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e Kenworthy:难以实现的美国梦——美国如何失去“机会之地”的美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6 次 更新时间:2012-12-08 21:2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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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e   Kenworthy  

  

  尽管在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我们看到了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很多问题上的分歧,但两党的领导人巴拉克·奥巴马与米特·罗姆尼至少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那就是机会平等的重要性。8月,奥巴马在芝加哥的演讲中呼吁:“在美国,无论你是谁,无论你的外貌如何,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姓甚名谁,无论你爱着谁,只要你肯在这里尝试,你就会成功。”当月,他又促使联邦最高法院支持公立大学中的平权法案,来推进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主流推行的机会平等立法。之后不久,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保罗·瑞安回应了奥巴马的观点,说道:“我们保证的是机会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同时,罗姆尼也指出,奥巴马是想要把美国变成一个欧洲式的福利社会,但如果在他罗姆尼的管理之下,他将会保证美国仍然是一方自由而繁荣的机会之地。

  两党都选择强调机会的平等性,这并不是偶然。机会平等历来都是美国所推崇的核心价值。在上个世纪的后五十年里,美国取得的最主要的成功之一就是推进了对公民机会平等的实现,使得国内的每一个公民,无论何种性别或种族,都能获取基本相同的发展机会。于是到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不仅从大学毕业的女性越来越多,而且她们在工作与收入上都在不断地赶超男性。此外,白人与非白人受到的待遇与获取的机会差异也在变小,虽然还不够显著。

  但这项成功却是一把双刃剑。当性别与种族差异对取得成功显得越来越不重要,相比从前,家庭背景的不同却一再成为阻碍人们成功的主导因素。如今,出生卑微的人在生活中拥有的发展机会往往比较少。

  当然,我们还没有完美的方式去量化机会的多少。但到目前为止,衡量机会多少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量化结果,包括衡量大学学习的完成情况、是否获得有偿的稳定工作以及富足的收入。社会学家认为,如果一个群体中平均每个人获得的结果远远优于另一个,那么说明前一个群体所获得的机会比较多。尽管结果的不同也往往取决于每个人获取机会后所付出的努力,因此,通过比较结果并不能得到一个完全充分证据来证明机会的多少。但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一个人所要付出的努力本身,也往往由他身处的环境所决定的。

  社会学家一般采用代际收入流动性(relativ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这一工具模型来评估出身不同的人所拥有的机会多少。所谓代际收入流动性就是指子代在收入分布梯度中所处地位相对于父代的变动情况。然而社会学家们往往无法获取他们所想要的充分信息,包括代际收入流动的范围、历史演进以及原因因素等,(以至于无法最精确地推断出家庭出身与机会多少之间的关系)。因为这项评估所要求的数据非常严格,分析师需要先调查收集父代的收入信息以及其他生活环境中的各方面信息,然后再收集他们子代的这样相同的信息,之后再调查收集子代的子代,以此类推。在美国,口碑最好的这一类评估研究是由收入动态长期追踪研究小组(the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PSID)进行的,但是它也只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这项研究。

  即便如此,社会学家在某些基本观点上还是达成了一致。首先,一个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与80年代中期之间的美国人,如果他出生在一个收入处于最低水平的家庭,那么他在长大后具有30%的机会达到且最多达到中等以上的收入水平。然而,如果他出生在一个收入处于最高水平的家庭,那么他就具有80%的机会最少到达中等以上的收入水平。(一般而言,在一个机会完全均衡的社会里,每一个人应当拥有完全相同的20%的机会进入收入分布的每5个梯级,以及60%的机会到达中等以上的梯级。)由这样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出生于不同家庭背景的不同美国人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机会不均。

  第二,在近几十年来,这样的机会不平等在逐渐扩大。尽管数据不允许密闭的结论,但根据一些可以获得的测试成绩、教育程度、职业以及父母和子女的收入情况等,都强烈地呈现出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逐步被缩小的机会差异现如今存在逐步扩大的趋势。

  第三,在一个明显的逆潮流过程中,美国现在的机会平等程度相比其他大多数富有的民主国家都要少。在与美国同等水平的国家中(富有的并且长期实行民主的国家中),有十个国家的相关数据表明,美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比其他8个国家要低,这些国家包括澳大利、加拿大、丹麦、芬兰、德国、挪威、瑞典以及英国,此外,美国与法国、意大利在这方面处于同等水平。

  那么美国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为什么美国在这方面后退了而别的国家没有?我们又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有一种标准的方法是加强家庭发展本身,另一种最近比较受人追捧的方法是缩小收入不均的差距。同时,所有人也希望可以通过促进和完善教育来改善机会不均。为了找出哪一个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我们有必要去了解这种新的机会不均背后所隐藏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因素。

  

  机会丧失的成本(The Lost Opportunity Cost)

  

  从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因家庭背景而导致的机会差异被稳步地缩小。这是因为之前基于农业生产的美国劳动力在当时逐渐转向工业化生产,许多美国人转向了按劳获取报酬的工作方式,而做出这样转变的美国劳动力比例也越来越高,从而使他们的收入水平也上了一个台阶。与此同时,美国普及了小学教育,并且进一步扩大中学教育的覆盖面。之后,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学校废除种族隔离,通过立法消灭大学录取与就业上的不平等,辅之以平权法案等措施的推进,为更广泛意义上的美国人打开了经济之门。

  然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美国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大量经济与社会上的变革使得低收入家庭与高收入家庭的机会差距逐渐拉大。首先,至少对于某些家庭来说,他们的家庭生活方式开始发生变化。在穷人家庭中,孩子同时与父母双亲一起生活的比例明显下降,然而在富人中并没有发生太多这样的变化。在高收入家庭中,大概有80%的孩子在有婚姻父母的家庭中长大,但相比40年前的96%也有所下降。但相比之下,只有41%的穷人家孩子是在有婚姻父母的家庭中长大,而40年前的比例大概是在77%。这将大大有害于穷人家孩子成功的机会。因为与双亲一起长大的孩子,同时考虑到有双份收入的因素,往往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也通常能够遵纪守法,与他人维持比较长久的关系,并且这些孩子在长大成人后也往往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

  而正是因为大量的中产阶级以及上流社会的家庭往往更看重对子女的培养,这也加剧了机会不平等的形成。低收入的父母无法花费一样多的钱让孩子上音乐课,去旅游或是参加夏令营等活动来丰富孩子的学识,扩大眼界。他们也因为自身受教育程度的局限难以辅导孩子或是帮助孩子完成课业。不仅如此,他们也很少会教导孩子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或者为孩子设定目标。当然,他们也不太会给予孩子很多的鼓励和期望来激发他们的孩子在学习和工作中的潜力以取得更高的成就。

  除此之外,因为在上一代之前,大多数学龄前儿童都只是和母亲呆在家里,(所以每个孩子在学龄前的发展都差不多)。但如今,很多学龄前的孩子都被送到一些类似儿童保育的机构。而这些机构本身也有着各自不同的育儿质量。因此,富裕的父母通常能够将他们的孩子送到国家认可的以教学为主的学龄前学校,相反地,一些比较贫困的父母可能只是能够将他们的孩子托给邻居或是邻近的保姆照看,而这些邻居或是保姆也只不过是把这些孩子放在电视机前照看着,仅此而已。经过经济学家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与其他一些学者的共同研究表明,这些低收入与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在认知与非认知方面很多的能力差距在他们进幼儿园时就已经显现出来。

  而一旦孩子进入小学以后,这些方面的能力差距并不能够得以减小。在过去,美国不同学区得到的资助往往都各不相同,尽管近几十年来这些资助总体上都变得越来越多,但最好与最差的学校之间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教育质量差异,而且这些最差的学校往往都是在最贫困的社区。从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的肖恩·里尔顿教授(Sean Reardon)编制的研究数据来看,在近几十年中,出生于高收入家庭的中小学生与出生于低收入家庭中小学生,在每个测试中的平均得分差距在逐步地拉大。在1970年出生的孩子中,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在数学与阅读测试中的平均得分标准差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高出四分之三。而在2000年出生的孩子中,高收入家庭的孩子的平均得分标准差要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高出1.25倍。这样的差距要远远大于白人与黑人孩子之间的差距。

  产生这种结果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贫困家庭的孩子在高中后期的学习中往往比较落后,另一部分是因为大学教育本身变得越来越昂贵。因此相比其他孩子,这些孩子进入大学并完成大学学习的几率要小得多。经济学家玛莎·贝利(Martha Bailey)与苏珊·戴纳斯基(Susan Dynarski)做过这样的比较——比较成长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人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人的大学完成情况。他们发现,那些高收入家庭的孩子中,成长于六七十年代而获得大学四年学士学位的比例有36%,而成长于八九十年代的则增长到了54%。然而,那些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中,成长于这两个时间段而获得学士学位的比例基本持平,仅仅从5%增长到9%。

  等到就业的时候,这样的情况依旧没有得到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父母对帮助孩子找工作上往往只能起到很少很有限的作用。而一些出生贫困的人在找工作时甚至因为英语能力的欠缺而受到阻碍。不仅如此,低收入的群体还面临着其他不利的形势。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很多的年轻男性,哪怕因为很轻微的违法也会被监禁。因此,即使存在那些又稳定,收入也比较可观的好工作,因为这些入狱记录使得他们很难获得这些工作机会。再加上技术进步,全球化等社会发展,导致了制造业的大量失业以及工会的衰落,以至于那些技术要求比较低又能有中等工资水平的岗位需求大大变少。要知道,这些变少的工作岗位却恰恰是最能够帮助比较贫困的美国人跃身变为中产阶级的机会。

  最后,择偶标准的变化也加剧了机会差异。根据社会学家克里斯汀·施瓦兹(Christine Schwartz)与罗伯特·梅尔(Robert Mare)的调查研究表明,那些出身优越的人往往不仅能够受到更多更好的教育,找到高回报的工作,而且他们也更倾向于和像他们一样的人结婚(或是同居)。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原因,美国贫富之间的机会差异在近几十年来变得越来越大。如果任其发展,这样扩大的趋势不仅会抵消美国在性别与种族平等上取得的成就,而且会在未来使得美国的阶级分化变得根深蒂固。

  有人可能会就此轻描淡写地得出结论说,美国这样巨大而又在加剧的机会差异虽然不幸但也是经济与社会转型中的必然结果。但事实恰恰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他富裕的民主国家却能够在机会平等上做得更好,而相反地,历史上被称为“机会之地”的美国,却在失去她原本区别于他国的优势。

  

  弥足珍贵的家庭(Valuable Families)

  

  一个简单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让有孩子的低收入家庭得到更多的钱。教育政策专家Greg Duncan,Ariel Kalil,与Kathleen Ziol-Guest研究发现,对于成长在美国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孩子来说,一旦他生命的头五年里,家庭收入增加仅3000美元就能够使他长大后的收入增加近20%。这项发现表明就算政府只把几千美元的现金转拨给最需要的孩子,就能让他们终生受惠。大多数其他富裕的国家,包括那些在机会平等上表现得更好的国家,都在做这样的投入,为国内的每个家庭提供一个普遍的“儿童补贴”。以加拿大为例,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可以每年拿到3000美元左右的补贴,而对于那些收入较低的家庭,如果也有两个孩子就会拿到至少6000美元的补贴。相比之下,美国现在对这方面的投入还很少,只有一项儿童税务抵免(Child Tax Credit),这样的抵免每年对每个家庭来说,每有一个孩子最多只能带来1000美元的抵免。即便如此,要拿到这样的抵免还必须凭联邦税务申报而定,但不是所有低收入家庭都能够达到联邦税务申报的条件的。

  华盛顿方面,也包括其他一些地方,都采取过其他的解决办法。例如通过介入家庭生活本身。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在美国,由亲生父母一起带大的孩子数量要比在任何一个其他富裕国家都要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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