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武:修身与治国:蒋介石的省克生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82 次 更新时间:2013-06-06 21: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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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蒋中正“总统”五记》一书中的“省克记”摘录了蒋氏日记中有关自我反省的记载,这些史料反映了蒋介石如何修身,及其修身与治国之间的关系。蒋氏省克思想一方面源自他自幼研习的宋明理学,并植根于儒家孝道思想,另一方面也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蒋介石几乎每日都进行自我反省,检讨个人道德、知识与事功等方面的缺失。蒋介石的省克生活不但表现出以传统理学为基础,并加进中国与日本近代的阳明学,以及基督教信仰而抟成的思想特征,更反映出1949年之后他以伦理、民主与科学三科作为治台基调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蒋介石日记;修身;省克;宋明理学;基督教

  

  随着蒋介石《日记》的公布,以及与此相关的史料如《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蒋中正“总统”五记》等书的出版,揭露出蒋氏的公私生活与内心世界,也使我们得以观察到以往不为人知的历史面向。这一批史料尤其显示了蒋氏在“私领域”与“公领域”之间的种种思考与行止。其中,《蒋中正“总统”五记》一书中的“省克记”收录了蒋氏日记之中关于自我反省的记载,这部分史料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蒋介石如何修身,并思考其修身与治国之间的关系。

  “省克”即《论语·学而》所谓“吾日三省吾身”中的自我反省,省克二字为宋明理学的专有词汇,指省察与克治,亦即:反省与体察关于自我行为中的过失,通过检讨与修正的动态过程,以达到个人境界的提升。蒋氏省克观念主要源于王阳明学说,不过他在信仰基督教之后,又将理学之修身与基督教之信仰绾合为一,是以蒋氏省克思想同时包括传统理学与西方基督教两方面的渊源。本文将依赖蒋氏《日记》《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与《蒋中正“总统”五记》中的“省克记”、“学记”等材料,对蒋氏的省克生活作一描述与分析,并进而思考其历史意义。

  

  一 蒋氏省克思想的渊源:理学与基督教

  

  蒋介石的省克生活主要奠基于其自幼所研习的宋明理学,尤其是其中的阳明学说。对蒋介石来说,它是王阳明心学“致良知”与“知行合一”之人生哲学的一个环节。王阳明思想首揭“致良知”,以良知作为行为准绳。良知之于人,如“舟之有舵”,能引导吾人朝正确之方向前进。根据阳明哲学,在人们决定“致良知”的人生方向之后,接着有三个“行”方面的功夫:第一是“居敬存养”,按照王阳明的解释,“居敬”便是存养工夫,以敬来存养其心,亦即“存养此心之天理”;第二是“省察克治”(简称省克),指在道德修养上先要求自我反省,识得病根所在,然后再做真实切己的“克己”工夫,以克除人欲,这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破心中贼”;第三是事上磨炼,指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识的培养必须在具体的实践中得到运用和体认。在上述修身理念之中,“存养”是积极的做法,以“立其大者”,而“省察克治”则是消极的做法,重点在于检讨生活的缺失。最后存养与省克的工夫必须落实于具体的生活与事功之上,才算达成了修身之目的。

  蒋介石的省克思想虽受传统理学观念之启迪,不过也有一些新的成分。蒋介石的阳明学在近代思想史上是接续了梁启超所开创的一种结合了传统的“江右王学”与日本明治时代作为近代国家伦理基础的近代阳明学的思想系统。因此,宋明理学,尤以梁启超所开创的近代中国阳明学,奠定了蒋氏以修身为基础、进而以日本明治时代为典范,建立一个以伦理思想为根基的现代国家的思想。[1-2]在此情况下,梁、蒋两人采取类似的修身方式,就不足为怪了。梁启超于1902年出版的《德育鉴》一书中,即有“存养”与“省克”两章。他在“存养”篇指出:“修证之功有三,曰存养,曰省察,曰克治,三者一贯”;在“省克”篇亦曾说明:“克治与省察相缘,非省察无所施其克治,不克治又何取于省察?既能存养以立其大,其枝节则随时检点而改善之,则缉熙光明矣。”[3]可见存养、省察与克治三者是分不开的。蒋介石的想法与此相同,他所谓的省克,正是结合了存养、省察与克治三者。在其私人生活之中,省克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也是蒋介石每天的例行工作。

  蒋氏省克思想的基础虽在阳明学,然后来他接受基督教信仰,又使他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1930年10月24日他受洗成为基督徒。受洗当日,他曾表示:“在上海受洗礼后,曰:人欲至今,横流已极,几无止境,欲防微杜渐,亦无其道,惟有使人人精神上,受一种高尚和平之信仰,克自戒勉,或足挽救世道人心于万一。余为革命党员,今又受耶教洗礼,故三民主义为余政治行动之信仰,耶稣教义乃余精神惟一之信仰,从此以后,以基督为余模范救人救己,永矢忽怠!”[4](P.48)此后,他的省克理念便出现了一个转折。大致上说,蒋氏早年采取传统理学式的修养工夫,以日记写作、静坐与读书等为主(如朱熹即主张“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受洗之后,蒋氏之修身在形式上则采基督教之祷告。“省克记”一开始即记载:

  公少秉母教,母教严,时时自儆惕,不敢少纵。少长,知先世有四勿居士,而以“勿欺心”为首。及十九岁,从鄞顾清廉先生游,见顾先生治性理之学,尤重变化气质,益知省察、克治、存养之功,乃为人所必不可少者也。[4](P.1)

  由此可见自年轻时开始接触的“性理之学”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蒋介石在1930年受洗为基督教徒之后,又将理学工夫与基督教徒坚信上帝启示的“灵修”结合在一起。他强调从“宗教的灵性、精神的修持和思维的追索”来建立“对宗教的信心”[5],这时祷告开始成为蒋氏省克生活的重要部分。1945年4月1日,他在日记中记载:“本日为耶苏复活节,朝午夕祷告五六次,耶苏神灵复现于吾前,殊为惊喜。”总之,在蒋介石一生中,静坐与祷告并行,而他从来不曾感觉到两者之间的冲突。

  然而如进一步分析理学与基督教对蒋氏的影响,我们将发现蒋氏的自我反省虽在形式上结合了理学与基督教,其理论基础仍是传统的宋明理学,而不在基督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AndrewNathan)教授曾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采取吴百益的说法[6],认为蒋氏的省克活动是承袭了传统中国“自讼”的方式。这种自我批判虽然是凭借本身所写的文字,发抒内心的自我声音,却是从外在的观点(或说外部审判者的声音)来批评自己。这种方式与西方大多数日记从内在深沉的罪恶感来作自我批判,形成一个明显的对比。[7]的确,如果我们参考王汎森有关明末清初士大夫“修身日记”的研究,可以发现这一传统虽受到通俗宗教“功过格”观念的影响,却仍属于儒家正统的修身方式之一。这尤其体现在中国士人对于“罪的拔除”的看法之上。传统佛、道两教均有拔除罪恶的方式,功过格之中也有功罪相抵的精密计算,然而,晚明以来士人的修身日记却缺乏“罪的拔除”的仪式性安排,这使得士人依赖日记修身并无法获得罪恶感的抒解,因而使罪过永远跟着自己,而必须做永无止境的反省。[8]所以墨子刻(ThomasA.Metzger)在讨论宋明理学与近代中国政治文化时,谈到中国士人有难以消解的“待罪伦理”(“probationaryeth-ic”)。[9]蒋介石的省克生活很明显地是跟随着此一传统。换言之,如果借用WolframEberhard的说法[10],在蒋介石的身上,基督教的“罪感”始终未能完全改变、转化从宋明理学而来的“耻感”。“雪耻”(意指消除外人给你的羞辱),成为蒋氏日记中最常看到的用语,而在蒋氏著作中几乎看不到他强调基督教“原罪”的观念,并非偶然。

  蒋氏的“耻感”来自一种自我的责任感,而此种责任感主要源自于“天地父母生我”与“总理期我”两大原因。其中,为了报父母恩而避免不孝、毋忝所生,是最为关键性的因素。蒋介石将不孝与“耻”相结合,最清楚地表现在1934年2月19日的日记之上,他在“雪耻”一栏中写到:“不能尽孝于亲,为一生最大之耻辱。”可见蒋介石省过的基础在于儒家的孝道观念,是以个人透过父母与宇宙联结所产生的责任感与宗教感,来力求消除自身之缺点。这样的想法无疑属于传统儒家式的修身。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俄三十年经历纪要》一书中所写过的一个短序。这本书英文版的副标题是《七十自述》(A Summing-upat Seventy)。1956年12月1日,蒋介石写道:

  岁月如矢,革命未成。今年已是我七十初度,今日又是我夫妇结婚三十年纪念。我夫妇于此共同检讨已往之工作。其间最感惶恐而不能安于心者,就是对我二位先慈报国救民之遗训未能实现其一二……,其将何以慰国人喁喁之望,而报慈亲鞠育之恩?兹将所著《苏俄在中国》之手稿首献于二位先慈蒋母王太夫人、宋母倪太夫人灵前,自矢其不敢有负遗训,勉为毋忝所生而已。中正敬志。[11](书后插图)

  12月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又提到:“后天即为先慈九十三岁诞辰,将如何纪念,惟有以《苏俄在中国:中俄三十年经历纪要》奉献于灵前以慰之,然而亦不能补偿我不孝之罪耶!”由此可见,担心自己的“不孝之罪”是蒋氏不断自我检讨的原动力。

  他常常阅读《孝经》也与此一精神有很密切的关系。例如,他在1934年5月13日写道:“晚诵《孝经》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12]又如6月14日为其母王太夫人忌辰,他手写《孝经》开宗明义章,曰:“甚思遗留后人,使其孝弟立业,以补吾过也。”[13](P.67)1943年7月4日写道:“本周诵读《孝经》,更有心得,可见经书在晚年诵读,更能领会圣人作书之要旨也。”[13](P.299)由此可见,孝是蒋介石思想中的一个核心观念,并影响到他的省克生活。

  蒋介石省克思想的基础虽是儒家的孝道,然亦受到来自基督教的影响。对蒋氏来说,基督教虽未能使他产生一种类似西方式的“罪感”(即“原罪意识”),却对他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影响,帮助他在精神上的修炼。首先是使他能够面对横逆、困境而能坚忍不拔,这一点与《孟子·告子下》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精神是配合的。1935年3月,蒋介石在这一个月中几乎每天都抄写《圣经》保罗之言,借此鼓舞自己。例如他曾抄写“无论是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贫危险刀剑枪炮,皆不能动摇我们的信心”。[13](P.81)1943年,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他每日晚祷之前,都会阅读考门夫人所编的基督教见证选集《荒漠甘泉》。这一本书的主调是:乔纳的信息(themes-sageofJonah)?瑏瑦,鼓励人们在面对灾祸、悲剧、侮辱和失败之时都应该坚忍不拔。蒋介石在鼓舞人心的信息与故事旁,用笔写下自己的感想。[14]将挫折视为上帝对成就事业者所做之考验,是蒋介石自《圣经》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之一。

  基督教的第二点重要影响是让他重新思考“人定胜天”的原则。此一想法可能与近代严复译、赫胥黎著之《天演论》鼓舞人们在物竞天择的世界中发愤图强之意念有关系。蒋介石于1930年之前的日记中常常写下“人定胜天”,如1930年1月1日:“早起,记雪耻之道,曰:‘立志养气,立品修行,人定胜天’。自是日始,每日书此三语以自儆。”[4](P.35)后来,在接受基督教信仰之后,便不再书写此四字。换言之,蒋氏过去“戡天役物”的豪情,在基督教影响之下转为对上帝的崇敬与接受上帝之启示。不过蒋氏企图成为“完人”、“圣人”、“豪杰”的道德理想并未完全被泯除,儒家成圣成贤的观念仍深植其心,并与接受上帝之启示的想法相融合在一起。总之,蒋氏省克思想的基础是儒家孝道观念与基督教灵修,这样的想法使他努力接受上帝的启示,不断改善自己,冀望能够成圣成贤而毋忝所生。

  

  二 蒋氏省克生活之实践:反省内容

  

  在理学与基督教的双重教诲之下,蒋介石几乎每日都进行对于个人道德、知识缺失的反省活动。他所反省的对象首先是生活举止、个性脾气与情欲抒发等方面的缺失;其次则包括知识不足、处事不当等。蒋氏一生都不断试图与个人的种种缺点对抗,期望能成为一个圣贤。1931年3月21日,他曾感叹地说:“忆少时闻人称道古人,如孔孟朱王之学术,周公文武之事业,常自思念,可惜已前有古人矣,否则,此学术,此事业,由我而始,岂不壮哉!常存不能做自古以来第一圣贤豪杰之叹。”[4](P.51)由此可见,透过自我反省希望能够成为圣贤、豪杰之志向长存其心。

  蒋介石常常检讨的第一类过错是个人生活习惯与个性方面的问题。其一是懒惰。他常常担心自己因失眠而晚起,或睡过了头(他称为“濡滞”)。在“省克记”之中,反省这方面之缺失的材料甚多:因病不能如常早起,自责曰:“怀安偷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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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杭州师大学报社科版2013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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