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磊:宽容是民主巩固的社会心理基础

——基于公民文化与公民美德的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0 次 更新时间:2013-02-02 10: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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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磊  

  尊奉国家中立性原则,将多元文化的分歧和冲突,限制在私人领域;由于缺乏国家对公共文化的引导,私人生活中个人权利的伸张,造成唯意志论膨胀,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公共生活中的自主性丧失,挫折感增强,传统社群瓦解,使它无力挽救民主政治道义资源的流失。当代复兴的共和主义政治理论家,希望通过恢复共和主义的公民美德,用一种公益的政治和美德的政治来代替权利的政治和中立的政治,以应付代议制民主遭遇的危机。[9] (271)概言之,自由主义者理解的公民宽容是一种体现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的妥协,共和主义则希望从价值理性出发为宽容寻找深厚的道德根据和社会基础。共和主义公民美德对于宽容观念深刻的洞见,在于认识到在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民主社会,宽容精神只可能建立在超越私人利益局限的市民风范和公共理性之上,公共生活是培育宽容精神的社会土壤。

  

  (一)宽容与市民风范

  

  市民风范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行为模式,它表现为公民在人际交往中的礼貌、谦逊、优雅、自我克制和宽容。在希尔斯看来,市民风范建立在一种集体认同意识和公共利益观念之上。正是这种集体认同和公共利益观念,造就了市民风范的宽容。市民风范中的宽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它是对人作为平等道德主体的尊重。市民风范因其他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而将其视为具有同等尊严的公民。良好风范的对象所得到的尊严是道德价值的尊严。这就意味着将他人,包括自己的政敌视为同一集体的成员,亦即同一社会的成员,即使他们属于不同的政党、宗教团体或种族群体。

  

  第二,它以共享的集体性自我意识为基础。集体性自我意识是将自我视为集体之一部分的认知状态。人既是个体的存在,也是集体性的存在,既有自我意识,也有集体性认同。市民风范的功能颇似市民社会的管理者。它限制社会冲突的强度,缩小相互冲突的要求之间的距离,防止激烈的权力争夺中党派政治极端化。假如没有这种市民风范,一个充满冲突的多元社会——这是竞争性多元民主所固有的,也是宪政所保障——就会能沦为一场每个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第三,节制个人利益,重视集体利益。理性自利是市民社会商业交往中基本的行动逻辑,如果社会缺乏良好的道德规约,个人的自利行为失去理性,社会成员之间的过度竞争会酿成的嫉妒、仇恨的情绪,恶化人际关系。在这样紊乱的社会关系下,宽容无法生存和立足。希尔斯认为实质性的市民风范是一种市民美德,它意味着随时准备节制个人或地区与集团的特殊利益,而将共同利益置于首位。每当观点对立的双方由于认识到共同利益而达成妥协时,他们便再次将自己定义为一个集体的成员,这个集体的利益高于他们特殊的目标。

  

  以市民风范形式展示的宽容能适度缓和社会情绪,改善由于商业性竞争而带来的人生重负。“礼貌为生活增添少许乐趣;它比苛严更容易使人忍受。温和的语调与令人尊敬的讲话比严厉而傲慢的讲话更为悦耳。行为举止方面的市民风范使愤怒与怨恨受到抑制;它有镇静及安定情绪的作用。”[10 ](298)当它潜移默化为公民的行为模式,成为立法机构、公共政治集会上以及各种人与人当面交流的场所,比较普遍的态度和行为方式,政治行为就文明化了。它使各种政治机构的人员关系更加融洽,它减弱反对派之间的仇恨,增加双方和解的可能。“当自由民主制机构或多或少地有效运作、从而维持自由民主制时,这些机构体现了市民风范;若无最低限度的市民风范,这些机构不可能运作。”[10](296)

  

  (二)宽容与公共理性

  

  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它专指“最深层次的基本道德和政治价值,这些价值用以决定宪政民主制政府与其公民之间的关系,并决定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11](616-622)公共理性包括公共协商应该具备的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理性能力是指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形式,并借助一些真的命题或是常识、惯例等进行推理的能力。公共理性作为一种道德能力,它处理的对象是公共利益问题。公民不能像处理私人事务那样,只着眼于自己的私人目标的最大化,而必须依据公共利益观念提出自己所真诚相信的见解,并准备倾听和接受他人的意见。在公共决策过程中,民主的公民要以理性和道德的方式寻求最大限度的共识,就必须具备并运用自己的公共理性,这种公共理性内涵的宽容精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公共性。公共理性的公共性特征有两个维度,一是公共理性与私人理性相比,是一种公共的理性。私人理性的主体是市民社会中的个人(或社团);关注的是私人利益,私人利益具有独占性、排他性;私人理性的行为方式是交易,原则是等价交易,互惠互利,以最小付出获得最大报酬;公共理性的主体是作为公众而存在的个人或者团体,它关注公共事务,具有公共精神;公共理性的行为方式是讨论、对话和商谈,原则是平等合作,求同存异,在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之间取得平衡。民主社会的公民只有走出极端利己的偏狭,接受关注共同体利益的公共理性指导,才能获得宽容的美德。

  

  2、程序性。公共理性在实践中遵循的是程序正义原则。在现代多元文化时代,道德共同体所能诉求的普遍性价值已经失效,它只能由政治意见和政治意志的形成程序造就出来的。“政治是一个道德生活关系的反思形式。政治是一种媒介,有了政治,自发团结的共同体成员可以意识到它们相互之间的依赖性,就可以作为公民把已有的相互承认的关系有意识地、有意志地发展和塑造成为一种自由和平等的法人联合体”。[12](280)道德共同体的形成不是先定的,政治共同体的道德性是在一个具体的过程中完成的,程序正义规范着这个政治意志形成过程的制度设计和运行,它需要在公共理性的指导下形成。

  

  3、协商性。公共理性作为协商处理各种冲突的价值或利益观点的规则和程序,是各种利益、价值观念的持有者间的对话、说服的过程。以相互理解为基本取向的协商参与者不同于寻求交易或妥协的策略行动者,他们无须使用策略语言为自己争取有利条件;公共协商的目标在于寻求冲突双方共同认可的解决方案,遵循这一原则双方都真诚的表达那些自己认为是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主张;协商中冲突各方围绕对方给出的理由展开相互的反驳、给出进一步的辩护,并在审视彼此理由的过程中吸纳对方合理意见、修正自身不足,从而在集体的理性反思的基础上,发现更为合理主张的过程。

  

  4、包容性。包容性主张合法的民主决策过程理应包含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协商观念意味着“民主不仅要求投票上的平等,而且要求在参与集体决断过程中有效的平等机会。”[13]包容性还意味着谋求合法性的民主决策亦即协商的结果应该尽可能的基于最大范围的可供选择的观点之上,在道德协商过程中,参与者将对方作为平等的对话者来予以尊重,从深层上意味着将他人视为自主的道德行为者来看待,而这对于培养人们节制自身需求的能力无疑也具有决定性意义。

  

  (三)公共生活:宽容生成的社会条件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造就了理性自利、独立自主的个人,个人的自由,是现代民主成长的逻辑和历史前提。但是致力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私人理性如果不受公共利益的制约,在一个过度自利的市场社会,宽容同样无以生根。基于私人利益而形成的市民物质生活,要与基于普遍利益而形成的国家领域中的政治生活协调起来,也需要一个介体,这个介体生活形态,就是公共生活。宽容作为一种公民美德,只能在公共生活中造就。

  

  早在19世纪中叶,通过对美国民主的考察,托克维尔认识到乡镇自治和共和主义传统在美国源远流长,乡镇精神和自由结社塑造了美国的民情,是美国民主最坚实的社会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共生活对于培育宽容美德的作用也得到了社会资本理论的支持。帕特南通过对意大利地方政治发展程度的比较研究,发现了民主水平在南方和北方之间呈现的明显差异。从公德和公民共同体两个概念出发,帕特南对意大利南方与北方民主效能的差别做出了解释。帕特南认为“一个地区的公民程度越高,地区就越有效率。换句话说,经济发达地区的地区政府之所以比较成功仅仅因为它们更有公共精神。”[14] (112-113)这种公共精神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除了公民结社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外,就是公民的团结、信任和宽容文化心理。公民共同体中不可能没有冲突,因为他们对于公共事务都持有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们能够对持不同意见者表示宽容。具备宽容心态的公民即使在他们对于某些事情意见相左时,也能够相互帮助、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团结和信任的关系能够使公民共同体克服机会主义的弊端。正是公民参与而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直接影响地区政府的绩效和民主发展的水平。

  

  无论是公民文化理论,还是公民美德理论,都承认宽容是民主政治的心理基础,公共生活是宽容生成的社会条件。只不过前者把宽容理解为公民社会的初级团体在成员组成上,对政治分歧的容忍和淡漠,这表现出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对无孔不入的政治影响力的一贯警惕。后者认为宽容是公民超越私人利益的局限,在公共交往中表现出的公共理性和文明风范,它继承了共和主义政治理论在财富与美德关系上的二元对立,发展了关于政治是对共同善的协商式确认和合作性追求的本原民主理想。有鉴于此,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政治发展,应该考虑如何使政治改革与社会建设、文化更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以公民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为政治发展提供温和、宽容的社会和文化基础。

  

  参考文献:

  

  [1]陈尧.民主巩固学:民主化研究的新领域[J].社会科学,2007,(7).

  

  [2]罗纳德·英格尔哈特.信任、幸福与民主[A].马克·E·沃伦.民主与信任[C].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3] [美]戴维·米勒.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4][德]尤尔根·哈贝马斯.我们何时应该宽容——关于世界观、价值和理论的竞争[J].章国锋,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1).

  

  [5][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6][美]萨托利.民主:宽容与多元[A].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c].北京:三联书店,1998.

  

  [7]科恩.论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8]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著.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与民主制[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9]刘训练:《共和主义的复兴》[A],马德普等.政治文化论丛(第四辑)[C].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10]爱德华·希尔斯.市民社会的美德[A].刘军宁.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C].北京:三联书店1999.

  

  [11]Samuel Freeman, John Rawls: Collected Paper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 .

  

  [12]哈贝马斯.民主的三种模式[A].包容他者[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3]马克·华伦.协商性民主[J].浙江社会科学,2005,(1).

  

  [14]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文章发表于《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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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瞿磊(1968-),男,湖南岳阳人,广西区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法学(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宽容与民主发展与巩固的文化条件,地方治理与地方政府创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进程中宽容政治文化的培育》(批准文号11BZZ006)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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