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68 次 更新时间:2013-01-28 14: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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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清季十年间,朝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推行全面改革,并无太多特别明显的暴戾苛政和“失道”作为,却爆发了革命,且能较为轻易地速成。对于从帝制到共和的“五千年之大变”,应有更深层的梳理、分析和诠释。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造成中国权势结构前所未有的巨变。中外竞争的新局面使朝野面临着政治方向、政治结构和政治伦理的根本变革。一个推行了数千年的小政府政治模式,被迫走向必须展现政府作为的“富强”新路; 而制度的困境,则使新政带有自毁的意味。更因政治伦理的转换远不如条文制度那样可以速成,政治体制的转型便遇到进一步难以逆转的困境,终不得不让位于被认为更迅捷更有效的革命。

  关键词 辛亥革命 清末新政 体制困境 近代中国 帝国主义

  

  革命之世,不必皆暴君。

  ———严复: 《〈庄子〉评语》

  

  清季十年一向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至少就中文世界而言,研究更多集中在“革命党”方面,论述内容包括革命思潮的兴起、“革命派”、“保皇派”和“立宪派”之间的斗争、革命党的发展及其内部分歧等。而中国大陆的一个研究重点,则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形成与特点。近些年研究倾向已有所改变,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较热,而政治史的研究相对较冷。不过,这一时段研究最主要的缺失,仍是更多注意朝野的“对立”,且多出以批判性的论述; 对当时中央和地方政府举措则研究偏少,考察政府试图以变革来维持既存体制的努力和作用的更少,而对既存体制内的朝野共同行动,关注尤少。

  就时人而言,当时需要解决的问题,朝野有哪些共识,或在多大程度上取得共识,非常需要厘清。对史家而言,窃以为这一时段最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清廷并无太多特别明显的暴戾苛政和“失道”作为,至少不到历代亡国之君作为的荒谬程度( 如果此前关于改朝换代的历史叙述大致是确实的);在朝廷没有过分倒行逆施的情形下,何以会发生革命? 清朝何以那样快就崩溃( 或革命何以能轻易而迅速地取得成功) ?简言之,辛亥革命爆发于朝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推行全面改革之时,而革命却能较为轻易地速成,则改革与革命的互动,究竟是一种怎样紧张和冲突的竞争关系?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认识那场革命本身。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教授近年提出,应把革命带回( bringing the revolution back in) 中国政治研究。她说的主要是1949 年后的中国政治,窃以为 1949 年前的中国史亦然。关于辛亥革命,周荫棠曾提出,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除体制内的“篡位”、地方割据者的坐大和异族入主外,多是起于草野的“民变”;而“清朝的灭亡,不是由于铤而走险的民变,乃是由于激于大义、处心积虑、具有计划的士变”。起事的革命党人,多是“白面书生”。简言之,同样是造成政权更替,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与前不同的特色,即为“士变而非民变”。

  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见解。过去对革命的研究,多循“有压迫就有反抗”的揭竿而起思路,相对侧重被动的一面;而所谓“士变”式的革命,则可能是一种思想领先、主动而非被动的革命( 对革命者来说,如果革命本是“应当”进行的,便无需受到多深重的“压迫”)。当然,这不必是全局的解释,或许仅是那次革命的特色之一。然既有此特色,士人的心态,他们对朝廷、对世局、对世界的认知,就都是认识这次革命的重要因素。

  进而言之,革命和改革可能是为了一个相同或至少相近的目标———即通过根本性的政治转型来改变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而改革与革命演成对立的态势,并最终被革命取代,或不必是目标的歧异,转可能是对达成目标的方式、甚或更多是达成目标之速度的歧异。曾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因为改革不成功(过去更爱说是朝廷以假改革欺骗人民) ,所以不能不革命。持这一说法者,在潜意识中恰以为两者的目标相近或相同,提示出这一思路早已存在,甚可参考。

  梁启超后来总结说,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可能性谓之因,使此可能性触发者谓之缘”。史事之“因缘果报,恒复杂幻变至不可思议”。必“深察而密勘之”,解释才不至于谬误。就辛亥革命而言,“国人种族观念之郁积、晚清政治之腐恶及威信之失坠、新思潮之输入等等,皆使革命有可能性,所谓因也;铁路国有政策之高压、瑞澂之逃遁、袁世凯之起用,能使此可能性爆发或扩大,所谓缘也”。

  借助今日的后见之明,梁氏所说的因缘,或代表了一些同时代人的认知,然多为表面的现象。对于这样一个从帝制到共和的“五千年以来之大变”,应当有更深一层的梳理、分析和诠释。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到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和历史意义。尽管清廷在最后十多年中也有一些明显的“失道”作为,整体上似仍不到历代亡国之君的程度,则辛亥“士变”的发生,便有着更为根本的因缘:种族因素得到革命党方面特别的强调,固有其实际存在的背景,很大程度上也可能是因为以汤武革命的传统观念来论证造反的正当性依据不足;时人特别重视的官僚体制的积重难返,当然具有重要的作用; 而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及外国在华存在( 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 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所造成的权势结构巨变,更是一个必须思考的关键因素。最具根本性的,是在从所谓大一统到列国并立的世局下,一个推行了数千年的小政府政治模式,被迫走向必须展现政府作为的“富强”新路;

  而与之伴随的政治伦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近代中国因西潮冲击造成中外竞争的新局面,朝野均面临着政治方向、政治结构和政治伦理的根本变革。对清末十年而言,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体制或结构是否改变、怎样改变、以及以什么样的速度改变。正是由于制度的困境,使新政带有自毁的意味———由于改和革的一面不断加速,而建设的一面无法跟随,终造成旧建制已去而新建制更多仅存于纸面的现象,逐渐发展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更由于政治伦理的真正转换远不如条文制度那样可以速成,政治体制的转型便遇到进一步难以逆转的困境,终不得不让位于被认为更迅捷更有效的革命。

  革命的因缘如此复杂,必须从超越压迫和反抗的其他方面做进一步的研究。本文试将辛亥革命前的制度困境和民国代清的转折意义置于近代中国发展走向和中外互动的大框架中作一概论性的申述。因系概论性质,一些以史事为主的论证当俟诸另文( 有些已在他处详论的相关看法,也仅点到为止) 。我想说明的是: 本文只是涉及辛亥革命一些特定层面的看法,不过是许多诠释中的一种,无意取代或推翻任何既存的解释和认知,尤其无意挑战关于辛亥革命之性质及其经济、社会基础的既存言说;只希望说明此前的清季十年还有一些我们认识不够的面相,期借此增进对从帝制到共和这一巨变的理解。

  

  一、近代权势结构的转变

  

  中国“近代”与历代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即外力入侵造成了既存权势结构的巨变(这里所说的“权势结构”不仅是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也包括社会的、心理的和文化的,是这些众多因素的合力所促成) 。外国在华存在通过条约体系所建构的间接控制,既体现着一种外在的压迫,其本身又已内化为中国权势结构的直接组成部分。故即使是纯粹内部的“改朝换代”,任何对既存权势结构的挑战,都要涉及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实际也构成对条约体系的冲击,致使中国内争和外力的纠结和互动远甚于他国。

  而外国在华势力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也越来越为中国人所认识。庚子年间清政府援引义和团以对抗外国,部分即因其感到列强对中国内政的干预过分深入。1905年袁世凯等六疆臣要求立停科举的奏折明言,废除推行了千年以上的科举制,也是要对外国人有所交待,希望借此取信于外人,改变外人对中国的观听,以换得其“推诚相与”。

  这一对外取向与庚子年间截然相反,却同样提示出来自外国的影响和压力。正如次年一份四川办学纲要所注意到的: 中外“交通既久,几于无事不与外人为缘”。芮玛丽( Mary Wright) 后来有类似的认知,她表述外国在华存在的术语,即外国无所不在( the foreign omnipresence in China) 。

  恰因其无所不在,外国权势的影响力,有时体现在直接干预之上,有时体现在间接的进言之上,有时甚至不必有什么主动的作为———外国的“存在”本身,就可以发挥影响。“列国并立”与“大一统”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有了作为参照系的“他人”( the other) 因素之存在。外人的“观听”固然直接影响着中国的政局,外国政教模式的存在,尤其是日益成为“正确”或成功的典范,也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影响着中国朝野的走向。

  从郭嵩焘在英伦看见“三代之治”开始,外国参照系就已成为“证明”中国成败的重要指标。随着中国读书人被西方改变思想方式进程的发展,西方越来越具有可以取代“三代”的地位,而俄国和日本则扮演着学习胡服骑射而称霸的赵国角色。因此,尽管中国的改革不断扩充不断加速,只要可资对比的“他人”发展突飞猛进,同样可以使本土的变化相形见绌; 由于希望太美好,实际变化虽大,而不如所希望的那样大,结果仍然导致强烈的失望。换言之,由于西方的“优越”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灌输的或憧憬出来的,清季那种“中不如外”甚或“今不如昔”的感觉本身,也可以是构建出来的。

  黄遵宪在 20 世纪初年就注意到了中外对比的严重性。他说,欧洲近代革命,是因其中古“政治之酷,压制之力,极天下古今之所未见”,再加上“赋敛之重,刑罚之毒”; 而又“教化大行,民智已开; 故压力愈甚,专制力愈甚,其反动力亦愈甚”。中国的专制,其实没有中古欧洲那样厉害。假如“时非今日,地无他国,无立宪共和之比较,乃至专制之名,习而安之,亦淡忘焉”。然而现实恰是:时在今日,地有他国,出现了立宪共和之比较,出现了国民、民权、“民约”( 指卢梭所言) 、类族( 即后所谓民族主义) 等新观念,甚至输入了国家本“为国民、由国民”( for the people,by the people)的新义。

  这是极有洞察力的睿见,没有西潮的入侵,清季很多问题或不会发生,或不被发现( 很多现象,不想去看就会视而不见,有中外对比然后得以凸显)。同时,中外的对应也使很多原本可以分别思考和处理的具体事物整体化,助长了整体解决的思路。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一开始就说:在“万国交通,争雄竞长”的时代,“不能强则弱,不能大则小,不能存则亡,无中立之理”。万国争雄的成败,隐喻着中外竞争的未来。在这样一种“不存则亡”的二元对立思绪之下,为了制胜,更不得不向竞争对手甚或侵略者学习。

  1905年以中国为战场的日俄战争,改变了世界对黄种人作战能力的看法,也改变了东亚政治的权势格局。而作为战场主人的中国却宣布了“局外中立”,更是世界历史上少见的特例(从中国传统看是失道,即失去了统治的合道性; 从新引进的西方国家观念看是不能捍卫主权,也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同时,日俄战争的胜负,以实例向中国人“证明”了立宪优于专制,也就结束了以俄国还是日本为学习典范的长期争议。

  康有为在戊戌维新期间即说,各国有“自大而小、自强而弱、自存而亡者”; 也有“自小而大、自弱而强、自亡而存者”。前者“皆守旧不变,君自尊,与民隔绝之国”; 后者“皆变法开新,君主能与民通之国”。具体言,“自小而大者,俄罗斯是也; 自弱而强者,日本是也”。尽管他认为“其效最速,其文最备,与我最近者,莫如日本”;但他还是把学俄国也列入选项。对于学日本还是学俄国,朝野一直有争议。盖中日同文,而中俄同大;日本毕竟是岛国,似不甚可效仿。然而到日俄战争后,《申报》即说,“日俄之胜负分,而立宪专制之胜负亦自此定”。中国人因而醒悟,“朝廷上始有立宪之议,于是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之举”。

  类似看法较为流行,孙宝瑄稍后也认为,日本战胜,“非日本之胜,乃世界立宪政体之胜”。 林白水后来说: “朝廷推求俄、日胜败之故,乃悟专制政治之结果,国虽大无当也,因是遂有立宪之议。”他所说的“国虽大无当”,既指俄国,也可以是自况,那的确是一个时人相当关注而后人较少提及的重要因素。既然政治体制的重要性超过了国土面积,俄国也就淡出了中国的学习典范之列( 到“二十一条”以后日本失去了榜样的资格,以俄为师的观念又重新回到中国人的意识之中) 。

  然而,此前康有为还把两国都列为“君主能与民通”的变法开新范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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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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