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现代化论题的重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01 次 更新时间:2012-11-13 22:4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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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 (进入专栏)  

  

  无论是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的壮举,还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空前盛况,都标志着中国举世瞩目的影响力。在“实力”意义上,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但这种迅猛崛起的性质及其对未来文明的意义却是具有争议的。争议的关键并不是在国际政治领域(比如对所谓“中国威胁论”的争论),而首先是由于三十年来的发展造成了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我们是一个坚持“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国内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以基尼系数来衡量)已经超过了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致力于建设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但目前用于国内维稳和公共安全的财政支出已经与国防开支相差无几。这些严峻的问题引发了严肃的思考,而中国发展的潜在可能及其未来的文明形态尤为值得关注。

  

  再思“现代文明危机论”

  

  中国的崛起是现代性发展的一种新态势。从西方经验来看,现代“文明”的发展都内在地包含着“野蛮”的成分。如黑格尔著名的说法,“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所谓的“恶”,按照恩格斯的解释,一是指对旧的神圣之物的亵渎,一是指对人的欲望的正当化,而这两方面都突出地体现于中国目前的发展态势之中。如果说现代文明总是伴随着某种野蛮,那么,我们首先需要辨明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仍然要走所谓现代化的道路、通过现代性的自我超越来克服野蛮?还是应当在现代性的框架之外另辟蹊径?这就要求我们判断,现代性——这个所谓“未完成的规划”(借用哈贝马斯的语词)——是否已经被耗尽了?被它自身的“恶”所挟持了?17世纪以来源自西方的现代文明是不是一直在没落?现代性危机是不是已经病入膏肓?

  现代文明的危机是一个深刻的命题,但也是一个老生常谈。从两百年前维科(表面上现代的)反现代性叙事,到马克思、尼采、韦伯等对现代性的批判,到九十年前的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国的“文化悲观主义”(Kulturpessimismus)思潮,到清末民初中国思想家的“西方物质文明,中国精神文明”,到日本东亚战争前后的“近代的超克”,到海德格尔的深“思”,到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论述,到施特劳斯的古今之争,到法国的后现代家族(连根拔起式)的激进批判——这个“反现代”的故事,或者“现代文明危机论”,几乎和现代文明的寿命一样长。我们一直在这个故事里焦虑,忧心忡忡。当然,忧虑不是没有理由的:悲观或冷静的故事总是更为深刻,况且讲故事的这些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多少大思想家在这个传统里,而且有两次世界大战,有极权主义,有冷战时代的核危机、有道德堕落和精神迷失,凡此种种,似乎铁证如山。二十年前,我对这个反现代的叙述格外着迷,但是转了二十年,我倒是愿意回过头来认真对待现代化问题,所谓“历史进步论”,或者说,对现代文明的自我发展和修复能力多少有一些信心。我不再像年轻时,一听到有人使用“进步”、“落后”之类的词汇,就禁不住要用鼻孔“发言”。

  也许,比一切铁证还要有力的证据是,现代文明仍然活着,在周期性的困难和危机中,存活下来,并且发展出一种深厚的文明秩序:法治、民主政体、经济活跃、社会自治、信仰、言论和流动的自由、社会福利、科学和智性的创造力。所有这些已经是深入人心的现代传统。这是“big picture”。谈论“现代性危机”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失去这个“大视野”。因此,“文明的辩证法”并不等于“文明的悲观论”。而且,能够不断谈论“危机与困境”的文明,本身就有一种预警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现代文明犹如一个正常的人,有时有病,有时要去医院,有时必须会诊,甚至需要动手术,但三百年来,它仍然是作为一个基本健康的实体活着,甚至常常健步如飞。谈论“现代性危机”可以举出许多局部和结构中的缺陷,但如果不是对照整体来衡量,我们就可能陷入貌似深刻的误判。在我看来,危机与没落的故事本身恰恰是“进步”之所在。尽管有许多悲观论者、批判论者在谈论殖民主义的暴行,谈论强权的不义,谈论人的精神迷失,但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并没有无视这些批判,公共领域和决策机构,把这些话题接过来,面对这些问题,寻求解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肌体,就是存在一个顽强的自我修复机制。这个模式的现代文明,或许有寿终正寝的一天。但迄今为止,它还远没有耗尽潜力。

  现代人的“心灵危机”也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年轻的时候为此格外焦虑,但现在有点看开了。因为意识到,人类的思想终究不足以完全对付自己的反思诘问,这是所谓“human condition”。这个问题在所有社会中都会永远持续下去。说得极端一点,我甚至不认为这是西方现代性危机的“真问题”。或者说,这个问题在西方已经被安置了(当然没有解决,因为永远不可能最终解决)。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呢?——有缘和有福的人皈依了,勇敢而无缘的人就孤独直面存在的虚无(尼采主义者),怯弱与浅薄的人找到了宗教的赝品(拜金、拜物、拜明星),平庸的人知足常乐(热衷于family value、养身、健身、美容之类)——忙都忙不过来,你说他们心灵空虚?“精神空虚”究竟是什么意思?是的,“自杀是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加缪),但多少人为哲学问题自杀?多少人为不能解决这个真正的哲学问题痛不欲生?对于彻底的人,宗教或者超越性的信念总是在那里,“大道”是在的,空虚、迷茫和失落的体验说不定就是得救的机缘。若是被无神论洗脑太久了,那么还有一个庞大的“心理治疗”工业在等着为你服务,他们能把所有“精神问题”转换成“心理技术问题”来处理,而且有那么多“高明的招数”(要是稍微涉足这个领域的发展,或许会大为震惊的),这也是一种新兴的宗教赝品。我们可能鄙薄如此的“单纯技术观点”,但常常听到的反问是“what else can you offer?”。我现在有点怀疑,“心灵危机”说之所以流行,部分是因为文艺家、人文思想家“以己度人”的话语产品。他们(我们)自己极度重视精神生活,也要求全民陪着我们一起“精神化”。但大众生活并非如此。西方社会有许多心灵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造成的,两者当然不能完全割裂,但社会问题可以有更多的方式处理,而心灵问题就只能各寻其法,或不了了之。

  我并不是说心灵危机是个虚假的问题,也不是说这个问题不重要。我是说,在一个“祛魅”后的世界中,没有统一的完美答案来回应心灵最深刻的追问:人生的意义什么?如何面对死亡?什么是美好的生活?诸如此类。当然,严峻的现实问题是:没有心灵秩序,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如何可能?我的回答是,Yes and No。对于没有建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现代共同体来说,心灵秩序的问题涉及秩序的创生或再造,会很突出很重要。但在一个良序社会,传统和规约已成,会有自发运行的惯性,不必事事都追根寻底,要到“灵魂深处闹革命”。礼貌、友好、宽容和同情,这些social convention就是社会秩序,心灵再如何迷失,你养成习惯就会自动遵循这些习俗。当习俗不管用的时候就有法律出场。政治问题上,平等、公正、自由、公民权利等等原则,以及共同体的solidarity精神,这些就是政治秩序。西方社会的利己主义、政治冷漠好像很严重,但如果政治出了大问题,往往会有“公民参与”精神的爆发(这就是为什么奥巴马的这次总统选举会这么热)。社区生活也是如此。学校要是开家长会,也有大量缺席。但遇到学校要实施新措施,或者遇到教学出了问题,家长就都来了。这里背后的逻辑是,民众相信他们的制度和机制,运转良好的时候,他们懒得管,出问题了,他们就要介入辩论和投票。我说这些的意思是,当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基本奠定之后,民众的心灵状态不会有那么严重的公共影响。况且,心灵也不是没有人过问,国家比较淡出,但社群的自发组织、教会、各种公益组织,甚至读书会、笔会都在关切心灵的问题。心灵生活不只是沉思冥想,对于民众,更多的是一种伴随着实践活动的陶冶和洗礼。我的基本判断是,所谓“心灵危机”可能是一个被严重夸大的论题,它不足以构成对现代文明的威胁。

  那么,“现代文明危机论”到底有多少意义?是的,作为警策,作为改良的动力,都有意义。这个危机论的传统,使得西方的思想家和意见领袖保持一种敏感,时常返回自己的文化根源,检测当下的发展是否背离了自己文明的精髓。换言之,“危机论”本身恰恰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内在部分。

  

  重申现代化论题

  

  但对我们中国人,这种危机论的意义何在?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现代危机论”往往是在“现代化后发国家”(德国、日本、中国)最为盛行?我隐约感到,这里面可能有巨大的集体心理情结问题。乌托邦不是可以轻视的或铲除的,这也是人类的基本境况:“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现存的主流文明存在着弊端,那么乌托邦情结很自然就会转换成“超越”的渴望与意志。特别是一种外来的文明秩序,在移植到本土之后,会有种种文化上的不适应。德国从魏玛到“一战”后的文化悲观主义,日本从“脱亚入欧”到“大东亚”的梦想,最为典型。但是,“近代的超克”为什么最终“被近代超克”?这个历史逻辑更值得反省和清理。当然,从过去的“超越”失败,并不能推出将来也一定失败。但是,在中国崛起的话语中有没有重蹈覆辙的隐患?时下有那么多人热衷于所谓中国的“超越”——对西方文明的超越,对主流现代性的超越,对普世价值的超越。好像不谈“超越”就是鼠目寸光,就是失去了自信力。但反讽的是,最新一轮的超越冲动可资凭借的现实依据并没有多少“超越性”,基本上是所谓主流现代化力量在中国的“物化”,这与其说是“中国文明在现代的胜利”还不如说是“现代文明在中国的胜利”。在我看来,正是这种现代的胜利造成了中国人自我认同的焦虑。对自信心的呼唤和对超越的诉求,恰恰是焦虑的症状。而焦虑中的超越冲动很容易走向“意志胜利法”的狂热,虽然“唯意志论”的历史灾难距离今天并不遥远。

  如何寻求中国文明在现代的胜利?这是问题而不是必然的“天命”。假定中国传统“命中注定”有生生不息的文明力量,这只是一种wishful thinking。这更可能是来自“曾经的伟大文明”的遗存心理,一种不甘心理,而不是来自“历史哲学”。两河流域的文明力量是什么?埃及的文明力量是什么?中国文明如果真有这么一个历史逻辑力量,为什么会历经晚清以来那么多次的生死存亡?让我们有点信心的是:中国人好学、勤勉,而且人那么多,总有大智大勇者在。但是,这些优势,可能被我们遥远的伟大与近代的创伤所造成的集体焦虑毁掉,被不切实际的蛊惑毁掉。在我看来,晚清与文革的两次大断裂才是更重要的事实,这两次断裂,使中国进入现代,虽然是一种受挫的现代性发展。现代的逻辑比传统的逻辑更切近,更具有当下的相关性。我们拥有的传统资源,就是一些暗线与残片,而面对的却是一个巨大的西方现代性模板。在这种限制下,我们能怎么办?我以为,“赶超”西方要分主次,当前要以“赶”为主、以“超”为辅。现阶段的主要目标应当着眼于宪政民主的“制度现代化”。当然,即便中国模仿西方也不会完全成为西方,因为不可能有毫无创造的模仿。但是,追赶就是追赶,目标要明确,先别奢谈所谓“超越”。否则,超越的后果可能比主流的现代文明更野蛮。就当下而言,对所谓“另类现代性”不能抱太多幻想。现代性的基本格局,来自很深的历史实践逻辑。以体制形态而论,英美是社会中心模式,法德是国家中心模式,苏中是政党(党国)中心模式,最后怎么样?法德曲曲折折最终还是走到社会中心模式。中国从政党中心转向国家中心(去意识形态化,行政化),是不是就可以停在这里而不再继续转变?我很怀疑。这不是说“政治科学”有什么铁律,但现代性的实践逻辑可能与国家中心、政党中心都有严重抵触的方面,这两种模式可能都有阶段性需要,但高度发展的现代国家,可能不得不走向社会中心模式。所谓“社会中心模式”并不是国家退出社会,恰恰相反,这是由国家来确立和维护的一种政体原则:宪政民主制度和严格的个人权利保障。中国怎么转向社会中心模式,当然有许多环节和技术困难,但目标要明确,不要被“另类现代性”忽悠了。同时,次级制度、社会规范和文化上要利用“后发优势”——从西方近代以来发展过程中各种弊端(环境问题、资本与金融监管问题,包括心灵秩序问题)等等中获得经验教训,这需要有创造性的发挥。在这个发展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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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知识分子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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