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维江:论霸权的权力根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36 次 更新时间:2013-04-23 22:3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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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维江  

  即在帕累托改进过程中,权力范围的总利益与霸权国利益之比应当保持不变(或有所增加);二是“等距中性帕累托改进”,即在帕累托改进过程中,权力范围的总利益与霸权国利益之差距应当保持不变(或有所缩小)。

  对霸权行使方式的讨论更加复杂,因为对权力行使方式的讨论和分析本身还是晦暗不明的。霸权稳定论者认为霸权是通过提供国际货币、开放的贸易体制以及国际安全等公共产品(42)来展示影响、行使权力,在此过程中,霸主控制了原料、资本来源及市场,并在高附加值商品生产中具备竞争优势。(43)尽管霸权稳定论者已经注意到了霸权可以通过拒绝开放(作为公共产品的)本国市场之类的措施来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44)但它们主要还是从公益产品的角度理解霸权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或者说,至多从公害物品治理(如控制传染病、(45)治理腐败(46)等)的视角理解霸权国行为,相对忽视了霸权所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公害性对于国际合作的正面意义。

  霸权国所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通常兼具公益产品属性与公害产品属性。没有公益性,无法吸引其他国家参与合作;没有公害性,无法保证霸权结构的相对稳定性。那些试图“搭便车”的国家随后会发现,它们可能是搭上了一辆快速狂奔中的战车,尽管不用花钱,但也无法轻易从车上跳下,强行跳下可能要承担极严重的后果。约瑟夫·奈在提出命令性权力时已经区分了基于诱惑和基于强制这两种命令性权力,(47)这实际上也对应于霸权结构内的公益产品和公害产品。

  国际货币就是典型的兼具公益性与公害性的公共产品。接受国使用国际货币可以便利地与任意第三国进行交易和结算,可以容易地储蓄国际公认的货币财富。但与此同时,接受国也被发行国征收着超长期的铸币税,同时,大量财富以国际货币的计价形式存在(例如中国的外汇储备大量以美元资产的形式投资在美国国债等市场上),相当于接受国向发行国遣送了重要的“人质”,将自己的重大利益置于风险之中。(48)尽管对接受国来说,这是一种有害或高风险的状态,但对发行国来说,这种“人质”又相当于得到了接受国的可置信的保证,可以确信其至少在可预见的期间内不会颠覆现有的霸权结构,从而有信心为霸权结构提供更高质量的各类公益产品。

  葛兰西学派强调霸权通过各方的同意来行使权力,(49)主导集团和从属集团之间存在一种糅合了服从和一致的意识形态。(50)但是,葛兰西学派认为这种同意是不合理的,是意识形态霸权所塑造出来的,其内部蕴涵着对立性的反霸力量。约瑟夫·奈的软力量思想则认为这种经非霸权国同意而产生的权力是由同化力量产生的,是非霸权国对霸权国软硬实力或资源产生认同的心悦诚服的结果。现实主义者则认为,根本不应该把这种基于同意或认同的软实力纳入分析视阈之中,因为这种带有价值判断的看待和衡量权力的方式,是不适于作为科学分析对象的。(51)

  是否将软权力纳入权力分析框架之内,是不同学者构建权力分析框架时面临的根本分歧。反对方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软权力涉及价值判断,建立在价值判断基础上的理论是不能够被检验和执行的,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理论;二是软权力概念不是精确和稳定的,无从测量。我们认为:首先,价值判断不能作为科学分析的工具或手段,但并不意味着不能用科学理论来分析含有价值判断的命题。其次,对软权力的测量工作并非全无进展。例如,阎学通和徐进从国际吸引力、国际动员力和国内动员力三个方面设计了软权力的衡量指标并计算出“中国软实力总体上处于美国的1/3上下”。(52)当然,他们也承认,指标的简洁性、综合性和代表性还有待考究,或者说,测度本身还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最后,本文以下部分将提供软权力测度的理论基础,说明软权力可以是精确和稳定的概念。在分析霸权行为时,一个包括了软权力维度的权力分析框架是更完整和更有解释力的。

  

  三 从人的行为层面对权力根源的微观考察

  

  一个人的世界里可能只有经济,(53)再增加一个人,世界便有了政治。经济是关于配置的学问,政治是关于支配的学问。尽管理论上可以做此概念的区分,但实践中配置的不同结果可能产生不同的支配关系,而不同的权力支配状态也可能影响配置的效率与产出。配置与支配往往相互影响,密不可分。因此,我们在研究权力的时候,有必要从政治与经济相互影响的视角通盘考虑。

  不仅如此,配置与支配都涉及权衡。配置主要是对利弊的权衡,支配还牵涉对敌友的权衡,这种权衡都有共通的人类心理的基础,都面临现实条件的约束。因此,关于配置的经济理论与关于支配的权力学说背后,存在某种一致的心理与行为基础,这使两种理论有望在彼此砥砺的过程中相互启发、互为奥援,形成一种更综合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阐释视角。

  尽管我们以“国际”为主要的研究场阈,但无论是配置还是支配,其行为主体的最基本单位都是人。国家层面乃至超国家层面的行为,其逻辑的根源或微观基础都根植于人这个最基本的单位,因此都有其共通的行为基础。(54)

  我们要研究权力的根源,也可以从比较容易观察到的人群着眼,收集经验证据,做出理论推断,构建分析框架,并用更多层面、更广范围、更大领域的权力事实来加以检验,据此将霸权本质或权力根源的理论一般化到那些层面、范围和领域。

  我们以一个公园中的人群为对象,考察其中的权力来源、结构和变迁。在全国2

  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域的公园之中,这个公园并不特别。公园占地0.15平方公里,周围有五六个居民小区,每天有数百居民到公园锻炼,而以早晨最为集中。参加晨练的居民分为若干开放的团体,团体之间存在一定的流动性。公园西侧的一大片树林里是一群做保健操的,我们称为A团体。领头者是一名中年妇女,每天早晨7点左右她会带领大家做操,持续时间约30分钟。A团体保健操的动作比较简单,后来者只需模仿旁边人的动作即可,无须专门指导,不过领导者为人和善,向她请教也乐于指点。A团体历史较早,最辉煌的时期有150人-200人参加锻炼,后来由于别的团体的竞争而人数锐减,现在每天大概30人左右参加活动,比较稳定。

  A团体的主要竞争者是B团体。B团体的位置就在A团体活动的树林以北的一片林子里,领导者是一个团队,这个团队来自公园附近的一家康体机构。每天早上该康体机构的5名-6名员工携带一个高1.2米左右的大型音响到公园,带领晨练的居民做操,每个员工都在前排做示范,还有员工在一旁巡视,纠正动作。当然,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一套操的时间大约也是30分钟,但可能会重复做一次,以便来晚的居民参与。早操结束后,该团队会停留一段时间接受居民的咨询,并登记有意接受其他收费服务的居民的情况。虽然B团体新近才成立,但成长迅速,每天参与高峰的人数在200人左右,相当部分是由原来A团体转会过来的。

  B团体的东侧林荫道上是C团体的活动范围。C团体出现的时间也比A团体短,领导者每天携带一个小型手提放音设备,用于播放广播体操,团体成员大约有20人左右,参与者不少相互认识,做操的时间相对比较灵活。

  B 团体以北有一个小的水泥地面的操场,那里是D团体的活动范围。D团体是练太极剑的,每个成员都手持一柄练习用的太极剑,身着一袭绸缎质地的功夫装。太极剑一般用的是龙泉出产的,其中沈广隆和查氏的一柄要300元-600元左右,蒋氏的一般也需要两三百元。太极服通常一套要200元左右。这些设备与服装都需要参与者自行准备。太极剑舞起来英姿飒爽,非常好看,但动作技术要求高,必须经过专门的学习和持之以恒的练习才能掌握动作要领,精通此道的领导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D团体参与者人数在25人左右,团体规模比较稳定,成员之间也比较熟悉。

  公园东侧靠公路的地方有一块平地,平地中间有一棵树,E团队的活动就围绕这棵树开展。领导者在树上挂一个简易录音机,里面持续播放“阿弥陀佛”的佛号,团队成员排成首尾相接的一圈,围绕大树一边哼唱佛号一边绕圈子。E团体成员相信自己的行动不仅仅有益于本身的健康,家人虽未直接参与,也能因此得到佛祖庇佑而平安。E团体有成员约15人,成员比较固定,平均年纪较大,相互之间颇为熟稔。有时天气不好,E团体也能全员出席。偶有因疾病缺席者。

  除了这些团体之外,公园中还有许多不典型的小团体以及未固定参与团体的自由锻炼者,这些人也可能会在特定条件下参加上述团体的活动,具体的情况不再赘述。以上各团体的基本情况见表1所示。

  根据从关系视角对权力的定义,表1中的领导者对跟随者的行为产生了影响,改变了领导行为不存在以前跟随者原本的活动意愿,所以领导者对跟随者无疑拥有权力。但不同的团体其权力之间因为不同的影响或约束条件而存在明显的差异。

  首先一个影响因素是权力存在的时间。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论述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时曾经提出“传统”这一来源,(55)传统就是一种时间的概念。当其他条件相近时,权力已经持续的时间越久,其影响力就越大,稳定性也越高。比如A团体和C团体相比,其他条件近似,但由于A团体存在的时间更久,知道的人更多。尤其是当A团体的许多外围参与者被吸引到B团体之后,剩下的人主要是接受A团体传统更深的人。因此其规模比C团体更大,因为天气等原因造成的人数变动的比率也略低一些。

  但时间显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与B团体相比,尽管A团体存在的时间更长,但由于B团体提供了更好的设备、更多的指导,提供了更高质量和更大规模的公益产品,所以A团体迅速由辉煌期的一两百人下降到30人左右,而B团体成为公园的第一大团体。B团体之所以有动机大规模提供公益产品,是因为其领导者预期将从活动中获得更大的附加经济收益。A团体的领导者只是利用业余时间到公园锻炼身体,并义务为邻里提供锻炼方面的帮助,从自我价值实现中获得满足,同时也收获到一些参与者的感激而已。但B团体则不然,其领导者是一家经营性的康体机构,在公园提供公共产品的背后是希望这一活动能够吸引更多的社区居民了解该机构并最终购买其产品与服务。有这样的预期收益,B团体才舍得投入大量的资源来为居民无偿服务。对于那些从A阵营投向B阵营的众多居民来说,哪方提供的公益产品多就趋向于哪方。这是B阵营能够通过投入公共产品而迅速扩大权力强度和范围的原因。换句话说,投入公共产品是一种权力的获得方式。

  但这种扩大公共产品投入的权力获取方式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至少D团体和E团体就基本不受B团体的影响。这并不是因为D团体和E团体的领导者投入了价值高更的公共产品,恰恰相反,这两个团体的领导者在物质投入上都是显著轻微的,团体的跟随者却进行了相对于A、B、C团体多得多的投入。其中,D团体跟随者在剑及服饰上的有形投入自不待言,此外还有对领导者的敬仰与尊重,E团体的成员则投入了虔诚的信仰。与D团体相比,E团体还有其特别之处。首先是E团体的物质投入显著低于D团体,但E团体的稳定性或者成员对领导者的权力忠诚度还要高于D团体(表现为E团体参与活动的人数变化比低于D团体)。这是因为信仰一方面节约了有形资源的投入,另一方面它是带有内生惩罚机制的投入。坚持信仰能够得到心灵的慰藉,违背信仰做事会带来焦虑以及“神佛厌弃”的恐惧。如果以公共物品来做类比,它也同时兼有公益物品与公害物品的属性,能够从奖赏与惩罚两个方面同时对人的行为产生约束。从领导者方来看,经过跟随者的信仰而产生的权力,无疑是成本最低但忠诚度极高的权力。最后,无论是剑和功夫装这样的有形投入,还是尊重、信仰这样的无形投入,都是一种对领导者认同的明确和可置信的信号,而基于认同或经由同化而产生的权力正是约瑟夫·奈所说的软权力的本质特征。

  由此我们可以明确区分出两种权力:一种是主要存在于A、B、C团体中的来自公共物品不对称投入的权力。领导者提供了大部分公共物品,跟随者提供很少甚至不提供公共物品,这种公共物品提供上的不对称性产生了后者对前者的不对称依赖,由此派生出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力或权力。另一种是主要存在于D、E团体中的来自关系专用性投资的权力。跟随者投入了大量的关系专用性投资,这些资产只在关系之内有价值,转移到关系之外价值会发生极大的贬值。(56)换言之,这种投资可以增加关系内的生产力,用于关系之外时价值较低,投资方需要为此花费成本。(57)就好比练太极剑的备齐了装备却要他去跟着跳韵律体操,又或者让虔诚于宗教的人放弃含有宗教仪礼的运动而去做广播体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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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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