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21 次 更新时间:2005-03-18 22: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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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范  

  

  [摘 要]360年前的“甲申之变”,当时有人称之为“天翻地覆”,其实不过是又一次周期性的改朝换代。亲历者事后的历史检讨,史料较为丰富,然观点十分混乱,反映了各种不同当事人的观察视角和心境体验是何等的不同。本文秉着“记忆史”的思路,以叙事的风格,欲将引起这一历史事变的各种侧面展示于读者面前。作者所能感慨的是,一个政权的崩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天运、人事”一齐奔来,终究说明“合法性资源”的丧失,是关系政权生死存亡的深层因素,而事变的发生则往往带有偶然性。

  [关键词]明清易代 偶然性 必然性

  [作者简介] 王家范,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1644年皇城根下的老百姓,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子民”的身份归属一变再变,前后经历了“大明”、“大顺”和“大清”三个朝代。虽说中国历史向有周期性改朝换代的习惯(新名词叫做“王朝周期率”),成王败寇已成常识。但这样的“半路杀出程咬金”,让京城里的人怎么也弄不明白,刹那间紫禁城的皇帝宝座怎么倒让“第三者”莫名其妙地给夺了过去?

    

  360年,六个甲子过去了,往事如烟。所幸保存下来的明清易代记载算是多的,仅在京亲历的回忆录就有十来部,扩大到相关人士著述也不下三、四十部(不包括南明部分)。20年前,我搜集并阅读过这些“记忆”资料,也做过研究。这次重读,说实话,仍是一头雾水――历史永远是混沌不清的:这结果是偶然还是必然?为甲申再祭,首先想到的是这个题目。要对这段历史进行哲理性的探讨吗?不,我能做的,就是作些历史性的叙述。老祖宗叫做“述而不作”,西方流行的新名词称“后现代”。后现代史学推崇“叙述法”(而非过去流行的诠释法),认为故事说完了,“叙述者也就死了”,余下都是读者自己的事。

    

  历史学家比过去谦逊多了,不好意思再用“揭示历史发展规律”来标榜自己职业的绝对神圣――想借助陈旧的历史构筑未来的蓝图,实在是一种过高的奢望。新的说法,历史学实际上只是一门重新处理“记忆历史”的人文学科。历史既已经远逝,不可能被原模原样地得到整体“克隆”――留下的都是些记忆碎片,有的是落花缤纷,满地枯叶,不知如何收拾是好;有的则是荒芜零落,依稀见到的只是模糊的历史背影。但是,以“记忆历史”为名,拂去历史学神圣的光彩,决不意味着历史思考的艰难性和智力考验的程度降低了。这些陈年往事,无一不是我们先辈煎熬过的人性历练、社会写照,也不断地在拷问后代子孙的智力水平:你们怎么认识,是比我们聪明,还是依然故我,没有进步?

    

  崇祯十七年春夏之交,北京城的老百姓,虽说向来见多识广,处变不惊,但怎么也想不到,在短短的两个月里,历史的造化要让他们经历接二连三的大事变,体味什么叫做惊恐万状和不知所措。

    

  崇祯皇帝登基已经有17个年头。18岁时接手的是他“木匠”哥哥撂下的,被大宦官魏忠贤恣意捣乱7年,朝纲千疮百孔的烂摊子。1即位伊始,对着前任政治狂烧了二把火。一把火,不动声色地把大宦官魏忠贤的势力消灭殆尽;第二把火,为东林冤案平反昭雪。一时道路相传,都以为“大明中兴”有希望了。然而,没有多久,崇祯皇帝对臣僚的谦逊和柔情消失了,脾气变得越来越坏。令他烦心的是,官僚们办事不力,相互间的攻击隔三逢二,无有休止。经心腹太监密查,说是在高尚的词句和说不清的是非之争背后,仍在玩门户党争老一套。17年里,他先后更易内阁“宰相”50人(其中处死2人、充军2人),任免刑部尚书17人,兵部尚书处死2人、被迫自杀1人,诛戮总督7人、巡抚11人。2崇祯帝辩解说:“朕所诛者是贪欺二字。” 3处理的都是那些伸手要权要钱,说假话大话却失职连连的“劣臣”,下此狠手,也是出于无奈。他发狠说“但要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就满足了,以此表达对官僚层素质普遍低下的强烈不满。4当几度整肃无效,失去耐心之后,崇祯帝再度起用宦官和东厂,重蹈永乐皇帝开创的宦官干政覆辙。

    

  最令他头大的,则是起自陕北的明末农民起义军。崇祯执政17年,农民军跟着他17年,犹如幽灵附身,是专来催命、索命的。应对当政者的剿抚互用,农民军东奔西突,转战秦、晋、冀、豫、鄂、徽、鲁、川、甘等九省,死去活来。崇祯九、十年间,农民军经卢象升、洪承畴等人的合剿,几临灭顶之灾,可辽东的清兵南下袭明,卢、洪先后抽调到抗清前线,一死一降,无意中帮了农民军。躲过大劫大难之后,崇祯十三年冬,李自成离开隐伏多时的陕南山区,向连年旱蝗饥馑至极的河南挺进,五战五捷于中原大地,气势极盛(惟有三攻开封无功而返,以黄河决堤、水淹全城为结局,北宋东京的繁华陈迹荡然无存)。崇祯十六年冬,被崇祯帝强令离开潼关出战的明军最后一支精锐部队全军覆灭,时势已经为李自成敞开了一条通向北京的胜利大道。甲申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宣布大顺政权正式成立,并亲率10余万大军渡河东征。

    

  因此,甲申新年刚刚撩开它的面纱时,中国的政局实在是迷雾重重,有三个政权相互对峙着,前景深不可测。除正统的大明政权、西北的大顺政权外,还有一个从辽东崛起、由“金”改名为“清”的东北政权。努尔哈赤是在统一女真族后,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宣布与明政权处于敌对状态的。到其子太宗皇太极手里,父子两代经营50多年,屡败明军,边境不断东展西扩,基本慑服了蒙古诸部落,崇祯九年(1636年)正式改国名为“大清”。到甲申,年轻的新政权已经长大成人,进入了它的“青春躁动期”。

    

  京城里的老百姓大约是从三月十六日大顺军攻陷昌平、火烧十三陵的消息传来,紧张气氛开始扩散弥漫。但九门紧锁的北京城,在冷兵器时代,固若金汤,从来不容易被攻破。北元、后金的部队曾几度抵达城下,都望洋兴叹,转一个圈便开溜,因此并未意识到将有特大事变发生。不祥的预感也是有的。去年夏秋之交,京城里遭遇到一种很奇怪的瘟疫,身上突生一隆起赘肉,数刻莫名死去,患病者有十之四五。年初又有呕血病流行,不时听到出丧的嚎哭,撕裂心肺,再加北来风沙暴袭击,“飞沙走石,或二三日一见,或一日再三见”,上上下下都高兴不起来。5

    

  事也蹊巧,北京城的攻陷,全出李自成的意外,几乎兵不血刃就城门洞开。三月十七日半夜,崇祯帝最倚重的守城太监曹化淳率先打开外城西侧的广宁门,义军由此进入今复兴门南郊一带。义军在北面的德胜门、西面的阜城门、西直门三处摆出攻城态势,炮声震天。十八日,在昌平投降的太监杜勋由软梯入城,代表李自成与明秘密谈判,要崇祯帝逊位,未获成功。十九日清晨,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接刘宗敏率军进入,此后内城各门齐开;中午,李自成由太监王德化引导,从德胜门入,经承天门步入内殿。沿途百姓早听得传令,各各在门前摆设“永昌”香案,书“顺民”二字于门上,闭门不出。不到半天的时间,京城的百姓已经从“大明”的子民变成了“大顺”的子民。宫中遍搜崇祯帝不得,全城严查。二十二日,确知崇祯皇帝已自缢于煤山(今景山公园内,死时虚龄36岁)。李自成下令收尸入棺,予以“礼葬”,在东华门外设厂公祭,后移入佛寺,有和尚为他诵经。二十七日,大殓毕,下葬于西山的田贵妃墓中,未能入围昌平明皇陵。6

    

  大顺军占领京城,前后42天,几度宣布要举行登极仪式,却一再推迟,百姓惶惑不解。进城初秩序尚好,店铺照常营业。转折发生在三月二十七日起拷掠明官,四处抄家,连累店铺商家罢市,恐怖气氛逐渐浓重,人心开始不安。四月十四日,西长安街出现“贴示”:“明朝天数未尽,人思效忠,定于本月二十日立东宫为皇帝,改元义兴元年。”谣言四起,甚有说观音托梦“明当中兴”,估计都是吴三桂一类人放风,借此动摇大顺军心。7吴三桂南下投顺途中,获知吴家被抄,反叛回山海关。义军高层四月初已经获悉,经过一段踌躇后,于十二日杀戮大臣勋戚30余人8。十三日,李自成亲率10万大军,奔赴山海关前。二十六日,义军从山海关败归,仅余三、四万人,城里军纪开始严重失控。二十九日,在举行登极仪式的烟幕下,大顺军怒杀吴三桂家大小34口,部署焚烧宫殿和各门城楼,并于次日清晨急促撤出北京,由山西、河南两路向西安方向退却。9

    

  此时京城的官民百姓,但知吴三桂得胜,将奉明太子进京即位,不知清军紧跟着也已经于三十日晚抵达蓟县。多尔袞在得知李自成军撤出后,与吴三桂一起统领满汉精锐,星夜赶路,于五月初二晚进抵京城脚下。吴三桂受命不准进城,继续追杀西逃的义军。初三,大明一些在京官员准备好“迎驾”的一应仪仗设备,身着白色丧服,齐集东郊,打开朝阳门,吹号击鼓,迎候大明太子入城。但令明官大吃一惊的,“望尘俯伏”,山呼之后,登上宝舆的不是大明太子,而是胡服拖辮、人高马大的满人(即多尔袞)。不等众官弄个明白,即有清传令兵怒喝:着所有内外官民人等,悉去丧服白冠,“我大清摄政王率满洲兵入城来了!”有脑子转得快的几位明官,迅即联名上《劝进表》,不想被清国内阁大学士范文程呛白一顿:“此未是皇帝,吾国皇帝(即皇太极的儿子福临,史称顺治帝,虚龄7岁即位)自去岁已登极矣,何劝进之有?”10

    

  生当明清易代之际,事前、更多的是事后,有许多人都在检讨和思考这段历史。检讨细致到了应该任用什么人、处置什么人、这个战役该怎么打、那个战役打得如何不对头,以及执行哪些政策就可能逢凶化吉,苦思冥想,呕心沥血,虽不无“事后诸葛”的嫌疑,但看得出是十分用心的。

    

  先说崇祯皇宫里的一帮人。20年前,一位好友特从南开大学历史系收藏的古代孤本里,给我寄来一份复印件,内容是由杭州人韩顺卿在苏州的故纸堆中发现的,题名为《天翻地覆日记》的手抄本。从文字表达判断应出自内宫宦官之手,也有学者怀疑它就是久已失传的宦官王永章的《甲申日记》。其中有这么一段情节: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六日,万岁谕娘娘云:“贼陷昌平,悔不从汝言,早令太子南迁。”入夜,贼犯平则等门,竟夜未睡。

  十七日早朝,怒书御案曰:“文武个个可杀![原话如此,皇帝的批文常常是白话,清君有时还狗屁不通,明朝没有发现]”

  (此一情节在《烈皇小识》等书中均有记载,《小腆纪年附考》亦采入)

  ……(罢朝后)大门楼接进伪诏一封,召太子、永王、定王入宫,谕“汝等”二字,即哽咽不成语,抚其手。

  谕娘娘云:“廷臣惟争义气,全忘忠义。十七年辛苦,仍为若辈所误。朕惟一死报祖宗,但苦百姓耳。”

  娘娘云:“毛文龙不诛,袁崇焕不杀,卢象升、洪承畴不必勤王,贼犹可灭。天运人事,一至于此。”

  万岁又云:“除却数人,竟无人可图大事耶?”

  娘娘云:“早年求治太急,朝廷皆不安于位。后来已补救不及。或者永乐爷杀戮忠臣太过耶?”

    

  撇开《日记》的真伪不论,“娘娘”的看法在当时极具代表性。明方的检讨异口同声地都这样说:当年袁崇焕不杀“皮岛”上的毛文龙,辽东一帮骄兵悍将就不会叛明而降清,明就会有从背后牵制清人不敢贸然南下的武装力量,骄悍的军阀们也无缘替清军灭明充当“马前卒”;不是误中皇太极“蒋干盗书”式的离间计,杀了袁崇焕,辽东的失守以至后来吴三桂的出卖山海关,都可能避免;更要紧的,如果不是把剿杀义军最为得力的卢象升、洪承畴调到抗清前线,改剿为抚,而是趁热打铁,崇祯十三、四年左右,说不定农民军的事情也就侥幸解决了。此后,回头全力对付辽东,何至于有“清兵入关”这局悲剧呢?

    

  搁下明君臣各种“假设”不论,再说李自成方面。在古代,有关农民军的“记忆史”,都是别人给他们写的。那么多的甲申实录,都把他们写成“祸水西来”,所幸还注重描述,北京42天里农民军的行动细节,无意中被保存了一部分。读这些相关资料,头脑里曾闪过一念:但看义军东征沿途,直至入京前后,明朝大批官僚、将帅望风而降,争先恐后“改头换面”,其中不少人品低劣猥琐,寡廉鲜耻,大明王朝人气之差,超乎想象。魏斐德曾据《明季北略》等书作了统计,在京自杀的明官40人,其中大多数来自南方,且多居高位;投降大顺的高级官员竟有167人,南北方籍贯相等,年龄与资历偏低者占大多数。11需要补充说明的,魏没有统计在此前后投降的武官和太监,文官投顺名单中也有一些是受党争之害被诬陷的(南明清查“从逆”,是党争的延续)。有一件事更带滑稽色彩。五月初,有目击者看到,大约是江淮地区的一个前科举人,不知北京已经易手给清人,仍乘船由运河北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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