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维江:论霸权的权力根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38 次 更新时间:2013-04-23 22:34:33

进入专题: 论霸权   软权力  

冯维江  

  他们的装备和虔诚都是要付出相应的或本的,但是在现有的关系场阈之外几乎没有价值。因为关系专用性投资的存在,参与者从某种意义上就受制于领导者,这种投资越多,受领导者影响的程度就越高,领导者所拥有的权力就越大。

  但是,做出关系专用性投资决定是一个非常谨慎的过程。根据不完全契约理论,由于契约不完全性的存在,无法事先就专用性投资的相关事宜签订可以被第三方所证实的合同,在没有发生剩余控制权交易或转移的条件下,没有人敢于进行专用性投资,因为一旦投资就会使自己限于被“锁定”的不利的谈判地位。可能因此招致对方的“敲竹杠”。投资方预见到这一点,就会事先减少关系专用性投资。

  所谓“软权力”,实际上是由权力接受者一方的投入而产生的权力。以往的国际关系研究者热衷于把权力与权力资源混同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后者更容易度量,因此常把权力资源作为权力本身的代理变量。但这种做法有严重的缺陷。尤其是把软权力与非物质性资源等同的做法,很多时候与软权力内在的“同化”、“吸引”的含义是背道而驰的。现在,从公共物品和关系专用性投资的视角,我们可以更直接地计算和衡量硬权力与软权力,从而为权力理论提供更加完备和严密的计量基础。

  

  四 硬权力与软权力的关系

  

  由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一个霸权结构之中,硬权力主要来自霸权国投资于兼备公益性与公害性的公共产品而产生的利诱和强制,软权力则表现为非霸权成员对霸权结构的关系专用性投资。

  一般来说,霸权国进行的公共产品投入的规模越大,非霸权成员对霸权国的利诱所产生的不对称依赖越大,因霸权国的强制而招致的不对称威慑越大,则霸权国对成员国的硬权力也就越大。但是,软权力与霸权国的投入没有绝对或必然的关系,其测度是用成员国对霸权结构的关系专用性投资的规模来衡量的。即便霸权国在公共产品上进行了巨大的投入,对成员国产生了明显的硬权力的影响,但若成员国做出的关系专用性投资很少,则霸权国对成员国的软权力影响就是微乎其微的。其后果就是,霸权国可能以利诱或命令的方式对成员国进行操控,以实现本身之意图,但是,一旦有其他对抗性的霸权提出支付更高的价格或者实施了更强有力的威胁,则成员国会毫不犹豫地从原有霸权结构中脱离出来,投向新的霸权结构。(58)

  换言之,与公共产品投入相联系的硬权力更多决定着霸权结构权力范围内各成员国对霸权国的不对称依赖情况,公共产品投入越多,成员国对霸权国的依赖度越高,或者对霸权国存在一定不对称依赖的成员国数量越多;与成员国自身关系专用性投资相联系的软权力则决定着各成员国对霸权国的忠诚度,即便依赖度并不存在时,忠诚度仍然有可能维持霸权国对成员国的权力关系,当成员国对霸权国做出了信仰意义上的关系专用性投资时尤其如此。软权力一旦形成,可以比硬权力更加节约权力资源,就形成同样的支配力或影响力。

  表面上看,对信仰或意识形态的关系专用性投资似乎又是一类无法观察的变量,就像许多人所诟病的霸权在信仰或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性无从衡量一样。实际上,换一个角度,从成员国的方面来考察,有关信仰或意识形态上的关系专用性投资并非无迹可寻。古代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儒家信仰或意识形态的投入就是有史可考的客观事实,比如在国内设立儒学以及以儒家思想为标准的科举制度等。这种投入的成本与效果都是巨大的。例如,朝鲜在明朝灭亡之后,相当长时间内以“反清复明”为己任,于1704年建大报坛由国王祭祀明朝皇帝,直到1908年才迫于日本人压力撤祀。(59)作为霸主国的明朝已经灭亡,照理说其对朝鲜的硬权力已经消失,但朝鲜冒着清朝打击的危险也要坚持祭祀明君,其原因是接受儒家思想的朝鲜臣民在信仰上尊奉汉族建立的明朝为正朔,即便清朝已经统治两三百年,朝鲜儒林却仍认为其不得正统。(60)朝鲜国王光海君,在明朝无法提供保护时“通虏”使朝鲜免遭一时兵灾,但是,这种与正统观相悖的做法也使其难逃被废黜的命运。(61)由此可见,信仰或意识形态上的投入所产生的软权力效果之大,并不以硬权力之存废为限。

  理论上,霸权国的软权力与硬权力存在三种可能的关系:第一种是软权力对硬权力高度敏感正相关,第二种是软权力对硬权力不敏感甚至不相关,第三种是软权力对硬权力负相关,分别对应于图1中的A、B、C三种类型。

  图1 硬权力与软权力的关系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A 型关系意味着霸权国较少公共产品的投入可能引致成员国较多的关系专用性投资,或者较多的成员国进行关系专用性投资。这种类型的软硬权力关系对于霸权国软权力的形成十分有利,此时霸权国甚至可以只关注经济、科技、军事等硬权力资源的积累并注意向霸权结构内投入公共产品,成员国会自动跟进专用性投资,从而让霸权国获得软权力。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成员国对霸权国已经有比较高的信任的阶段,或者说霸权国发出了可置信的信号,成员国相信自己在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后不会被霸权国“敲竹杠”。

  B型关系意味着尽管霸权国进行了大量的公共产品投入,但成员国几乎不为所动。此时霸权国想通过利诱或威慑来获得成员国的认同是徒劳的,这往往是因为成员国同时还接受其他霸权国的公共产品或硬权力影响。对于这样的成员国,霸权国最好的策略是就特定的具体的议题和项目与之做交换,而不要将其纳入自己主导的公共产品俱乐部。

  C型关系意味着霸权国越是提供公共产品,成员国对其态度越是负面。此时霸权国自以为“示好”的行动,反倒会招致猜疑和厌恶。这种情况多见于成员国受到其他霸权国软权力的强影响,而其他霸权国与该霸权国之间是对立的关系。作为挑战者的新兴霸权国与守成霸权国权力范围里的成员国之间也往往存在这种情况。

  图2 新兴霸权成长过程中的软硬权力关系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霸权兴起的最初时期面临的是图2中的c阶段的情况,即整体来看(或大多数)其他潜在的成员国对新兴霸权国开展的公共产品投入持排斥的态度,此时把大量资源用于公共产品的投入只会适得其反、得不偿失。这个阶段新兴霸权的最佳策略是寻找守成霸权权力范围之外少数的存在A类型关系的成员,以这些成员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的范围。在与这些成员交往时,新兴霸权应当长期保持诚信,并且注意其他成员的福利能够按照中性帕累托改进的标准不断提升,做一个良性霸权或仁慈霸权。持久的诚信积累起来的良性声誉将成为新兴霸权向潜在成员国发出的可置信信号,促进它们对新兴霸权结构开展关系专用性投资。在b阶段,多数潜在成员对新兴霸权国不再有敌意,但大规模、大范围提供公共产品仍然是缺乏效率的。此时应当致力于辨识和遴选那些拥有对新兴国崛起至关重要的原材料、能源和技术的潜在成员,重点向它们提供市场、国际货币之类的公共产品,增进它们对于新兴霸权国的不对称依赖。到a阶段,只要持续提供公共产品,多数成员国对霸权国的忠诚度会相应上升,此时新兴霸权真正进入权力上升期。

  

  五 软权力与战略性误导

  

  关系专用性投资是观察和度量软权力的窗口,而不是提升或改变软权力的手段。霸权国只能做出公共产品的投资,而无法越俎代庖地替成员国进行关系专用性投资。在公园案例中,太极剑的领导者当然可以为自己的潜在成员提供太极剑和功夫装,但这时的剑和服装就成了公共产品而不能被视为关系专用性投资。试想潜在成员若是带头念佛者或者羽毛球运动组织者的拥趸,那么剑和服装简直成了一种负累,强行提供,不但不能获得潜在成员的支持,反倒会引起不满与反对。只有当成员主动投入自有的稀缺资源,并且这种资源很难或无法转换到其他用途或权力关系中时,该资源的规模才能够用于度量霸权的软权力。

  误将软权力由观察性概念理解为操作性概念,可能发生战略性误导。所谓战略性误导,即由于事前接受了虚假的可置信信号,或者事后遭遇隐藏信息或行为,致使一国发生持续和重大的误判,并引起严重的后果或持续的沉重负担,从而由兴盛走向衰落。战略性误导可分为器物、制度以及观念三大层面的误导。

  战略性误导固然有其外源性的一面,即作为潜在对手的霸权国成功发布可置信的误导性信号,或者隐藏了真实意图、资源及能力增长趋势等关键信息和行动,但不可否认,出现误判一方也有其内源性的条件或原因。或者说,满足这些条件的国家更容易出现战略性误判。

  第一,一国处于上升或兴盛期,容易忽视风险,夸大形势中对自身有利的一面,而忽视其具有潜在挑战性的一面。例如,欧元区在兴建进程中过度陶醉于一体化的成就,在接纳希腊等国时选择性地忽略了其中的风险。证据显示,当时德法已经注意到希腊数据作假的迹象,但欧元兴起的政治重要性和紧迫性压倒了质疑。(62)

  春秋时的吴国也是如此。吴王夫差之父是在与越国开战时被对方所伤而死,吴越之地本有“浓厚的血族复仇的传统”,(63)照理说越国是夫差的“不共戴天”之仇,在战败后不应得到宽恕。但当时的吴国在伍子胥的治理下,国力蒸蒸日上,击败越国之后正有北上中原与大国争霸之意,加之越国当时的确失去了反抗之力,越王勾践夫妇还亲自到吴国伺候夫差、从事屈辱的劳役。自身实力的膨胀让夫差轻信了勾践发出的臣服信号,以致越国二十多年的生产、积累、教育民众和训练军队(“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行动都未能引起夫差的警惕。

  第二,一国具有集中的决策体制和强大的内部动员能力,由此战略性误导的后果将十分严重,这又会刺激起对手对其开展战略性误导的积极性。例如,春秋时政府对农耕有强大的组织控制能力。于是越王勾践(不惜通过含垢忍辱的方式)成功地让吴国相信越国已经甘于臣服,后者不但在越国受灾时出借粮食赈灾,还轻信越国,将越国翌年偿还的经过精选和蒸过的粮食作为种子在吴国推广,造成严重的饥荒。(64)吴国国力日损,而越国日益强大,最终灭掉了吴国。

  第三,决策系统内部存在多样化的考虑小集团利益的团体。与其中某些小集团利益高度一致,战略性误导就容易得逞,或至少在一国决策系统内制造及放大分歧、引起混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倾向于孤立和包围德国,而英国舆论的主体则主张应该打破对德国的包围圈,就德国的抱怨进行友好的讨论。(65)英法之间的分歧正好给予了德国不断安全触及主导国“底线”而渔利的机会。春秋时吴国内部的分歧主要出现在伍子胥与伯嚭之间。伍子胥坚决主张在取得决定性优势的条件下“灭越”,而伯嚭在接受越国贿赂之后积极主张“存越”,这种分歧限制了吴国的决策效率,并且最终误导了吴国的对越策略。(66)

  中国在软权力问题上遭遇战略性误导而受损的内外部条件均已具备。第一,所谓“建构软权力”的努力可能引起一国经济、政治、科技、文化资源的无效或扭曲配置,从而带来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如前所述,软权力实际上是其他国家进行资产专用性投资的结果,中国如果不加区分地以面向世界的方式“建构软权力”,本质上是进行无差别的公共产品投入,在美国守成霸权的影响力之下,其对中国软权力的真实后果往往是负面的。

  第二,从外部来看,美国似乎已经进行了软权力方面的“建设”并取得了成效,这增加了“软权力建设”的可信度。约瑟夫·奈就是用软权力来为美国并未衰落进行辩护的。这种观点认为,尽管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但由于软权力建设上的成就,美国影响世界的能力并未下降。约瑟夫·

  奈甚至还直言,“我认为采取提升软权力的政策对中国而言是明智之举”。(67)还有研究指出,美国在软权力建设上的投入已经过多了。美国在全世界建设军事基地,目的不是为了战争,而是显示美国“消费主义的斯巴达”模式,以影响当地文化,通过炫耀其军团的电影院、超市、高尔夫球场、游泳池、空调宿舍等,来宣扬所谓自由民主国家在经济上的成就和优越性,从而改变这些地区的传统观念。维持这一由军事带动的传播价值的网络需要耗费巨额的财政开支,这极大地增加了美国的经济负担。(68)凡此种种,皆以“软权力必由建设而得”为前提。

  第三,中国最近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使国家实力明显提升,2010年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极具象征意义,这让中国在硬权力之外更产生了追求软权力的抱负与雄心,希望通过中国的观念、模式引领世界发展的潮流。由此创造了一种轻信的氛围,在软权力建设论者倡言之下,极易轻率地决定实施所谓软权力提升战略,进行效率低下的无形公共产品的投入。

  第四,在总结中国模式的许多文献中,都把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s)或政府发展主义(state developmentalism)作为重要的解释变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论霸权   软权力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国际关系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3313.html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12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