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磐: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为何不支持女权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98 次 更新时间:2013-06-06 23: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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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思磐  

  

  *本文原载于《思想》第23期《女性主义与自由主义》。

  

  2012年11月,针对欧盟司法专员维维安·雷丁(Viviane Reding)提案欧洲上市公司保证非执行董事职位的女性比例,上海的一位媒体评论员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一篇评论[1]。这篇评论四分之三是叙述立法分歧、双方的观点与政策的脉络,而在文章末尾,作者才亮出了他的观点:“就我个人而言,似乎更倾向于消极的法律观,在我看来,个人自由是一切权利中最重要的权利。新道德和新价值只有在一个社会中被选择,才是值得追求的,也才是真正有效的。”虽然提案和投票本身就是社会作选择的过程,但在这里,作者似乎暗示,性别平权不可能是社会自发选择的结果。

  这篇评论在网络转载的标题为《对不起!我们不需要政府指派的女董事》(立法规定被置换成了“政府指派”);文章甚至提到,“事实上,……针对这个问题(促进性别平等)的立法可以无穷尽地细分下去,直到它剥夺人们绝大部分自由。”

  引述这个例子来说明中国自由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关系,是因为这个“用自由反对平等”评论框架,把平权(利)要求等同于政府的扩权(力)行为,并不是个别论者的孤例,1990年代以来,在印刷媒体和网络平台上参与公共讨论,用“自由”来反对平等和反歧视主张,并拒绝增进社会福利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屡见不鲜。

  平心而论,前文的作者算是面对性别议题尚能保持君子风度的男性媒体写作者。我看到过更让人忧心的。一家非常杰出的都市报评论部在2005年开始发展以社科背景写作者主创的“时评”文体、并成为最受自由派知识分子青睐的平台时,它发表了两篇与性别相关的评论。一篇认为北大小语种专业提高女生录取分数线、降低男生录取分数线并不是性别歧视,中间许多让一个对平等价值敏感的人惊愕莫名的论断,例如“只有女人办外交是代表女儿国还是代表中国”、“女生分数高只是因为善于死记硬背”。另一篇,则几乎是用“戏说”的方式,批评中国第一次将反对性骚扰法条写进妇女权益保护法是“无厘头”[2]。在去年夏天,《南方都市报》针对“上海地铁二线事件”[3]发表了秋风的评论《礼俗优先于权利》,事实上是支持地铁公司要求女性“自重”来免于骚扰的观点;而《南方周末》网站则在评论板块推荐了这篇文章。

  从媒体这种快餐文化表现入手来批评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可能对自由主义学者并不公平。不过,1990年代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想“浮出水面”与中国新闻改革息息相关。1990年代,中国官方的新闻市场化改革给财政无法支撑的媒体“断奶”,鼓励它们从市场求生存,一些媒体不得不从“党的喉舌”转向服务于受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借助于新涌现的市场化媒体如“南方报业”和《财经》、“财新”等寻求“新闻专业主义”角色的媒体平台进行思想传播,又伴随这些媒体的成长,为其培养了对政治社会问题有着广阔思考的后备人才,并且成为支撑“新闻专业主义”成长的意识型态基础。保卫私权、捍卫个人自由、以法治国以及问责政府或“追问制度”,已经成为无论是新闻还是评论的主流框架。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媒领域新的典范,是以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为意识型态的基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由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学者所传播和阐释的自由主义理念,其内在的偏差,也必然深刻地影响了传媒的偏向。

  偏向一方面可能是传播的本质。因为大众传媒的文体特点本身无法容纳周密细致的论述,可能导致一种学术思想被简单地、甚至标签式、口号式地传播;另一方面,对名人和媒体熟脸孔的聚焦,也会导致部分知识分子的观点被放大。因此,就传媒表现来指出中国大陆自由主义偏差的任务是艰难、难免有漏洞的;大陆自由主义内部,毕竟并非如大众传播所呈现的那样铁板一块。譬如,秦晖始终希望能够提醒自由主义学者重视社会平等的取向,而张千帆等宪法学者则参与反性别歧视行动,崔卫平则更具有人文视野,她(几乎是媒体上可见的自由主义学者中唯一的)对中国本土的性别文化与等级制的纠缠有很深的洞见。

  但无论如何,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确实表现出了他们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在大众传播中更加明确、影响更加深远。我常常疑惑:为什么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会认为人权概念应该优先于女权,甚至消解女权的必要性?为什么他们都相对鄙薄(经济与社会层面的)平等的价值、认为自由和平等相冲突而不能兼顾(惯常说法是平等伤害自由,“走向奴役之路”)?为什么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无法理解性别人权议题,并且时时站在性别平权的反面?

  我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答这些问题: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与女权主义理论之间原本存在的紧张,在自由主义被中国知识分子“拿来”的过程中被照单全收;在中国后社会主义阶段的剧烈历史变迁中,中国男性知识精英成为受益者,却缺乏对自身社会位置的敏感和性别特权的自省;与此相关地,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在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固执于特定的阶级认同和精英思维,对于社会经济平等议题有意回避,甚至将其视为不成功的社会主义实验的一部分或与之对立的左派阵营的主张,因此平等议题,尤其是阶级与性别议题,受到了自由主义的排斥。但与此同时,中国女权主义发展也存在自身的问题——例如与国家之间的合作大于问责,女权议题和其他社会运动普遍表现出的非政治化倾向,以及缺乏与其他社会思潮的理论对话与批判,在在都造成了自由主义与女权主义的疏离。

  

  “人权”与“女权”

  

  我本人与从事性别研究或是女权运动的朋友们有着高度雷同的经验,就是不止一次面对自由派友人——多是学者和媒体人的质问:“人权就够了,为什么还要主张女权?”“没有人权,怎么会有女权?要争取女权必须在有了人权以后。”“中国的女权已经走过头了。”

  这些质问隐含了两个问题。一,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人权的理解有偏,仅仅将人权视为一种抽象的、原则性的,通常是指民主政治前提下的“均质的”政治权利;他们并没有把人权视为针对个人克服各种社会压迫与歧视而进行生活各种运作(functionings)的能力(capabilities)[4]所提供的保障,而由于每个人身处的先天条件和社会结构并不一样,所以人权所提供的保障必须因人、因处境及需要不同而呈现多样的内容。二,更糟糕的可能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人”的想象仍然停留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有产阶级男性假设,女权被视为不属于公共领域的私人和“特殊”的议题(正如麦金侬喜欢说的:“女人” 尚无法用来称呼一种作为人的方式[5]),在现阶段缺乏重要性,或至少是在实现了政治民主化之后的“第二阶段”的议题。至于女权过头论,我会在后面详谈。

  女权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紧张,并不是中国的独特现象。为什么自由主义的理论概念一方面可以用来为性别平等辩护,一方面又往往用来反对女权,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家从基本理论概念到方法论,已经提出了很多批判。

  尽管内部有着复杂的辩论,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大致是:理性和自利的个人;自治的个体和个人主义;个人自由和私权的保障;平等与社会正义。女权主义的很多要求,都和自由主义的两项基本价值——个人自主与平等——分不开。而自由主义的基本制度设计,在历史上,也是大大提升了两性平等(如基本权利、政治参与权、工作机会平等)的。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和女权主义并不是对立的;相反,不少女权主义学者都认为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对于女权主义非常重要,或者说自由主义与女权主义共享某些基本的原则,尤其是个人作为平等与自由的存在,必须从生而由之的等级束缚中解脱的愿景[6]。

  不过,女权主义者不约而同地指出自由主义理论尚存的诸多不足之处,并在与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辩论中,帮助其完善和深化了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

  首先是,自由主义将社会生活截然二分为公、私领域,前者包括政治生活与市场,后者包括私人关系与家庭;前者是男性主导的领域,而后者是个人社会化同时也是性别化的学校、妇女受到父权压迫的场所,并且家庭领域的性别分工直接影响到妇女投入社会工作的“能力”。这时候,自由主义无意挑战私领域中的不平等,实际上是它与性别等级制度言和的一种方式;从而妇女所面临的压迫和屈从地位,被排除在政治领域的考虑之外[7] 。这种二元对立导致了的对妇女权利和家庭领域正义的排除,正是女权运动要反对的目标。女权运动第二波“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性政治”呼求出现,是女权主义对自由主义公╱私二分逻辑的集中反思。

  再如对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理性、自利的人的假设,其实架空了人们的行为难以脱离的社会结构。如施瓦兹曼认为,自由主义理论的抽象化,遮蔽了特殊的社会结构所造成的权力、财富的不平等;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更倾向于将个人视为独立的、自主的选择者,而不是存在着压迫与被压迫关系的群体成员[8]。奥金表示,这个抽象的假设对于性别隔离的现实中人们的真实情况没有说明力;男尊女卑的性别制度的社会化过程和角色期待,通常让妇女更倾向于不主张自己的公平的份额,更倾向于将其家庭成员的需要列为考虑的优先选项;甚至为了家庭承诺而改变自己的整个生命过程[9]。

  此外,麦金侬指出,相对于为被压迫的弱势群体赢得平等,权利的效应更多是维护现存的权力结构。“那些对他人拥有权力的人常把他们的权力叫‘权利’。”[10]社会变化、政策调整会侵蚀重要的“权利”,往往是既得利益者的典型说辞。

  以上尽管是国外学者的讨论,但基本上也说明了在中国自由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的疏离。公私领域二元论,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妇女权利相关的议题如家暴与婚内强奸,很少受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关注(最近性别学者方刚召唤微博的男性名人参与推动反家暴立法,却无一人参与,即是一个例证);与此相关的,性别不平等被当成一种合理的差异,借口 “差异”与“多元”,为机会的不平等进行辩护。此外,在网络空间主要由男性学者发起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议题,只强调在捍卫家庭的私权的前提下,反对国家暴力,要求将生育权还给家庭(而非妇女),却不讨论妇女在父权家庭压力下被迫多次生产以求男胎的现象,并且还直接从美国引进了反堕胎议题,企图以胎儿人权的名义,干涉妇女的自由选择权。自由主义论述对于仅在政治权利上平等的“自由人”之间仍然存在的权力关系习焉不察,于是,职场性骚扰和性侵害议题并没有被当作一个权利议题来讨论,因为以自由主义的眼光来看,在没有暴力胁迫的前提下,人们是有自由意志的,那些受害的女性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而招致恶果。

  

  男性知识分子:缺乏自省的性别红利受益者

  

  正义在家庭、工作场所这些不透明的场所止步,以“私领域”和“企业自主管理”为口实压制妇女人权,也许如纳斯鲍姆所言,并非自由主义本身的问题,而是某些自由主义思想家没有将自由主义理论思考贯彻到底的结果——他们在这些领域事实上不够“个人主义”,而是将一些集体或者机构的整合与和谐视为高于某些个体的权利,没有追问其中每一个个体的权利实现状况如何。譬如,关于家庭,自由主义思想家没能如此追问,纳斯鲍姆的推论是,也许他们关注的是男性的自治与自由,希望在这些领域给男性留出足够的余地[11]。

  因此,除了学理层面原因,男性知识分子整体缺乏对男性精英性别特权的自我反省,可能是自由主义对女权议题表现疏离和反动的主要原因。不过,必须强调,在中国大陆,对女权不友善,对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真相不了解也没兴趣了解,是中国当下新左、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几种思潮共同的特色。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如果从所带来的社会性别影响评估,是一种资本主义父权统治形式的复兴。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国家以避免“单位办社会”的效率理由,大举撤出社会福利领域(如单位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纷纷停办,但主要集中于企业,政府机构仍然保持这些福利),对妇女的影响极为不利。一方面是国企改制带来女工为主体的失业问题,另一方面是缺乏权益保障的年轻未婚女工占据沿海工业区流水线七成比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重新被性别化(已婚留守妇女支撑的农业和农村小区;流水线生产和商业、服务业使大量性别岗位出现);另一方面,则是市场所需要的消费主义话语兴起,成为对女性传统家庭角色扮演、身体形象追求上的“女人味儿”性别话语的强大载体,形成强大的规训力量[12]。

  市场确实也使个人权利和私人生活领域重新有了正当性,但另一方面,在国家女权主义框架下妇女问题是有公共性的(虽然被当成阶级解放的一部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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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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