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魔幻现实主义”的政治文化语境构造

——莫言《酒国》中的语言游戏、自然史与社会寓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34 次 更新时间:2012-11-20 20:42:19

进入专题: 魔幻现实主义   莫言   酒国  

张旭东 (进入专栏)  

  是金刚钻派来的诱饵。在叙事中可以看到,丁钩儿这个调查者的荒唐行为,总是伴随着既清醒,又常常是自我批评、自我嘲弄式的对情境的反映与估计。有意思的也正是,尽管丁钩儿很具自我意识,他却从未试图抵抗诱惑;即便他早知真相,恐怕也是既不愿也不能抵抗住诱惑。这种不可避免性可以从下面的细节中看出。当经过一圈粗俗的交换后,丁钩儿带着难以抑制的兴奋,感到“自己的精神像一只生满蓝色幼芽的土豆一样,滴溜溜滚到她的筐里去。”①从一开始,丁钩儿从女司机身上所感受到的吸引力就与一种“警戒”、“怀疑”,甚至“恶心”联系在一起——对于她的粗俗、她的粗暴甚至暴力的动作、她的生理特征的反感——比如,小说中描写道:“她的唇凉飕飕的,软绵绵的,没有一点弹性,异常怪诞,如同一块败絮。”②在这里,悖论的是,判断力与自制的丧失,并非是缺乏经验或不够职业化的结果,而恰恰是由于经验太丰富,太过职业性了。

  尽管如此,他们之间猫和老鼠一样的游戏依然在不间断地继续,伴随着早已注定的厌倦,以及对诸种欲望、嫉妒、想要自我证明的种种冲动的瞬间满足——所有这些并非要对上述这些主题进行批判性审视,而是仅仅发挥了一种“形式主义”功能,即将叙事推向寓言的层面。“尽管肩负重任,但一个够腕的侦察员是不会把女人与重任对立起来的。”③丁钩儿脑海中划过的这个念头,成了他超乎寻常的职业技能和职业荣誉的提示。这位特级侦察员最终爱上了那位女司机,而且当他知道她也是“一尺酒店”的侏儒店主余一尺的第9号情妇,出于嫉妒,他向她开了枪。

  这位特级侦察员对诱惑无抵抗的屈服,或者说,他对自己的经验与技能的过度自信(这反而证实了他行为的不够“职业”、不计后果),在小说中,并没有被描绘为其个性上的缺点,反而成为主角的中心性格。考虑到他并非一个现实主义意义上的主角,而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现代主义作家充满野心的创新作品中的“寓言”式人物,丁钩儿的中心性格,反过来应当被理解为一个既具再现性又有寓言性的双重构造,后者既指向社会讽刺和道德批判,也同时与叙事中的“形式必要性”(formal necessity)相得益彰。对“意识—无意识”这一上下层级的颠覆,或者在面对“利比多”时权威性(authority)的崩溃,同时伴随着性别角色的颠倒,甚至是特级侦察员与女司机饱含色情、怪异与暴力的做爱场景中身体位置的颠倒。在这一系列场景之中,对女司机既渴望又厌倦的男性追逐者,被描绘为一个“无力”的被强奸者,用小说中的话来说,就是:“猫变成耗子,审判者变成了被审判者。”④甚至他的手枪也被女司机夺去,在性爱前戏中对准了他。在追逐自己的欲望对象,并力图“正当化”这一对侦察任务中的“越轨”时,丁钩儿这个特级侦察员,完全处于一个模糊的犯罪世界的支配之下,并已全然被一种比致命的诱惑更神秘的“力场”所“事先决定”,甚至“过度决定”。

  我们还可以从丁钩儿与酒的关系中看出同样的逻辑。如果说这个特级侦察员对性的追逐既是偶然性的,又是不知足的,那么他对狂饮的拒绝则要坚定得多,就好像他是唯一的节制者,这是因为他的身份总是将他放在一个谢绝饮酒的最佳位置上。如果说这个特级侦察员是自动地进入性的陷阱,那么对于酒来说,他就总是要与之挣斗一番——只是因为酒宴离“虎穴”及吃人主题非常接近——可是每一次的挣扎总是很不幸地失败。丁钩儿与酒的第一次相遇,不亚于一场酣战,一场关于词语、诡计、智慧的激烈决斗,与之相关的问题是:怎样动员、甚至滥用各种有案可查或尚未写就的社会风俗、文化规范和道德—情感构造,从而让自己占上风并让对方屈服,所有这些爆发出一大套无休无止的语言狂欢,而这正是莫言小说的标志。

  第一章第一部分的喝酒场景,正是由典型的中国式不知疲倦的敬酒(以及强迫客人在酒席上喝酒)拉开帷幕。特级侦察员丁钩儿已经向接待他的主人——酒国郊外的罗山煤矿矿长和党委书记解释了自己的任务,并宣布了自己的“不喝酒政策”。但在接下去的章节中,地方上的主人不断说服、哄骗丁钩儿越喝越多,直到他醉得像一条鱼。随着越发迷醉以至“中毒”,丁钩儿不断放松警惕、失去意识的过程,在一拨接一拨的要求“喝干”的语言狂欢中,以一种欢闹的、细节毕现的甚至极具宗教性的方式呈现出来。必须喝的理由当然仿佛是无穷无尽的,而且总那么具有说服力:爱国主义的修辞(抵制洋酒,喝中国酒)、为国家做贡献(酒是国家的重要税源)、显示上下级亲密关系、地方风俗(所谓“入座三杯”)、代表煤矿工人阶级、打着“孝”的幌子(敬酒者以自己“八十四岁老母亲的名义”),等等。伴随着必然发生的、带有色情意味的走神(丁钩儿看到:“几位像红旗一样鲜艳的服务员在餐厅里飘来飘去。”⑤),这一长串敬酒词可以视为在后社会主义语境仍然有效的一整套“说服性”与“正当性”话语的索引——同时也是这些话语背后杂乱而相互矛盾、相互重叠的社会、伦理、文化、心理代码的客观索引。每次当别人敬酒并力劝之后,丁钩儿最终都一杯一杯地喝干了。很快,他所面对的就不再是潜藏着的罪犯,而仿佛是他的亲兄弟,故而他听到的只能是这些话:

  老丁同志,其实咱们是一家人,咱们是一母同胞亲兄弟,亲兄弟喝酒必须尽兴,人生得意须尽欢,欢天喜地走向坟墓……再来……三十杯……代替金副部长……敬你三十杯……喝喝喝……谁不喝不是好汉……金金金……金刚钻能喝……他老人家海量……无边无涯……⑥

  酒席上的道德和酒徒间的平等,只不过是莫言对今日中国的寓言性再现的一个线索。当丁钩儿被人陪同走向位于地下的酒宴,他感到脚下的道路不是通向酒宴而是通向法庭,并且“处在被押解的位置”的并非他要侦察的人,而是丁钩儿自己。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法律、道德角色与价值、权力的交换与颠倒。在被酒精彻底打倒之后,丁钩儿发现他已经完全处于他所怀疑的地方主宰——矿长与书记的控制之下:

  党委书记与矿长一左一右夹着他,用拳头擂着他的脊梁,用宽慰的话儿、劝导的话儿喂着他的耳朵,好像两位乡村医生抢救一位溺水儿童,好像两位青年导师教育一位失足青年。⑦

  与敌同饮同眠,在某种程度上将他送入黑暗中心——以金刚钻(既是所谓的领导,也是酒桌上的无冕之王)、传说中的红烧婴儿、驴街上的一尺酒店为代表。由此,在到达酒国后,丁钩儿即便事实上并非同谋者与叛徒,他的形象也始终呈现为一个失败者,一个牺牲品,一个背弃者,一个俘虏。也就是说,他不辞辛苦来到犯罪场景的中心,唯一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宣告犯罪世界的胜利,以及为这种胜利的必然性提供解释。最终,在他对处于同一条船上的罪犯想象性的追逐中,“饱受苦难的特级侦察员”跌进了一个露天的大茅坑,“那里边稀汤薄水地发酵着酒国人呕出来的酒肉和屙出来的肉酒,飘浮着一些鼓胀的避孕套等等一切可以想象的脏东西。那里是各种病毒、细菌、微生物生长的沃土,是苍蝇的天国、蛆虫的乐园”。在“地球引力不可抗拒地吸他堕落”,脏物封了他的嘴之前,他发出了最后的喊叫:‘我抗议!我抗——”⑧

  如果说主体的瓦解在“全然虚构”的层面,是借丁钩儿的死亡折射出来的——它的寓言性意义很显明地植根于“讲故事”中,那么小说的主题或论证则是在“虚构性的非虚构”与“虚构性的虚构”这样的层面呈现出来。它所借助的形式恰是李一斗“无形式”(formless)的语言与过剩的想象力,这也要求某种不同的解释途径。在他给莫言的信和他自己的短篇小说中,李一斗显示出一个倾向:从广泛而不同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语境中,将词语、成语、各种表达打包,随意地使用它们却不加任何界定或辨析,不断影射它们却完全脱离语境地使用它们,任意扭曲这些词语以给出自己的观察和论证。《酒国》的英文译者葛浩文,一方面承认:“莫言的这部作品充满了双关语、风格化散文、影射——古典与现代、政治与文学、文雅的与粗俗的——还有许多山东方言。”一方面又下结论说:“说明这些并没有太多意义,倘若读者不是中国人,就更不能明白其中的意思。”但对具有批判性的读者来说,这样的说明可能是必要的,而且似乎是很有道理的——如果读者可以欣赏“语言层面”与“语义层面”之间、“语言建构”与“社会经验”之间、“话语沉淀”(discursive sedimentations)与历史记忆的多重性之间的相互联系——所有这些也都指向“主体的断裂”的寓言与其“社会—道德”及“文化—思想”形式之间的相互联系。

  李一斗如何使用语言的一个例子,可以从他最初写给莫言,表达他想做作家的信中看到:“您的话像一声嘹亮的号角、像一阵庄严的呼啸,唤起了我蓬勃斗志。我要像当年的您一样,卧薪吃苦胆,双眼冒金星,头悬梁,锥刺骨[股],拿起笔,当刀枪,宁可死,不退却,不成功,便成仁。”⑨乍一看,这些话都像是纯粹的废话,一种“语言腹泻般”的症候,如此看来,英文译者认为这些对外国作者都是无意义的论点也是对的。但这里显然还有扎根于特定的、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口头用语”: “号角”、“唤醒”、“斗志”——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社论与宣传材料的半军事化语言与意象。接下去是“卧薪尝胆”这样的成语,却被口语化、粗俗化了。“拿起笔,当刀枪”恐怕牵涉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不成功,便成仁”则是早期蒋介石对将领的要求,这句话通过建国后战争电影变得普及起来。

  在李一斗给莫言的信以及他颇具个性的短篇小说中,还有许多别的例子。语言的漂泊、偏离、平面化与坍塌作为一种“社会惯例”,及其“去中心化”、“去历史化”、“过剩—强迫延展”,最终在“叙事2”、“叙事3”中的“现在”这个无时间的空间中自由飘浮式弥散(dispersal)——所有这些,都是对“叙事1”里“自我解构”之“再现”的某种自在自为的、潜在的寓言性补充。放纵的能量的“无主体”过剩,成为对所有过去时代(古代与现代,跨越了政治光谱)的语言残余进行“挪用”的不可见之力量。李一斗成了当代中国“赶超崇拜者”的作家之化身,这充分显示了,在1990年代商品经济的巨变之中,“形式”、“主体”、“传统”的断裂。但作为莫言创造出的人物,李一斗似乎也以其欢快的、没头没脑的方式,提供了对遗忘的沼泽进行忧郁沉思的可能,辩证地来看,这一遗忘的沼泽在寓言的意义上也充当了记忆的寄居之所。

  

  “无家可归”与“怀旧”

  

  吊诡的是,对丁钩儿来说,命运的封印并不是“死亡冲动”,而恰是“吸引”与“爱”,简单说来,即一种对“爱”与“拥有”的特殊渴望,这种特殊渴望同时被他的酒国探险所规划与界定。如果说,远处灯火通明的酒国市带给他的伤感显得有点奇怪,这是因为他对“家”有一种秘密的渴望,同时也与一种致命的直觉与预感(他感觉到他将付出他的生命)混杂在一起。丁钩儿的酒国之旅,伴随着一个致命的女人:一个从可疑地方来的可疑的女司机。这个女人作为丁钩儿欲望的对象,给了他原本目的不明的漂流与漫游一种目的,尽管这与“侦察”这一使命完全相反。这样一种在社会—道德的意义上对“无目的”的补充,通过一种存在主义的、利比多意义上的“目的”,在外在于叙事的说教层面,以及内在于叙事肌理的阐释学的层面,照出了“个体”与“集体”的疏离,后者通过丁钩儿在沮丧忿恨与乌托邦式的乐观之间来回摇摆的心情显现了出来,而那种失落感与无目的感,则在下面的引文中得到呈现:

  狗跑了,丁钩儿怅然若失。他想如果冷静地一想我真是无聊之极。我从哪里来?你从省城来。你来干什么?调查大案件。在茫茫太空中一个小如微尘的星球上,在这个星球的人海里,站着一个名叫丁钩儿的侦察员,他心中迷糊,缺乏上进心,情绪低落,悲观孤独,目标失落,他漫无目标地、无所得也无所失地,朝着装煤场上那些喧闹的车辆走去。⑩

  这里值得注意的,不是世俗动机和方向感的骤然缺失,而是丁钩儿感到他与自身所归属的“社会—伦理”共同体的联系消失了。从对于作为社会组织的连接点的省城之机械记忆 (正是省城赋予了丁钩儿社会权力、声望与责任),到“一个小如微尘的星球”的宇宙形象,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从“历史”到“自然史”的转变。这一转变呼应了任何关于“时间”、“历史”、“价值”的集体概念的崩溃。这样一种根本性的虚无主义,为后来丁钩儿情绪的变化过渡奠定了基础。这种情绪的转变,即从倦怠(ennui)这样的存在主义式情绪,过渡到与女司机调情的情欲享乐(jouissance)之中,这种身体性快感(plaisir)的表达,既具有表现力,也具有一种“社会—文化”具体性:“这是个富有诗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张旭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魔幻现实主义   莫言   酒国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9280.html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11月上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