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 黄益平:中国改革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3 次 更新时间:2013-05-28 22: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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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没有了,日本又擅长储蓄,不愿意消费等等,他采取的所有的手段都是刺激需求,采取凯恩斯的促进经济的方式,包括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形成了它将近二十年的经济停滞。

  日本在1990年以后陷入20多年时间的“高收入陷阱”的话,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如果重蹈日本覆辙,就应该算是陷入到了“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如何把自然经济减速变成经济停滞。

  第三步:社会问题。

  因为在一定发展阶段上,高速经济增长,即使你是分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但蛋糕逐年扩大,以9%-10%的速度扩大这个蛋糕,因此有人拿到较大的份额,有人拿到较小的份额,但很难做到人们都是获益的。如果经济减速,减到了7%,你又不愿意接受,犯了很多经济形势判断的错误,使它一下降到了3%或耕地水平,那就意味着蛋糕不再做大,当蛋糕不再做大的时候人们所有的努力都变成了寻租,尝试着重新分这个蛋糕,这样有的人谈判能力强,有权势,有影响力就得到更大的份额,而另一部分人得不到份额,就是绝对的恶化。

  拉美典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国家。如果以0.4基尼系数作为安全警戒线的话,这些国家都大大高于0.4。因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经济不再增长的情况下没法做到收入均等化的。

  中国同样也遇到了问题,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数据,收入比例,2004年之后似乎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因为这个数据主要还是反映表面收入——劳动收入,但资产带来的收入,资源分配不平等带来的收入,有人把它叫做灰色收入,在统计数据中会有遗漏。王小鲁教授估算出一个灰色的,没有进到统计中的收入,它是高度分配不均的,因为80%的灰色收入在10%的最富裕收入群体所拥有,重新加进去计算收入不平等指数,它还在继续增长。虽然我们没有走前两步,但每个步骤存在的问题我们也都或多或少有一些端倪。

  第四步:体制固化。

  社会问题出现了,收入不均等,为什么不均等?因为有影响力的收入群体占有了社会资源更多的份额,占有蛋糕更大一块,很显然他们的影响力还在发挥。因此,他们接近于把体制固化,保护他的既得利益,政府善良的愿望也很难起到作用,因为这时候你实现不了经济增长,蛋糕就是固定的,因此,你无论对老百姓做出多少承诺也只是口头的承诺,是不能兑现的。很多拉美国家,意大利南方也出现这样的情况,政府着眼于再分配,但再分配没有来源,是无米之炊在分配,你不断看到老百姓很欢迎的政策,最后都不能兑现,因此我们把它叫做是一种民粹主义的政策,这个政策没有意义。民粹主义政策+体制变化使得你积重难返,无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状态,这也是很多国家到现在为止面临的困境。

  我们听说的从中等收入成功进入高收入的国家、地区和行业,无非就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举很早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能举出很多拉美国家,大部分是这样的状况,很多亚洲国家也类似拉美国家这样的中等收入状况。

  一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想脱离出来可能比打破马尔萨斯贫困陷阱还要更艰难。如果这个国家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比重来衡量它的话,60年代以后大部分拉美国家差距在扩大,这个差距没有更靠近美国,而是继续扩大,只有极少数情况略有缩小,但都没有能使它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因为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也不是个绝对的概念,而是相对的概念。可能你每年有1%甚至2%的增长速度,但参照的是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例,它还在继续增长,即使你有一点缓慢增长,但还是会拉大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你始终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上。

  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选择。

  我们开始经济减速,在中等收入阶段上,但还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也不那么容易,需要有四个步骤,我们还距离很远。我们要做到:

  1、正确判断经济发展阶段和宏观经济形势。发展阶段是说我们不仅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而且跨越了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长期劳动力无限供给,工资不需要提高,只需要生存水平,那是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或叫刘易斯式的经济发展。当出现劳动力短缺特别是非熟练劳动工人的短缺,以及非熟练普通工人工资上涨,就是2004年以后,从那以后我们一直听到民工荒,直到去年经济增长降下来了,但我们还是听到民工荒、招工难,从那之后中国的农民工工资是持续上升的,所以2004年我把它定义为“刘易斯转折点”。

  去年我们和黄益平教授把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赞成的不赞成的,其他代表文章都收进来了。有的学者说经济增长是长期过程,不能只盯住一年,应该提个“刘易斯转折区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这个区间也应该算实现了。因此,2004-2010年我们把这个区间也走完了。如果说有个“刘易斯转折区间”它也已经经过了。

  经济减速是长期增长率的下降,用缘木求鱼的办法去拉动需求因素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犯错误,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不能超越但可以提高。我们做了个模拟,什么体制都不变,潜在增长率会在2011年-2012年降下去,如果让农民工市民化,让他们劳动更充分,劳动参与率更高,提高了劳动力供给的话会提高潜在增长率。如果进一步我们能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一定幅度,能够进一步提高潜在增长率。因此,李克强总理说,我们要通过改革获得制度红利,为什么我们不说改革,我们不是为改革而改革,而是要通过改革保持中国的可持续增长,尽管我们不一定追求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要可持续性。制度红利就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潜在增长率,我们就不需要犯拉动需求的错误。

  同时,我们要从第一次分配领域,再分配领域一块努力来缩小收入差距,尽管我们还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中国中等收入差距在国际比较来说也算是比较高的,这时候应该着手解决这样的问题,在经济增长速度还可以的时候不解决这个问题,那潜在经济增长率越来越低的时候就更难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改革创造制度红利,但改革有各种各样的障碍。十八大报告这段话很有针对性,很有深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我想现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

  我就说到这儿,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黄益平:刚才蔡昉所长非常详细进行了阐述,我是第一次听他讨论这个问题,20年前我听蔡昉所长讲中国农产品市场转折点,国内价格和国际市场接轨产生飞跃性变化,后来听蔡所长讲劳动力“刘易斯拐点”的问题,我不是个劳动经济学家,但一直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因为刘易斯转折点对宏观经济影响比较大,我做的很多工作,提出的观点受蔡所长的影响。

  蔡所长刚才所说的阐述非常系统,一定意义上是理论和实际的结合,现在我想提三点简单的我的看法。也是我的三点体会。

  第一,中等收入陷阱是个世界性问题,蔡所长给我们举了例子,过去60年世界上88个国家都曾经处于中等收入这个区间里,60年过去有多少国家变成了高收入国家?13个国家,还包括希腊。我和前世界银行行长聊天,他说中国面对的挑战其实是个很严峻的挑战,88个国家里只有13个成功了,其中还包括希腊,所以搞不好过两年我们就变成12个也说不定。这确实是个非常实际的,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国际上经济学家也有很多分歧,最早“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提出来是很多拉美国家看到了这个现象。二战以后,拉美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很成功的,到了5000、6000美元就上不了,所以市场上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实际是说经济起飞很多国家都做到了,再变成高收入国家很多国家做不到。为什么?里面有很多原因,刚才蔡所长讲的非常详细。

  看因素,有人说是收入分配不平等造成社会经济不稳定,也有说是因为创新能力不行,最后出现了问题。客观来说,我认为蔡所长今天出去的问题确实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非常大的问题。去年我国已经达到人均GDP 6000美金,下一步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能不能成为高收入经济(国家)。有的人悲观,有的人乐观,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不是大家想象一下过两年、过五年、过十年中国就一定会变成高收入经济(国家),说实话不确定性很大。

  乐观地看,中国周边国家经济基本走过来了,从北往南走,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从过去50、60年代低收入经济到中等收入经济,到高收入经济。但相对悲观一些,亚洲很多经济是中等收入经济都没有走出过,邻居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40、50年一直是中等收入经济,没有走过来。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一定要高度重视,直到我们花很多的力气,从政治、学术上讨论这个问题。

  第二,今天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中间是有逻辑联系的,是不是同意中国已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没有关系,有一点大家是同意的,过去5-8年工资一直在上升,从沿海地区来的同学都知道,很多过去做得很成功的企业现在都做不下去了,我家是宁波的,今年春节回家碰到一个邻居,他是专门生产领带的,每次碰到他都是很乐观的一个人,今年碰到他就不太乐观。我说为什么今年好像你不是很乐观?他说很明显,我的劳动成本去年十年就翻了三倍,我的产出价格没有变过,这是不是中等收入陷阱?不能夸大,但我们过去依赖低成本支持的增长模式发展到今天需要有很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也就是说过去是成功的,以后能不能成功不一定,以后会不会成功,不一定,这和“刘易斯转折点”有没有关系?可能有一定的因素,我们的经济增长能不能持续下去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第三,面临的问题和批评。现在有一些人对经济是乐观的看法,我自己也是谨慎乐观,认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有可能的,但我们也听到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有各种批评和担忧,到底存在什么问题?

  1、前总理温家宝说的,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协调、不均衡、低效率和不可持续的,可以看很多指标,我们可以看一个指标,过去增长平均每年保持10%左右,但投资占GDP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25%,到全球危机以后几乎接近50%,学过经济的同学知道,这个数字很难往70%-100%走,那么我们以后如何支持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果没有合适的模式,我们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要变怎么变?这里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一个教授麦克泰克斯(音译)对中国的经济前景不太乐观,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可能的,但前提是经济要大幅度下降,2010-2012年经济增长率是3%,那么就像刚才蔡所长所说的,我们就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那么我们和发达国家、美国经济差距就不能缩小。经济增长模式能不能变?怎么变?这是我们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

  2、劳动成本上升以后能不能继续增长,拉美国家为什么增长不上去?就在于能不能陈也升级换代,过去这个邻居生产很便宜的领带,以后能不能生产更高级的领带,或者不生产领带而生产别的产品。亚洲国家和地区中香港、台湾成功了,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没有成功,二十年前他们做什么,现在还在做什么。而香港、韩国和台湾三十年前把劳动密集型工厂搬到珠江三角洲,今天他们都上去了,产业链上去了之后,劳动力能不能跟上是个很大的问题。

  以前美国经济学家有一个批评,现在在华的美国和欧洲公司对中国最大的批评,过去大家知道是人民币汇率问题,现在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有人比较悲观,说中国知识产权都不能保护,怎么创新和产业升级换代?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解决的希望,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成本高了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有很多农民工和工人,现在劳动力短缺,如果原来很多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会上不去,那样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会不会有一天醒来发现中国劳动力短缺不是一个主要矛盾,很多人找不到工作。这种情景我认为不太可能出现,但核心是我们有没有创新能力和创新机制。

  3、去年有一本在国际上非常流行的书《为什么国家会失败》,这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阿斯里葛珞(音)和哈佛大学的罗宾森写的书,非常有意思,而且有很多人认为阿斯里葛珞(音译)他要获得诺贝尔奖。这说明一个观点,经济长期增长是由政治决定的,简单来说政府决定经济增长选择,经济制度决定长期增长,很多经济学家对此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最终制度是影响行为,制度是影响资源配置,制度影响你能不能创新,这是大多数人能接受的,但恰恰它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有一个悲观的结论,他们认为中国的制度不能支持经济长期增长。比如国有企业,有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有垄断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如果他们不能够长期支持经济增长,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以后的经济增长会有比较大的制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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