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蒋介石之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49 次 更新时间:2013-03-07 10:5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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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 (进入专栏)  

  

  1975年,当蒋介石以87岁高龄死于台湾时,人们很容易将其视为一个失败者,视为中国历史残骸的一部分,尴尬地漂浮在毛泽东革命胜利的余波之中。现在这一点则没有那么明确,今天的中国要承担起新的全球责任,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提倡的改革性的政治构想就不那么适用了。蒋介石在做国民党主席时坚定信奉的政治主张,现在看来似乎拥有更为重大的意义,这些主张包括:将广阔的边境地域牢固掌控在中央政府手中,建立强大的军事机器以避免19、20世纪中国屈服于外国力量的耻辱再次发生,维系民族主义与政治稳定性之间的有力平衡。

  从当前视角看,蒋介石同样比毛泽东更能激起我们的好奇心。人们已经从如此之多的角度探讨了毛泽东的著作和其通往权力之路,相比之下,蒋介石倒像是一个真正的谜:他晦涩含糊的著作需要得到阐发;也是通过他,我们或许才能多少理清中国传统文化与来自西方、日本的智识压力之间存在的隐秘关联,这种关联支配着1860年代到1950年代间大部分的中国历史。

  不过,要想解释清楚蒋介石的生平,这是个非常棘手的任务。在其详细的、披露性的关于蒋介石长子蒋经国的传记中(《大帅之子:蒋经国与中国和台湾的革命》,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年),杰?泰勒(JayTaylor)已经证明,任何关于蒋介石的研究都必是一个家族故事,即使这个家族的资料难于收集或解读。很多读者,即使是那些熟悉中国现代史的读者,都发现很难全面理解蒋介石的生平事迹。蒋介石的同代人通常觉得他冷漠、淡然、不爱合作,他的言谈举止、措辞也难以理解。他不仅是个谜,他还是个通过重重防备将自己保护起来的人。蒋介石不容易得到人们的喜欢,通过强调他在政治上的冷酷和顽固的反左主张,一系列与他同时代的观察家、记者巩固了蒋介石在国内及更大世界范围内的坏名声。即使时代-生活公司(Time-Life)以及中国国内的政治发言人一直力图维护他的形象,也无济于事。

  只有在其晚年,当蒋介石为台湾带来了经济繁荣并允许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开始探索民主政府的可能性时,才有一些对他的积极评价流行开来。彼时,他已经统治台湾几十年了。但这种积极的再评价,被台湾民主党推行的极其负面的反蒋运动终止了,这场从2000年持续到2008年的运动,由言辞极为激烈的民主党主席陈水扁主导,其重点则放在蒋介石及其追随者在1947年起义中对台湾原住民采取的暴行上。

  在其书中,杰?泰勒似已明智地决定穿越这重重负面评价迷障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以更具个人性的方式处理历史资料。通过使用日记及其它留存下来关于蒋介石的回忆录,泰勒向我们证明蒋介石也能够经历一种情欲和感情交织的复杂生活,这一点和其所处时世的许多其他年轻人没什么分别。历史记录显示,蒋介石的母亲依照中国农村地区的本土习俗,在蒋介石14岁时为他娶了一位19岁的本地姑娘。这段婚姻是蒋介石母亲与住在附近的一个家族商定的,但泰勒推测,直到八年之后蒋介石才与妻子完婚,后者在1910年为蒋介石生了他们唯一的孩子蒋经国。泰勒认为,蒋介石早年的性经历主要来自中国和日本的酒吧女郎和妓女。蒋介石对这些女郎很感兴趣,无论是在他就学并参加军事学院的中国市镇还是在东京,都和她们结交,而在东京,蒋介石至少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学习,并于1910-1911年在一个战地炮兵学院服役。

  蒋介石后来抛弃了他第一个妻子和后者代表的乡村生活,但这段不寻常的生活加上同时与不同女人的交往,很显然让蒋介石对性生活过度及可能导致他绝育的疾病充满恐惧。很确定,在他的长子蒋经国出生后,尽管蒋介石与他的第一个妻子正式分开并和一个女学生结婚,他和此后任何一个伴侣都没有再生孩子:其次子蒋纬国实际上是他一个政治顾问的孩子,由蒋介石领养。

  蒋介石与宋美龄著名的第三段婚姻开始于1927年,后者时尚、富有,且是个受过美国教育的基督徒。泰勒引证蒋介石1930年的一条日记暗示宋美龄曾流过产,这次流产使宋美龄在那年夏天陷入一段漫长的抑郁期。尽管如此,这对夫妇同样没有孩子。两人关系时有摩擦,但家族成员都将这段婚姻称为“天作之合”,这段婚姻一直持续到蒋介石去世。

  这些细节没有任何惊人之处,却使我们有可能瞥见一个更有血有肉的蒋介石,至少是作为充满活力的年轻人的那个蒋介石。对中国现代史读者来说,更令人震惊的或许是泰勒提供的关于蒋介石宗教观的细节。此前许多评论者认为,蒋介石对基督教的信奉只是一种职业手段,因为只有如此,宋美龄的母亲——来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才会同意这段婚姻。与这种观点不同,泰勒认为蒋介石的基督教信仰是真诚的。泰勒告诉我们,蒋介石经常每日研读不仅是《圣经》而且包括像《荒漠甘泉》这样的基督教布道文学作品,尤其1943年之后更是如此,蒋介石还经常在他的日记中引用自己阅读的作品。

  泰勒对蒋介石日记进行了精心的筛选和引用,这种方法很有效地展示了蒋介石的个性特点。泰勒拒绝接受那种认为日记因缺乏历史重要性应该被忽视的一般观点,相反,他将蒋介石日记内容和对更广阔世界范围内主要政治、军事事件的生动描述并置在一起,凭此,泰勒逃避了那些混乱无条理的反思,并赋予我们一种与历史的亲密感。从某种程度上说,泰勒在蒋介石和他身处的世界之间建立起一系列更有感性的关联。

  无论多么富有才力或多么坚韧,也许没有历史学家能够完全理解蒋介石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掌权过程。作为一个整体,这段时期似乎不可能用逻辑来分析。泰勒以可观的篇幅描述了蒋介石在中国和日本所受的教育,对他在当时席卷中国的混乱军事冲突中漫长而曲折的崛起过程同样不惜笔墨。不过,泰勒无法完全捕捉政治、财政和军事布局的所有细微之处,同样,他也无法捕捉对立军阀们朝三暮四的“效忠”,摇摇摆摆、分而又合的政治联盟,毫无意义的“协定”和军事训练及招募采取的不同方式。

  对忠于蒋介石本人的准军事团体的形成,对蒋介石阐释并操纵他从自己的导师孙中山那继承下来的民族主义遗产的复杂方式,我们的认识还不完整。在这方面,泰勒的著作提供给我们的也很有限。作为后来成为国民党中心教条的“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孙中山(同样)是个令人捉摸不定、不断变换主张的革命者。在1925年去世之前,孙中山实际上已经“选定”蒋介石作为他的继任者之一——据蒋介石本人所言,是唯一一个具有实质影响的继任者。宋美龄的姐姐是孙中山的妻子而后者刚刚成为寡妇,这个事实对蒋介石来说,当然只会有利无害,这使他成为孙中山的连襟,即使孙中山当时已经去世。

  蒋介石掌权过程中吸引人的一个方面在于,我们几乎无法想象还有谁比他接受了更混杂的军事训练和教育。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混杂的教育逐渐融合成为蒋介石善于吸纳包容的个性。我们可以简单列举那些对个性成长更有影响的例子:在青少年时期,蒋介石在北京以南保定的中央军事学院接受了军事训练。这所非常著名的学院在19世纪晚期中国军事系统的重构过程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在这里蒋介石遇到了很多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爱国军官,他们许多人原来已经接受了满族的军事训练,后者是1640年代征服并从此统治中国的军事精英团体的后裔。

  在1911年推翻满族统治的革命之前,蒋介石在日本军事院校学习。即使他的成绩并不突出——据泰勒引证,蒋介石在62名注册日本院校课程的中国学生中排第54位——他仍在日本第19战地炮兵团中接受了集中的战地训练。该炮兵团的数名日本军官都对青年蒋介石的坚韧和专注留下了印象。

  1920年代早期,蒋介石被孙中山派到莫斯科学习。不仅如此,蒋介石还与广州附近的黄埔军校的布尔什维克军事讲师合作密切。1920年代中期,蒋介石与这些苏维埃军官并肩作战,对抗敌对军阀并与Comintern(第三国际)的顾问谈判。作为军校校长,他每天还与数位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袖来往,这里面就包括了军校政治委员周恩来。

  如果这还不够多样,1930年代早期蒋介石延请一小批曾参加过一战的德国军官作为自己的技术顾问和军事训练最高长官,这批有经验的前指挥官帮助蒋介石在中国中部连续开展了五次对共产党部队的“扫荡战役”。此外,1940年代早期尤其是“珍珠港事件”之后,蒋介石必须同时与英美两国的军事将领进行战略协调,以应对在亚洲各地开展的战争,这就包括了与美国战地指挥官如约瑟夫?史迪威将军(JosephStilwell)在缅甸抗日战争中的合作,与英美军官在印度蓝姆迦(Ramgarh)训练营中的合作,以及与美国空军指挥官克莱尔?李?陈纳德(ClaireLeeChennault)的合作,其中陈纳德部下勇敢的飞行员——通称“飞虎队”——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已经在帮助蒋介石守卫他的战时首都重庆了。

  泰勒并没有试图分析这种惊人混杂的军事训练经历如何能整合到同一个人——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头脑中,事实上我也的确不知道有人曾尝试分析如上各种军事思维方式对蒋介石的影响,不过确定无疑的是,这种混杂既令人迷惑,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对蒋介石的理解。或许,正是这种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的既有效又令人难以理解的混乱影响使蒋介石获得了“Generalissimo”之名。这个称号的中文对应词是简单的复合词“大帅”(dashuai),或“最高将领”(”supremecommander”),不过在英语里,“Generalissimo”却带着某种嘲讽的语气,这种嘲讽一直保留在西方对蒋介石的理解中,无论是在其生前还是死后(1942年之后,史迪威将军一直坚持在他本人的书信、日记和向华盛顿的报告中称蒋介石为“花生米”[Peanut],这个贬低性的代号其实只反映了当时美国和中国对彼此能力抱持的极具对抗性的观点)。

  蒋介石的早年教育并不完整:他先是在家乡浙江附近的几所本地学校就学,之后就是如上所述在中国北部及日本几所军事院校短暂的学习。此外,他曾集中阅读中国传统历史,后者构成所谓“儒家教育”的一部分。蒋介石始终让人保持着他精通中国思想“伟大传统”的印象,并因对作为典范的入世型“儒将”的推崇在国民党圈子内赢得了声誉。

  在其晚年,蒋介石曾明确宣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和中国最伟大的两位儒家将领并肩,一位是16世纪早期的王阳明,另一位则是19世纪中期的曾国藩。在做这种比较时,他想到的是自己反军阀、反共产党和抗日策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蒋介石可能产生的影响,泰勒作出了充满同情的描述:

  新儒家主义对青年蒋介石影响最深的地方在于它对个性发展、自我约束、有意识的自我培养的强调,同时也包括与消极的沉思对立的职责感、勇气、荣誉感和入世精神。圣人的概念正是从这些原则的培育而来。与此同时,新儒家主义者宣扬与社会道德行为和职责等级相关的传统儒家概念。儒家对德性的考量基于政治秩序之上,且具有政治目标,即创造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这是几千年来形成的一种风气,并扩展到千千万万的家庭中去。这些家庭生活在以宗族为基础的、拥挤的农业社区内,其生存要取决于独立自主的耕种和社区对基础设施及秩序的维护。

  这种对中国现实的描述或许听起来很激励人,不过除非泰勒能证明蒋介石始终如一地依据这些原则行事并捍卫这些原则,描述并不能带来什么结果。在泰勒的书中,我们会看到蒋介石时而就儒家思想大作发挥,不过我们很难明确理解他到底相信什么,此外,我们也不知道在其掌权之后,蒋介石会基于何种道德考量来重构中国社会。并且我们很确定,蒋介石的很多公开发言稿都是由其幕僚撰写的,与实际情况中采取的政策或许根本没有相关性。

  孙中山的国民党被呈现为未来某不确定时代的先驱,在那个时代,中国人民将从漫长的“监护”期中解放出来,并进入或许可被称为自由状态的领域,与此类似,蒋介石的道德实践也以他本人政途上的晋升为核心。但问题在于,那个不确定时代什么时候会到来?在蒋介石的实际定义中,政治力量主要针对的是中国共产主义实验的完全毁灭,在这种政治追求中,新儒家思想没有被赋予一个确定角色,甚至连一个不确定的角色也没有。

  要定义或解读蒋介石的行动,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在于探讨其政治修辞与他汲取权力的事实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泰勒必须面对对其传主的那种措辞非常模糊的指责,这种指责在1930年代早期、二战时期以及蒋介石于1949年永久性移居台湾后非常盛行——将蒋介石的基本政治体系称为“法西斯主义”。对此,泰勒再一次作出了简短的判断,他的判断听上去既像是解释又像是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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