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周来:转型期中国的社会公平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21 次 更新时间:2005-03-29 10: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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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周来 (进入专栏)  

  

   (根据录音整理,已经主讲人审阅校改,时间:2003年12月7日晚)

  

   很高兴有机会与大家一起共同探讨当下中国的社会公平问题。我发言的内容分成这样三块:首先,我想讲一讲探讨社会公平问题的复杂性;然后讲一讲我对中国改革中社会公平问题的看法,最后想对当前主流经济学界与中国社会公平问题相关的几个观点进行述评。

  

   首先讲第一个问题:探讨当下中国社会公平问题的复杂性。

  

   当下中国的社会公平问题,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话题。而这个话题之所以富有挑战性,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尤其对于经济学者来说,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第一,现代主流经济学本身并不涉及社会公平问题。原因有两个,一是社会公平,本身就是价值判断的范畴,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宣称,经济学研究要排除价值判断。用他们自己的话讲,叫“经济学不能讲道德”。其二,一谈到社会公平问题,就与收入分配联系在一起,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不包括分配问题。什么是现代经济学,仍然延用的是罗宾斯在1932年的定义,即,经济学是关于在稀缺资源的各种用途之间进行选择,以使其效率最高的学问。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上资源总是有限的(稀缺),怎么样用才能将其发挥最高的作用。比如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当然想有汽车洋房高学历,但我口袋里仅有一千元钱,经济学就考虑这一千钱如何花最值。用更通俗的话讲,现代主流经济学宣称,他们主要是研究摊大饼的学问,即怎样将饼做大,而至于如何分配这张饼,他们不予考虑。据西方经济学家的考证,这个传统首先来类推于斯密。斯密的书叫《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讲的是财富怎么来说,也就是说,研究是的如何摊大饼,而根本不讲分配。斯密之后又追溯到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这位在经济思想史上号称天才的人物,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中的若干应用》(后人一般简称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公开宣称,“就经济学的规律而言,与分配问题是无关的”。既然经济学不谈分配问题,当然也就不谈社会公平问题。

  

   第二,以经济学分析,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确存在一种十分紧张的关系,使得任何一个经济学家想谈社会公平问题都不能不十分谨慎。公平与效率之间为什么关系十分紧张,主流经济学的解释特别多,我仅举其中一种大家好理解的同时也是有代表性的。比如主流经济学中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其最核心的思想就是,经济增长水平高低,与人均资本量的高低呈正比。也就是说,社会产出中投资于生产领域的钱越多,经济增长率就越高;而在这些模型中,无一例外地认定资本家或者说富人,他们的边际储蓄率高于穷人,所谓边际储蓄率,就是增加后的收入中有多少钱用来储蓄,富人消费基本满足了,所以增加的收入都用来储蓄了,更重要的,富人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为了利润的目的,又使社会储蓄转化为投资。而穷人就不行。所以,如果让社会越不公平。富人更富,社会投资将越多,经济增长率就越高。大家不要认为我是胡说,我念一段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观点。大家知道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出现了滞胀。那么,弗里德曼与哈耶克两位经济学大师是如何解释滞胀的原因的呢?他说,经济危机是根源在于工人运动尤其是工会的力量过大和具有破坏性,因为国家在工会的压力下不断提高工人的工资,不断扩大寄生性的社会福利开支,从而不得不对高收入者的投资者征收很高的所得税,对私人大企业征收高额的利润税,从而压抑了资本家与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使经济增长陷入停滞。所以,在经济学理论中,你要强调公平,就要牺牲效率;而你要强调效率,你就必须付出不公平的代价。这是理论。那么,实践呢,也的确验证了效率与公平矛盾。比如,从全球范围内看,我们现在老批是以G7为首的资本主义造就不公平,但目前这些国家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从局部的经验看,70年代世界银行与联合国有关组织发起了旨在消除第三世界的贫困的所谓“第一个发展十年”计划,这种计划是以强调社会公平为导向的,主张为穷人提供更多的教育与就业,为穷人提供更多的基础设施与机会,但到80年代初回头一看,公平倒公平了,但效率很差,第三世界各国经济增长速度很低。然后世行与联合国提出“第二个发展十年”计划,这次计划以强调经济增长率为中心,强调效率。但到80年代末回头一看,又失败了,经济增长倒上去了,但穷人却更多了。公平与效率存在矛盾。正因为公平与效率存在紧张的关系,所以,经济学家往往不敢同时涉及两个问题,更不可能两个问题都谈得好。也有人开玩笑,说有两个人的确谈得好,但谈出了精神分裂。其中一个就是穆勒,一方面声称“就经济学的规律而言,与分配问题是无关的”,并且批评共产主义可能出现经济上的低效率以及对人的自由的压制,但另一方面,当他后来涉及到分配问题时,又对当时代由各类空想改革者提出的“共产主义设计”大加褒奖;强调要“对私有财产进行审判”,以消除社会的一切苦难与不公平。他有一段著名的话:“如果要在具有一切可能性的共产主义和具有各种苦难和不公的现今的社会状态之间作出选择;如果私有制必定会带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结果,即劳动产品的分配几乎同劳动成反比__根本不干的人拿得最多,只有名义上干点工作的人居其次,而最劳累、消耗体力最多有劳动甚至无法肯定能否挣得足以糊口的收入;如果要在这种状况和共产主义之间作出抉择,则共产主义的一切大大小小困难在天平上将轻如鸿毛。”,所以,诺奖得主斯蒂格勒说穆勒是精神分裂。还有一个是马克思,他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从社会公平的角度,他毕生呼吁反抗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但也是他,从效率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赞美得无以复加:不到一百年时间里,创造的生产力比一切时代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多。而且当英国入侵印度,成立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进行野蛮的殖民时,他还认为给古老的东方送去了文明的曙光。所以,也被他的敌手嘲笑为“人格分裂”。你看,同时谈效率与公平都谈出毛病了,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不得不小心翼翼。

  

   第三,即使经济思想史上有一些伟大的经济学家谈到社会公平问题,但在关于什么是“社会公平”上,看法十分复杂。我讲一个例子,其实也不是我的例子,是阿玛蒂亚森在《作为自由的发展》一书中提供的例子。他说,假如政府有一份工作,想照顾三个失业工人中一个。这应该是好事,是强调社会公平的做法吧。但难题来了。三个工人中,张三是其中最贫穷的,我们就想,“有什么能比帮助穷人更体现社会公平呢?”因此,政府完全有理由将这份工作给张三;李四正因为失业导致家道败落,心理上受压抑程度比张三还厉害,我们就想,“如果将这份工作给李四,增加的满足程度比给张三的还高,社会福利更到更多改进”,因此,政府也完全有理由将这份工作给李四。王五患有慢性病,并且没有足够的钱医治,但仍坚强而乐观地承受着,我们就想,如果政府将这份工作给王五,“将可以对生活质量和免受疾病的自由作最大的贡献”,因此,政府也完全有理由将这份工作给王五。那么,到底给谁合适呢?这个例子中就涉及了关于社会正义的三个“排序”的标准:对张三是平等主义标准,对李四是古典功利主义标准,对王五是正义标准。而这三个标准都在经济学中广泛应用,因此,对这三个标准本身你也没有方法排出顺序。这更增加了我们谈论社会公平问题的难度。

  

   最后,即使可以谈一般社会公平问题,比如我上面就谈了不少,但具体到谈论当下转型期中国的社会公平问题,则更复杂,而且存在诸多敏感区域。我不多说大家也都知道。比如,谈到转型期中国的社会公平问题,你就不能不将社会人群按收入分配或者可支配的资源划分成不同社会阶段,这在经济学上一段的做法,但在中国,谈及社会阶层就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最近看到一个文章,说当代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社会阶层的消失。这样的文章级别之高你还没有办法写反驳文章;再比如,你强调社会公平到什么程度,而不会造成与文件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唱反调的印象。再比如,我在这里说,当前中国改革过程中不平等已经使改革陷入了胶着状态,但这样的观点可能成不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而某著名经济学家一句“改革最大的障碍是平均主义”、“小康社会的标准是每个家庭有两套房”就可以风行天下;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谈社会公平,你可能注定成不了经济学的主流,你只能呆在边缘的位置。当然,最惨的结局可能就是从经济学逻辑出发谈社会公平,可能落个“左右不是人”。为什么,你讲了经济学逻辑,左派认为经济学逻辑是自由主义的逻辑,你用了这个逻辑就是右派;而右派则认为,你强调社会公平,肯定就是左派。最后,左右两派都排斥你。所以,在当下中国谈社会公平,你可能不得不冒体制内外、主流媒体以及左右两派都排斥你的风险。

  

   但我还是准备谈一谈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要研究中国经济,核心是研究中国改革,研究中国制度变迁。而对于制度变迁这样的问题,利益格局的调整就成为一个最基本的绕不开的问题,而利益格局调整就涉及到社会公平问题,这是研究当下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特殊性,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解决不了的。因此也就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学者的使命。而且我准备用经济学逻辑。所谓用经济学逻辑,主要是两方面:第一,分析框架是主流经济学通用的框架,而不是另起炉灶;第二,与主流经济学家一样,认可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的大方向,且目的也是为了更顺利推进改革与发展。我准备好了左右不是人的结局。

  

   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中国改革中的社会公平问题分析。因为我想从“改革冷漠症”谈起,所以,这个问题的标题也可以称做“改革冷漠症”背后所突显的社会公平问题。这一部分我会利用我过去研究的一些成果。

  

   尽管我在很多文字里警告民众对改革的支持度大不如前,但用“改革冷漠症”这个词并非我的发明,而且我原来也很陌生。去年年底,曾经给朱总理上书“农民真苦,农民真穷”的李昌平先生,当时任职于《中国改革》杂志社,想约我的稿子,主题就是谈谈“改革冷漠症”,我才知道有这么个词。很凑巧,很快又有一位政治学者来信要我关注“改革冷漠症”。对于近期中国普通民众对于改革热情的急剧下降,这位政治学者甚至用了“两个幻灭”来描述这一过程。他说,在五六十年代,我们以为共产主义是一条洒满阳光和鲜花的坦途,然而,当“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又突然被告知其实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于是我们经历了一次精神的幻灭。到了七八十年代,另一个金色的理想填补了思想的真空,那就是改革的黄金梦。以为改革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不二之路,而且是整合全中国人民力量的新的“意识形态”,但进入九十年代后,我们痛苦地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相反,改革中出现的诸多矛盾使社会环境空前紧张。这也是一次精神的幻灭。

  

   与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改革热情相比,当下中国社会各阶层对于改革的态度相对冷淡。这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其实是内在一致的。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改革是一种自发式改革,来自普通民众的热情构成了改革的基本动力;而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改革几乎处于一种胶着状态,其原因也正是由于社会各阶层对于改革本身持观望态度,改革由此缺乏动力。而再探求社会各阶层对于改革本身的态度,不能不涉及到社会公平问题。

  

   为了讲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先不妨看看新制度学派关于制度变迁的某些理论。

  

改革的过程就是制度变迁的过程。新制度学派认为,社会中的个体,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对于改革的支持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在于,支持改革给他的预期收益超过他为支持改革可能付出的预期成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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