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路浚:对新左派、自由主义派、泛中国特色派的梳理与思考

——左与右:五十步与百步之间(三十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12 次 更新时间:2013-01-08 11: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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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路浚  

  1998年以前,中国可以说“不” 派们,已经从新左派那里摄取了不少东西。正是基于此,凌志军、马立诚将新左派归到新民族主义或新国家主义。今天看来,这有点小瞧新左派的能量了。

  而自由主义派的崛起好象还找不到标志性事件。对于自由主义派,1990年代早期的批评者有何新、王绍光等,但并不能阻止自由主义派的“凯歌行进”。如果一定要找自由主义派的崛起的标志性事件,那只能是1989年的“8963+1” 事件。

  之所以将自由主义派的崛起的标志性事件说成是1989年的“8963+1” 事件,是因为自由主义派的崛起不象新左派那样由一批海归青年知识分子为载体而“横空出世”, 自由主义派的崛起有一个“集结” 的过程。同时,考虑到自由主义派的一系列观点,如果放到1980年代只能被列为“资产阶级自由化” 的社会思潮。

  如果将1980年代“色彩纷呈” 地“繁荣” 的社会思潮比喻为一根弹簧,那么,1989年的“8963+1” 事件后最初近三年无疑地被意识形态釆取强压政策控制着,而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较为松动的的社会氛围,又使这根弹簧上下左右振动起来了。令人费解的是,恰恰在1989年的“8963+1” 事件后最初近三年催生着自由主义派的萌芽。这有点类似于1970年代末,“警左防右”的“四项原则” 的出台,意味着意识形态控制依然釆取强压政策,而这一强压政策却逼迫着先锋思想家们开辟出社会思潮从引进到与国际接轨的道路来。要理解这一点,首先得理解1980年代“色彩纷呈” 地“繁荣” 的社会思潮的大致倾向。

  在本文第三部分讲到的理论务虚会派,在思想倾向上是来自马克思本本上的“异化派”。 所谓的“新启蒙” 理论家大都来自这一派。以王元化为首的《新启蒙论丛》是其标志性出版物之一。理论务虚会派还有其他的出版物,譬如说由胡绩伟任主编,王若水、李洪林和于浩成任副主编的《民主丛书》,马列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下属的《经济学周报》,上海的《世界经济道报》也应该在此列。理论务虚会派在1986年底1980年代前期的“中央一号”下台后,王若水、张显扬被勒令退党,苏绍智、孙长江被撤职,也险些被勒令退党……到1987年,除了鲍彤成为“中央一号”的智囊,其他理论务虚会派成员大都列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分子。但这也促使他们脱离“理论界”,进入“思想界”。 这个派别作为“理论派别”的时候,应当说是以1980年代前期的“中央一号”为首的。当其成为“思想派别”的时候,就没有为首者而是聚合为多个团体协同作战了。他们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反对派。1980年代前期的“中央一号” 在理论务虚会前后多次指出,1977年、1978年的两年,一大批理论界的先锋闯将为拨乱反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在当下的官方史书中,已很难找到理论务虚会派的历史贡献的“影子”了。对于八十年代中国整个思想理论界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理论务虚会派,但最没有持续生命力的也是理论务虚会派,因为该派的代表性人物,现在大多数已经跳出了马克思本本上的“异化”,进入1990年代以后,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已经转变为宪政民主主义者,是真正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分子了。

  在本文第三部分讲到的中国文化书院团体,在思想倾向上是“新国学派”。“文化:中国与世界”团体,在思想倾向上是“新人文主义派”。 相对理论务虚会派而言,这两派别与现实政治关系较少,是比较纯粹的文化思想流派。前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重要的,中国要走向现代化,传统文化应该能起到很大的正面作用,所以应该恢复和弘扬传统文化,它是以弘扬与复兴国学为己任的。后者的特点就是介绍当代,也就是20世纪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二者一“中”一“西”,可以说是绝配。虽然,这两派别与现实政治关系较少,但在1989年的“8963+1” 事件中都有明确的支持“广场政治” 倾向。进入1990年代以后,儒家社全主义、儒家资本主义这一孪生兄弟就由这两派别催生。他们中有的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他们中有的还提出儒学是国学、马克思主义是党学、国学高于党学的观点。这两派别似乎在实践着前捷克共和国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一个政治理念——“非政治的政治”,但最终都没能真正脱离政治。

  在本文第三部分讲到的《走向未来丛书》团体,可以说是“青年精英团体”,同理论务虚会派一样,与现实政治有比较密切的关联。从《走向未来》编委会名单中可以看出大都是1978年以后率先获得官方承认的“青年精英”。 在1989年的“8963+1” 事件后,有的被体制吸收,有的沉默,有的流亡海外。其内部的政治和思想倾向性各不相同。灵魂人物金观涛的思想倾向就是由他担任总顾问苏晓康任总撰稿人的6集电视政论剧《河殇》。金观涛在1989年的“8963+1” 事件期间正在香港,事件之后就留在香港。金观涛在香港,曾与陈方正用英文合著《从“青年文稿”到“河殇”》。《青年文稿》的一些人,是指在的国务院研究室工作的林春、李银河等年轻人。他们曾列席了理论工作务虚会。1980年代初,在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的支持下搞了一个《青年文稿》,这个《青年文稿》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共出了两本,其中一本叫《历史的沉思》,金观涛用“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来批判僵化的传统教条的论文就在那本书里登出来了。金观涛从这时开始才成为具有广泛知名度的青年思想家。林春、李银河当时撰写了《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后来全国各大报都转载,有一个整版。按照陈子明的观点,《走向未来丛书》是从《青年文稿》到《河殇》之间一个相当重要的中间环节。如果林春、李银河不是太早出国,她们肯定是《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的重要成员。

  1980年代还有一个《二十世纪文库》团体,《二十世纪文库》的创意、策划是李盛平和陈子明。《二十世纪文库》是体现出该派特别注重有别于“人文学科”的“社会科学”的代表性出版物,文库着重在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下力气。《二十世纪文库》则基本上与“后现代主义”绝缘。这一派对于“现代”的坚守,从《二十世纪文库》两个子丛书的命名就可以看出:一个叫《现代文化》丛书,一个叫《现代社会与文化》丛书;也从同一时期的其他活动中表现出来。1990年代对“市民社会” 理论作出重要贡献的邓正来也来自这个团体。

  1980年代还有一个团体是不能不说的,这派在1989年以前就是政治敏感人物。海外研究者多看重他们是“新型知识分子”、“政治异议人士”、“公民社会先行者”, 这派特别注重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这些东西。“派别”的核心是《走向未来》丛书、青年经济学会都特意回避的一批“四五英雄”。他们之中有些人早在七十年代初期就反对“文革”路线;在“四五运动”中,他们积极参与和推动这个运动,使运动具有了明确批判“现代秦始皇”的专制独裁和要求搞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特征。他们随后又投入了民主墙运动和高校竞选运动,因此可以冠之以“民间政改派”。他们集反对“文革”极“左”路线、反对“四人帮”、反对“凡是派”等历史责任和历史荣誉于一身,在当时具有广泛的影响。直到1989年,作为体制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和“三所一会”的一些人,和作为跨体制的以中国社科院、北大、政法大的众多中青年研究人员和教师为研究基础、以丛书编委会和民间研究所为活动平台的民间政改派,基本上是两股道上的车,但是在改革方向上又有某些契合点。他们具有民主墙背景,高层不允许体制内政改办的人正式与他们接触。他们一直是与鲍彤、陈一谘、吴国光等“官方政改派”不搭界的“民间政改派”。 1988年11月,“民间政改派” 促成“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八十年代规模最大的一次民间学术会议,有于光远、黎澍、李锐、李慎之、苏绍智、于浩成、戈扬、丁守和、许良英、冯兰瑞、张显扬、严家其、张晋藩、罗荣渠、温元凯、黎鸣、孙立平、萧功秦等全国300多名专家学者与会。在这次会议上,萧功秦就提出了新权威主义的主张,引起了争论。当时会议还提出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停滞18年的问题,以此反思中国改革是否可能陷入停滞的陷阱。公开报道由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和《经济学周报》主办,这在当时看来有点火的味道。

  按照陈子明的回忆,上述各派,主要局限于北京,在外地还有许多活跃的中青年思想文化团体,譬如说武汉李明华为主编的、王一鸣为社长的《青年论坛》,上海陈奎德主编的《思想家》杂志,等等。即使在北京,也还有其他比较重要的青年思想团体。如王润生主编的《传统与变革》丛书,这套丛书的副主编:许医农、杨利川;编委:王辉、王通讯、邓伟志、石小敏、齐海滨、吴稼祥、杨百揆、郑继兵、张维迎、梁策、梁治平、崔之元。王润生、梁治平是《青年理论家文稿》的编委。齐海滨是《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的编委。1989年以后,王润生、齐海滨流亡海外。吴稼祥、杨百揆销声匿迹多年。杨利川弃文经商。

  下面再来说1989年的“8963+1” 事件后最初近三年,在意识形态釆取强压政策控制下涌动的潜流。这个潜流相对而稍后形成的后现代(风头最健持续时间最久)、第三世界文学、中华性、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全球化等显流而言的。如同1970年代末一样,“伤痕”“ 反封建”“ 反思”“ 思想解放” 等与现代主义交相递进现象就是对强制性意识形态控制的“反动”,1989年的“8963+1” 事件后最初近三年也有“反动”。1980年代的“活跃” 分子,在1989年的“8963+1” 事件后最初近三年,除何新等人以外,几乎集体沉默。这个沉默就是“反动” 者 的表达。而那些被收监与流亡海外者更是“反动” 者。就在这个时候,金观涛在香港所做的工作是重新接续1980年代的“新启蒙”, 其标志性事件是创办《二十一世纪》杂志并出任主编(双月刊,创办於1990年10月,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的学术、思想性综合刊物。该刊宣称旨在促进全球中国知识份子和专业人士的思想交流,为了中国文化建没)。从该杂志的创刊号发刊词和有关文章,表现出相当直接地反思1989年“8963+1” 事件,为中国现代化探路的意设。1989年“8963+1” 事件突然中断了1980年代的由文化批判向政治体制批判挺进的制度改造运动的发展,先锋思想家们不得不停下由文化批判向外拓展批判的步伐,去思考重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寻找突破体制的束缚,再谋文化发展的新途径。

  《二十一世纪》杂志的创刊号或明或暗强调的还是1980年代的政治民主化的现代价值。不过从第二期开始,就转向对过去百年来所谓的“激进主义” 传统的反思与批判。首先发难是余英时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同期金观涛发了《中国文化的乌托邦精神》。紧接着,1991年2月号甘阳的《扬弃“民主与科学” 奠定自由与秩序》与林岗的《激进主义的中国》更是直接表明了1980年代的先锋思想家们自觉地与法国大革命精神和“五四” 启蒙传统拉开距离,向保守自由主义或日欧美式自由主义的转向。这一转向仿佛在一夜之间,人们不会忘记1988年在纪念“戊戌变法”90周年时的中心话题是关于中华民族的“球籍” 大讨论;而到冬天,又有了迎接1989年“五四”70周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号召”。1989年2月19日《自然辩证法报》还全文刊出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应该说,1980年代还是存有“中国式的自由主义”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明文指出,资产阶级革命中提出的“平等、自由、博爱” 等口号,标志着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这次人类解放运动中的珍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和发扬广大。那时官方和民间的“中国式的自由主义” 总体而言属于从法国大革命精神到“五四” 启蒙传统的谱系。而1990年代初的突然转向,就隐含着“处江湖之远” 的先锋思想家们在欧美式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理论外表下对抗着“居庙堂之高” 者。这些对抗者也是有差异的,如余英时是西方主流意识同路人,金观涛、甘阳等人是从中国式的马列主义阵营中分离出来的人。不管怎么说,这些对抗者为中国大陆日后兴起保守主义、欧美式自由主义作了最初的理论准备。

  与此同时,透过《二十一世纪》杂志,对大陆构成广泛影响的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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