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82 次 更新时间:2005-04-05 13: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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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灏  

  

  [内容提要]要重新认识五四思想的复杂性,其中一点是五四思想的两歧性;个人主义与群体意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等等。这些两歧性的发展,反映五四思想的开阔性和丰富性。对五四思想中的两歧性认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五四以来,中国文化思想出现的一些诡谲歧异的发展。

  

  It seems that we fail to aptly appreciate the dualism that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ideology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individualism vs.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nationalism vs, cosmopolitanism, rationalism vs. romanticism, etc. Dualism of these and other kinds has forecast the dualistic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al thinking in later periods.

  

  从80年代以来,随着海峡两岸“文化反思”的展开,“五四”又变成众所瞩目、议论纷纭的中心课题。可喜的是,这番讨论已经逐渐走出一些如\"反封建\"、\"反帝\"等政治套语的牢笼。可惜的是:这些讨论仍然时常陷入时下几个熟悉观念的案臼──如民主、科学、民族主义与反传统主义等。在大家的心目中,这几个观念似乎代表\"五四\"的核心思想。因此,它们构成了五四的基本形象。但是这形象是否可以涵盖五四思想的全面?形象是否就是实质?不错,五四思想在某一层次上,是环绕这几个观念而展开的。问题是:这几个观念都是意义相当抽象而浮泛。究竟“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是如何了解它们?更重要的是:“五四”是由几个思想内容不尽相同的运动所组成:1915年由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原名《青年》,1916年改称《新青年》)所发起的思想文化改造运动;1917年由胡适与陈独秀所倡导的新文学运动;1919年5月4日由学生示威游行所引发的民族主义运动。就此而论,\"五四\"毫无疑问是一个多层多面的运动,有其复杂性。因此今天要再认识五四,我们不能停滞在代表五四形象的几个观念。我们必须正视其复杂性,从多种层面去探讨其实质。

  

  我认为要认识五四思想实质的复杂性,至少应从两方面开始:第一是五四思想中的两歧性;第二是五四和传统思想的错综关系。对后者,近年来学者对之已迭有论述,此文主要是针对五四思想的两歧性,略作分析。

  

  什么是五四思想的两歧性?几年前我在一篇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章里曾有这样一段话:\"就思想而言,五四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主知主义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一方面五四知识分子诅咒宗教,反对偶象;另一方面,他们却极需偶象和信念来满足他们内心的饥渴;一方面,他们主张面对现实,‘研究问题’,同时他们又急于找到一种主义,可以给他们一个简单而‘一网打尽’的答案,逃避时代问题的复杂性。\"

  

  这段话指出五四思想中一些对立发展的趋势,就是我所谓的两歧性。

  

  一、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

  

  \"五四\"是受了西方近代启蒙运动极大的影响。因此,它的思想中一个很重要成份就是以启蒙运动为源头的理性主义。但不可忽略的是:五四思想也含有很强烈的浪漫主义。理性主义是强调理性的重要,浪漫主义却是讴歌情感的激越。五四思想的一大特征就在于这两种趋向相反的思想,同时并存而互相纠缠、互相激荡,造成当时思想风云中最诡诵歧异的一面。

  

  五四的理性主义是最显而易见的。因为五四自始至终强调发扬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基本目的,而科学方法就是表现人类理性的唯一方式。胡适阐扬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与赫霄黎(1110mas Huxley)的进化论思想;陈独秀所推崇的欧洲19世纪的实证论及功利主义,以及《新潮杂志》上所介绍的新实证论都是反映这理性主义的趋向。

  

  五四所谓的科学方法当然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的一套方法。在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之下,五四认为这套方法不但可以用来了解社会人文现象,而且可以用以建立一个理性的人生与社会。但比较起来,五四对科学理性的信心犹超过启蒙运动,因为西方启蒙运动思想里面尚有对科学理性主义一些批判性的认识。康德(Immanuel Kant)和休谟(David Hume)所代表的理性主义都承认科学理性元从替人类的价值建立一个理性的标准。借用韦伯的(Max Weber)的名词,欧洲启蒙运动多多少少认识科学只能建立功效理性,而非价值理性,但五四则缺少这份批判的认识,相信科学既可建立功效理性,又可建立价值理性。它既是人类客观知识的保证,又是价值观和人生观的绝对标准。

  

  不但如此,五四的理性主义承袭着启蒙运动以来的趋势,对于人类的前途,抱持高度的乐观,认为随着理性的进展,人类可以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这是一种乌托邦精神,但值得注意的是,五囚的乌托邦精神,并不完全来自它的理性主义。另一个重要的来源是它的浪漫主义。

  

  在五四的思想里,浪漫主义的比重,不下于理性主义。五四的知识分子,面对着时代的动乱、民族的危亡和传统的失落,很容易变得情感激越、心潮汹涌,造成浪漫主义擎生的温床。五四新文学运动在当时应运而生,自然挟有强烈的浪漫精神。现代学者从周作人、梁实秋,到李欧梵,对五四思想的这一面都曾有所剖析*。

  

  就思想的渊源而论,五四的浪漫主义主要是受到欧洲19世纪文学的冲击,徐志摩对欧洲文学的浪漫主义,曾有这样的刻划:

  

  \"自我解放\"与\"自我意识\"实现它们正式的诞生,从忏悔录到法国革命,从法国革命到浪漫运动,从浪漫运动到尼采(与陀斯妥也夫斯基),从尼采到哈代一一在一百七十年间,我们看到人类冲动性的情感,脱离了理性的扶制,火焰地迸窜着,在这火炎里激射出种种的运动和主义。

  

  根据李欧梵和梁实秋的解释,欧洲近代的这份浪漫主义精神可以希腊神话中两个神幻为代表:戴阿尼斯(Dionysus)和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前者是指人的狂热肉体或精神爱,它象征着浪漫主义所强调的激情和热爱。就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而言,浪漫主义的情怀,并不始自五四时代,而是始自近代转型时代(1895-1920)的初期。那时的知识分子领袖如谭嗣同和梁启超,他们的文字和思想都常常闪烁着炽热的情感。尤其是谭嗣同所代表的烈士精神就是这炽热的爱的体现。五四沿袭这份浪漫情怀而加以光大,造成一个情感奔放、热血沸腾的狂飘时代。陈独秀拒斥基督教的神学和制度,而礼赞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精神,李大钊歌颂青春、欢呼革命,都是激情和热爱的表现。但是做为五四浪漫精神的象征,\"戴阿尼斯\"是远不如\"普罗米修斯\"来得重要,后者是人的创造力的象征,它意味着人的奋斗进取精神。此处我们最好再借用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对西方近代精神的刻划,把普罗米修斯加上欧洲近代的浮士德精神(Faustus),更能突出浪漫主义的意义,因为浪漫主义不仅代表人力的奋斗、进取和抗拒精神,而且认为这种精神的发挥是一无限的过程,一种无止境的追求。总之,浪漫主义精神是不能缺少这无限感(sense d the infinite)。

  

  这种无限奋进的精神,在近代转型期的开端已经出现,梁启超1910年就是本此精神,写下\"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的豪语,而他同年所写的《志未酬》一诗也最可代表这份精神:志未酬,志未酬,问君之志几时酬?志亦无尽量,酬亦无尽时。世界进步靡有止期,我之希望亦靡有止期,众生苦恼不断如乱丝,我之悲恼亦不断如乱丝,登高山复有高山,出藏海更有琉海,任龙腾虎跃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几许?虽成少许,不敢自轻,不有少许兮,多许矣自生?但望前途之宏廓而寥远兮,其孰能无感于余情?吁喔乎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无志。

  

  到了五四时期,这种浪漫主义精神更形充沛,激荡在时代的空气里,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强调“自觉之奋斗”和“抵抗力”之重要,以及他与胡适之讴歌西方近代文明都含有他们对浪漫主义精神这一面的赞颂,例如胡适就曾引用英国诗人邓内孙(Alfred Tennyson)的诗句传达出五四浪漫的豪情:

  

  然而人的阅历就像一座穹门,

  从那里露出那不曾走过的世界,

  越走越远,永远望不到他的尽头。

  ……

  朋友们,来吧!

  去寻一个更新的世界是不会太晚的。

  用掉的精力固然不会回来了,剩下的还不少呢。

  现在虽然不是从前那样掀天动地的身手了。

  然而我们毕竟还是我们, ──

  光阴与命运颓唐了几分壮志!

  终止不住那不老的雄心,

  去努力,去探寻,去发见,

  永不退让,不屈伏。

  

  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青春〉一文,也是颂扬无限奋进的精神。他认为\"今后人类之问题,民族之问题,非苟生残存之问题,乃复活更生,回春再造之问题也。\"什么叫

  

  \"复活更生,回春再造\"?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实现他所谓的\"无尽之青春\",他说:青年之自觉,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圈,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进而从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

  

  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在这段激动的文字里,提到\"本其理性,加以努力\"。但此处所谓的理性,已不是单纯的理性。理性的后面是炽热的情感,也可以说:理性主义已为浪漫主义所融摄,转成一种对理性的宗教信念。这是一种吊诡性的思想发展。前面提到,理性主义本身已有造成高度的乐观倾向。加上浪漫主义的浸灌,乐观精神更形高张。其结果,五四变成一个乌托邦思想弥漫的时代。

  

  在李大钊的《青春》里面,从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出发,再吸收了西方理性主义对精神力量的无限肯定,他相信:个人凭着元限的意志力,不但自己可以进人\"无尽的青春\",而且整个民族、世界、宇宙都可进人无尽的青春。是以这种理想主义精神与乌托邦的心态,李大钊迎接了苏俄的十月革命。他相信这场大革命使人类进入一个\"新纪元\",使人类\"复活更生\"。

  

  徐志摩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健将,他的政治立场和李大钊很有不同。但是他在五四后期写的〈青年运动〉一文,却和李大钊旗鼓相应。他说:在葡萄丛中高歌欢舞的一种Dionysian madness,已经在时间的友烬里埋着,真生命活泼的血液的循环已经被丈明的毒质癖住……所以我们要求的是\"彻底的来过\";我们要为我们新的洁净的灵魂造一个新的躯体,要为我们新的洁净躯体造一个新的洁净的灵魂,我们也要为这新的洁净的灵魂与肉体造一个新的洁净的生活──我们要求一个完全的再生。

  

  由《新青年》的 “回春再造”,到徐志摩此处所谓的“完全的再生”是五四浪漫精神和乌托邦思想的自然发展。郭沫若,在五四时代尚未完全版依共产主义,是一个十足的浪漫主义文学家,1921年他发表了当时传诵一时的新诗集──《女神》,把五四由浪漫主义精神转化成的乌托邦思想,发挥无余;他在这本诗集里唱出一个生命奋进的宇宙观,热情奔放的人生观,而归结到一个乌托邦主义的信念:旧的污浊的世界就要毁灭,在这段毁灭的灰烬上,一个新的光辉而温暖的世界就要涌现。这就是他的长诗《风凰涅架》的主旨。小说家巴金,成长于五四岁月,他回忆了他的青少年时代,读了《新青年》这些杂志,如痴如狂,好像生活在他所谓的\"梦的世界\"。

  

  很显然的,\"梦的世界\"是一个信仰的世界。但是五四在理性主义的震荡之下,也是一个怀疑精神伸展的时代,这又造成五四思想两歧性的另一面。

  

  二、怀疑精神与\"新宗教\"

  

  在五四时代,怀疑精神是与理性主义结伴而来的。蒋梦麟形容五四当时是\"问题符号满天飞\",便是指这怀疑精神的散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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