑，说：“我要是共产党，也要先杀一批军统分子，他们杀人太多了，不但杀共产党，而且还要杀亲近共产党的人，包括国民党的异己分子。我们这些军人也杀人，但那是在战场上，明刀明枪，同他们不一样的。”
这首次见面的印象，改变了我过去以为黄维高傲自负因而也不善谈的看法。自此，彼此见面也点头打招呼了。
黄维说，共产党坚持抗战流血流汗是事实，但国民党军队也是英勇抗日的。他坚持要重游“八一三”淞沪抗战旧址1979年12月，全国政协组团到上海、苏州等地视察，黄维以五届全国政协常委身份，参加了这个团，是团里唯一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我是这个团的工作人员之一，对他照顾较多，彼此多次长谈。
值得回顾的有两件事，一是他坚持要重游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旧址；一是他向我盛赞他的北伐时期的老上级、原国民革命军独立二十一师师长严重。
政协视察团到上海的第二天，黄维就私下向我提出，能不能请示团长，让他重游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旧址？因为他知道，这次视察团是集体行动，任务是考察上海企业经济管理和调查知识分子政策落实问题。
我报告了团长，但团长只答复要研究研究，理由一是在京时宣布过不组织个人视察活动；二是“八一三”旧址是国民党抗战的战场，以黄维现在的身份，公开地在旧址出现，当地的干部和老百姓会怎么看？这话我自然不能直接转告黄维，我只转达团长说要研究一下，看组织这次活动地方上是否方便再定。没想到我的话声刚落，他竟冲着我说：“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八一三'淞沪血战是抗击日本侵略者，我在那里负伤流血，我指挥的一个师伤亡过半，我忘不掉那些长眠在上海郊区战场上的官兵，常常做梦重现那些壮烈的场景。我不赞同抗战是共产党一家领导取得胜利的说法，共产党坚持抗战流血流汗是事实，但国民党军队也是英勇抗日的，特别是抗战爆发之初的‘八一三'淞沪之战，曾震动国内外，应该在抗战史上写上一笔。你向团长反映，我只要求在视察团休息的那一天，给我派一辆车，有一个领路人，我一个人单独前往。”
对国民党抗日正面战场的作用，我们过去宣传甚少，直至1985年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才以较大的篇章在报刊上宣传介绍。像黄维这样在1979年12月就作如是说，并坚持要重游旧址，又一次使我领教了秉性固执的黄维将军，是多么与众不同！我当即将黄维的意见反映给团长和有关负责人，于是再一次进行研究，终于同意了黄维的要求。
黄维旧址重游回来的那天晚上，我推开他的房门，不等我开口，他就兴致勃勃地说：“上海的郊区，变化太大了，一座座新房子拔地而起，男女老幼衣着整齐，生活温饱，茅草屋没有了，衣衫褴褛的饥民没有了。更使我高兴的是，老百姓并没有忘记历史。我拜访了好多位6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还陪我重游旧地，都对‘八一三'淞沪抗战记忆犹新。他们说，那时的国民党军队真是与日本鬼子拼得血流成河，我们老百姓也支持他们，参与战事，几乎家家有人伤亡。后来失败了，日本鬼子终于占领了上海，那是旧中国国力太弱，国民党上头领导不坚决，那不是他们在前线拼命的官兵的责任呵！我听他们这样说，禁不住热泪盈眶。是呀，中国的老百姓有多好，国民党最终失败，那是它自身的腐败无能，丢了老百姓。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千真万确啊！”
次日黄维说，“昨晚服了两次安眠药才入睡。”
在上海视察了半个月，全团驱车去苏州。
黄维给我沏杯茶，轻声细语地谈起“怪人圣杰”严重师长
到苏州后时间尚早，又未安排活动，黄维便要我带他上街逛逛，说他至少有40年没有到过苏州了。我欣然从命，引他在苏州大街小巷穿行。他若有所思地问我：“你知道国民党有个叫严重即严立三的北伐名将吗？他是湖北人，凡是正派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没有不敬重他的。”我想了一下后回答：“是不是湖北‘三怪'之一的严立三？我还是过去听湖北元老李书城老先生在小组会上讲的，说湖北有‘三怪'--李瑛、严重、熊十力。李老讲得很多，但我都忘记了，只记得他们的名字。”黄维打开话匣子，边走边说：“你年轻了一些，对这些老人有所不知可以理解。往前倒流四五十年，严重可是社会各界都知道的名人。他是我的老上级，又是黄埔军校的老师，对我这一辈国民党军人，影响颇大。你有兴趣，晚上可到我房间里聊聊。关于严重的言行，是值得后人研究的一个题目。”
当晚，我应约去黄维房间，他特地给我沏了一杯龙井茶，轻声细气地说起来。
原来，在黄埔军校创建初期，严重就是威望颇高的军事教官。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拥护国共合作，参加黄埔军校的创建工作，除担任战术教官外，还担任学生总队长、训练部副主任（主任为邓演达--笔者注）。他从调任北伐军总司令部训练处处长，并受命组建补充师即第二十一师（独立师--笔者注）开始，就着力实施由黄埔军校确立的政治与军事相结合的原则。他精心选拔年轻有志有为的黄埔学生担任连排指挥官，并在短促的时间内对士兵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他要求每一个官兵都抱定“打倒帝国主义、除军阀”的政治宗旨，明确全体官兵都要做到“不怕死，不贪财”。他还第一个在军队生活中实施邓演达在黄埔军校所倡导的“人事公开”、“经济公开”、“意见公开”的“三大公开”的创议，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严重作为一师之长，他以身作则，严以律己，诚以待人，特别是他在生活上清廉得如一名士兵，使部下都诚服他治军严明，第二十一师从1926年秋天自广东挥师北伐，过江西，进浙江，到达上海、江苏，历时数月，沿途对城乡百姓不犯秋毫，处处受到欢迎。
黄维是带着深情且沉重的口吻回顾这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的。二十一师自广东过江西全境，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但进入浙江，就与孙传芳军阀接火。江山、常山、龙游一线，北伐军顺利挺进。不料在严州（建德--笔者注）、富阳，孟昭月部设重防，摆开架势决战。严重命令由陈诚任团长的六十三团为主力进攻孟军。虽经激战，几度发动攻击，仍无进展，并有较大的伤亡。最后，二十一师还是师长严重亲自赶到火线，在前沿直接指挥下击败孟昭月部，打开通往沪杭大门，直下杭州。
这一硬仗使二十一师名声大振，严重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纸上，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通电嘉奖严重和二十一师，江浙父老推崇二十一师为北伐模范师。
黄维回忆说，这期间，他是初出黄埔校门的低级军官，在二十一师六十三团从排长升为连长、营长。严重师长在他的心目中，是长官、严师，是崇敬和学习的榜样。他万万没有料到，在北伐军势如破竹，二十一师顺利攻下杭州，由浙江向江苏推进，攻占吴江、同里，半夜进入苏州，截断沪宁线，使友军相继攻克沪宁时，突发上海“四一二”事变，国共合作破裂；他更想不到，他所崇敬的严重师长正在这时，向蒋介石提出辞呈，拂袖去庐山隐居十年，直至抗战爆发才第二次出山。
黄维说，严重辞职的根本原因是对国共破裂不满，他不想追随蒋介石，也不想投靠共产党，他对国家前途十分失望。他辞职的托辞是“身体欠康，心力不济，难以再担重任”。蒋介石先是不准，后来经严重推荐六十三团团长陈诚担任二十一师代师长后才同意。他先去杭州筹款为二十一师北伐在浙江牺牲的官兵建立了烈士墓，然后就只身到庐山山南太乙峰下的只有十多户村民的太乙村结茅屋而居，劳作之余便是研读《四书》，特别是《大学》，在精心研读后写出一篇篇独具心得的文章。他断绝了同国民党军政界人士的来往，偶有挚友和部属去看望他。
黄维长叹说，严师长真是个“怪人圣杰”呵！“九一八”事变后的一年盛夏，我刚升任为师长不久，应蒋介石之召上庐山参加军事会议。我利用会议的空隙，去太乙村看望老师长。我早就耳闻，如果有人乘车坐轿登门而为严重所知，必定会被他不留情面地教训一顿，因此我是步行去拜望的。当我推开那被称为“劬园”的半掩着的小门，严重并没有听见有人进来，他正对窗聚精会神地伏案读书。那是多么简陋的小屋！一张床，一张旧方桌，一张书桌，堆满了线装书。我还发现他的床头放有一叠报纸--据我所知，严重自隐居庐山之后，是不看报纸的。这一变化提醒我，他在关心国事了。我正想着，严重回头一望，我立即作了一个揖，大声说，“老师长，学生看望您来了！”“好好，你又登门了！”这是因为在他上庐山隐居之后，我是第二次登门了。他不等我坐定，劈头就问：“听说你现在也当师长了，不知贵师现驻防何处？同谁作战？”我对他消息如此灵通，颇为吃惊，当即回答，“军队就驻防在江西。多谢老师关心，学生才升任师长不久，力不胜任。”“不必客气了。”严重单刀直入对我说：“东北三省都送给日本人了，蒋介石却把大军压在江西对付共产党。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现在的情况是外敌已经入侵，民族危亡在即，不先攘外又怎能安内，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当军人虽说服从命令是天职，但也不能没有头脑呵！”我无言以对，就把话头转向询问他的生活和健康情况，他喟然回答：“还不至于饿死，身体也颇健旺，只是眼看着外敌入侵，中国人自己却内战不休，我虽身居深山，也坐不住啊！”接着，他向我讲开了他正在精心研读的《大学》中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说今日中国人同为孔孟之后人，对得住列祖列宗，保住我华夏江山，当是最起码的职责呀……我用心恭听。临别时，我看他生活这样清苦，心中斟酌再三，才取出随身一点点并非是事先准备的钱，力劝他收下，小补日用。但严重老师长连连摆手说：“不必，不必。你来看我这个没用的老头子，就不错了，现在我自食其力，还有一口饭吃；如果有一天真揭不开锅了，我再写信求你接济也不迟。”我无可奈何，只得收起钱，怏怏离去……
讲到这里，黄维便打住了，我看出他回忆这段往事，心绪颇为激动。相对沉默了一会儿，黄维又对我说：“严重的事就先讲到这里。国民党的失败，表现在军事上打败仗和经济上的大危机，而就其执政党的纪律和风气而言，则在于腐败蜕化之风的滋生蔓延而不可收拾！像严重这样的人品风骨的人太少了，国民党人在北伐时期呈现的浩然正气一步步消失，最终荡然无存！所以我开头说，北伐时期和抗战全面爆发之初再度出山的国民党将领严重的言行，作为中华民族借以生存、发展的道德传统在他身上的体现，是很值得我们后人研究的，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概不例外！”
批判梁漱溟，固执的黄维一言不发，个别谈时，他沉重而缓慢地开讲
黄维将军的秉性是有固执的一面。固执并非好品性，但表现在他身上，固执的另一面则透露正直、刚毅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沉默寡言，知道言多必失的古训，也知道言者常常有“罪”的现状。但在他身上，最可贵的不在话多话少，也不在讲的是错是对，而在于直言，讲真话，不轻易苟同别人，随大流。作为军人，他的这一个性却是与学者型的梁漱溟相通的，他们也因此有着共同的给人印象颇深的性格特征--固执。
黄维与梁漱溟彼此结识，是在1978年2月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召开之时。在这次会议上他俩才同为全国政协常委，而且被编入同一个小组--政协直属组。
1978年2月，梁漱溟在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小组会上，又作了一番引起轩然大波的关于“人治法治”的发言，矛头直指毛泽东主席，说他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呼吁必须彻底否定“文革”，这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当时，再一次遭到批判是势所必然的。
对梁长达数月之久的批判，黄维是从头至尾都参加了，但他始终极少发言，特别是对梁漱溟的言论，一次也没有正面触及。组长动员他，他还是那几句老话：“‘文革'十年，我在狱中八年，不了解外情，无资格横加评论。”他还补充说：“至于梁漱溟先生的言论，我作为一个学识浅薄的军人，听起来高深莫测，这批判又如何能批到点子上？希望各位组长容我旁听受教育。”
黄维的这种态度，在学习组二十多人的成员中，属极少数。组里的绝大多数人，对梁的种种言论，反对也罢，赞同也罢，最低限度也得讲几句表态的话--即便是违心之言，也得过这一关。
物以稀为贵。黄维就是黄维。他的保留态度引起高层人物的注意，他们指示可以个别找他谈谈，要耐心做工作，解除他思想顾虑，让他说心里话，以真正了解到他的思想认识和真实态度。谁去做这项工作呢？有关领导挑来选去，找到了笔者头上，理由是：你不是官，作为小组秘书，与全组人朝夕相处，再加上与黄维还算谈得来，不妨试试。我没有推辞，因为这类工作在我近20年的工作经历中已是家常便饭，我的责任是如实谈，如实反映，决不添油加醋，甚至极少作分析。
1978年4月间的一天，我和黄维开始了一个小时的令人难忘的对谈。我开门见山地说：
“黄老，全组都在批判梁漱溟，您至今一言不发，组长（请注意，组长也是政协常委或委员，并非是这场批判的真正决策者和领导者--笔者注）让我找您聊聊，您是否顾虑在会上谈不方便，希望您能在会下发表高见，有什么谈什么，由我负责转告组长。”
黄维淡然一笑，沉默了一会儿却反问我：“你也从来未在会上说一句话，你对梁漱溟先生的言论有何高见？你学习得比我好，能不能先说给我听听，开开窍？”
我颇感意外，但立刻回答说：
“您也知道，我是工作人员，小组秘书，是为委员们服务的。在学习会上，我的任务是记录，没有发言权，因此一言不发。至于对梁漱溟的言论有何看法，因为梁的言论是在政协会议上讲的，有权发言作评价的仍限于政协委员，现在是在学习小组，就限于参加这个小组的政协委员。我们机关干部没有开会讨论、批判，因为这不是我们的任务。当然，对梁这个人，大家是有看法的，他的顽固是上了经典著作的，作为党和国家的干部，是不可能会对他作出好的评价的--我当然也不例外。现在我的任务是受组长的委托，请您在会下发表高见，我负责向组长汇报，我可以保证如实反映，一字不差。”
黄维沉思了好一会儿，才慢悠悠地说：“你给我出了难题。我要是不说，你完不成任务，好像我也过不了这一关--会上不说，会下也得说，总之不表态不行，是不是？”
“您也给我出了难题……不表态不行，组长没有这么明确要求；组长让我来约您个别聊聊，都是为了避开会上公开说话的不便，谈谈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而这实际上是一种表态。我受组长之托，当然是能完成这项任务最好，但您若拒绝发表意见，我也无可奈何，如实向组长禀报。”
黄维笑了，甚至发出有克制的“咯咯”声。他拍了一下沙发扶手，大声说：
“好！其实这件事我已考虑很久了。你既然受此重任，我还算信得过你，也就不让你空手而去，但你一定要细细地记，再让我看一遍，然后你去如实汇报，好吗？”
“好！”我总算放下了那颗悬着的心。
黄维沉重而缓慢地开讲：“从二月中旬至今，梁漱溟先生已几次发言，我每一次都认真地听和记。
“梁先生讲的‘人治和法治'，其要害有两点：一是毛主席几十年来没有认真搞法治，主要搞的是人治，新中国有过两部宪法（指1954年和1975年制定的--笔者注），都成了一纸空文；二是毛主席搞人治的本钱是运用了他本人曾经缔造了党、国家、军队的他人无法比拟的空前的权威，其结果是造成了十年‘文革'的大灾难，直至他本人去世，‘四人帮'被粉碎才告结束。梁漱溟强调，‘文革'必须彻底否定，人治必须结束，法治是中国的前途所在，现在已经到了由人治转向法治的大变革的时候了。梁漱溟是位学者，他广征博引，讲了一大套，但重要的结论是上述两点。
“使我迷惑不解的是，小组各位同人一哄而上的批判并未直接针对梁漱溟发言的实质和事实，而是讲梁某人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因此所说‘毛主席搞人治'是‘恶毒攻击毛主席'，要彻底否定‘文革'，恢复法治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我觉得这种做法本身就不符合毛主席关于‘摆事实，讲道理'的教导，这是一。再一点，对毛主席本人的评价暂且不说，一般人都忌讳直接议论毛主席本人，但对于‘文化大革命'却是大家差不多异口同声地会上会下都说过，‘文革'死了许多人，伤害了许多人，人斗人，派斗派，破坏了国民经济，总之是祸国殃民的大灾难。既然如此，‘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可肯定的，梁漱溟提出要“彻底否定‘文革'又错在何处呢？
“我不是梁漱溟先生的老朋友，直接认识他才几个月，我当然读过《毛选》第五卷的那篇文章，有可能他过去反对过毛主席，甚至反对过共产党和社会主义。
“但我以为，却不能如此简单地判断，因为他过去反对过，所以今天讲这些话也是坚持反动立场，继续反对下去。判断他是不是继续反对，首先要看他今天讲这些话的内容，而不是只看他的过去。如果只以过去来判断今天，那么我们这些特赦人员怎么办？许多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怎么办？许多前些年当过右派、犯过错误的人怎么办？我思索再三，很难理解也回答不了自己脑子里冒出来的种种问题，因此还是一言不发好。
“我心里的想法，大致就是这些，我仍不准备在会上讲这些不合时宜的话。如果组长领导还想问我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我就再说一句话：不要因人废言！就是说，不管讲话的人是谁，先分析一下讲话本身是不是有道理，有没有可取之处，而不是因为他过去如何如何，就把他讲的话，哪怕是有道理的话，也一概废止，甚至冠以‘坏话'的帽子。如果不这样，凡是历史上有不清白处的人，都只好闭上嘴，只听而不说了！”
这次约谈后不久，因形势发展，对梁漱溟的批判不了了之。
笔者留意到，在后来中共中央彻底否定“文革”之后，黄维始终没有在公开场合表白过自己在这之前的看法就如何如何--像不少人常常有意或无意地所做的那样。这也是黄维秉性“固执”存在着另一面特点的注解。
作者:汪冬林；来源：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