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 陈宜中:中国改革的歧路:朱嘉明先生访谈录(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56 次 更新时间:2012-11-09 2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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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嘉明 (进入专栏)   陈宜中  

  你们这些赵紫阳的智囊们的基本想法和立场是什麽?做了哪些事情,最後又是如何卷入的这场历史大事件中的?

  朱:这是十分挑战的问题。直到1989年5月19日,「三所一会」从来没有整体性的意见和行动。其间,绝大多数的「三所一会」成员是同情学生运动和诉求的,很多年轻研究人员也去了天安门广场。但是,在道义支持的同时,「三所一会」的一些成员意识到,这场学生和市民运动,有可能导致党内矛盾激化,如果保守派控制局面,赵紫阳就是第二个胡耀邦,那麽,历史会大倒退。以何维淩为核心,我是参与者,希望说服学生回到校园,再给邓小平另一种选择的机会,使得保守派没有借口实行军事戒严。但是,我们的努力没有成功。到了1989年5月19日,得知宣布戒严在即,赵紫阳已经失去权力,我们在「体改所」召开了一个讨论时局的会议,并最终形成了一个以「三所一会」名义的着名的「六点声明」,主张在宪法基础上,而不是是军事戒严,甚至动用军队以解决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六点声明」的立意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当然,起草「六点声明」还包含着中国的「士为知己者死」的一种悲壮心理。我在离开「体改所」大门和皮声浩说,咱们再到这里来的机会不会有了。回到「国际所」,我立即和皮声浩安排最坏的准备。

  几个小时之後,这个「六点声明」在天安门广场散发不久,即被定为严重的政治事件,「三所一会」也被认为是赵紫阳的「小舰队」。「六四」之後,「三所一会」遭到了彻底的整肃和撤销,还有一些朋友失去工作,甚至坐牢。也有流放海外的,陈一咨是,我也是二十余年之後回忆此事,用「惨烈」二字概括,仍旧是不为过的。如果确实是极端僵化的保守派控制1989年「六四」之後的局势,「三所一会」的下场很可能就不是仅仅是遭到整肃、坐牢和流亡了。不可以用历史後来的演变来否定原本的某种可能性。当然,有些人虽然参加了「三所一会」的「六点声明」,并没有太坏的境遇,例如林毅夫。

  1989年「六四」之後,我常常怀念不久过世的何维淩,因为在那个危机时刻,只有他清楚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提出任其发展下去,一定会发生镇压,会有流血死人。我们在他家一次有一次地开会,他奔走和维持与各种政治力量的联系,包括他的老朋友邓朴方。除了他,「三所一会」的大部分成员是读书人,处於激情和亢奋之中。我那时深深感到的是矛盾和无力。我们的悲剧是被认为有组织,其实没有组织,也没有共识。其实,1898年的戊戌变法後期,大体也是这样。

  陈:如今,你如何评论赵紫阳在1989年5月的作为?

  朱:我至今认为赵紫阳不该在4月份访问北朝鲜。赵紫阳从访问北朝鲜归来之後,彻底扭转当时党内政治格局和缓和北京局面的空间每天都在急剧缩小。万里在外国访问,在上层处於孤掌难鸣的境地。面对邓小平已经决策诉诸军队和实施戒严之後,赵紫阳只要两种选择:支持或者反对。赵紫阳选择了後者。不要认为,这样的选择对身为共产党总书记的赵紫阳是容易的, 为此赵紫阳可能付出不仅仅失去人身自由的代价。人们所看到的是赵紫阳做了两件事:没有出现宣布戒严的会议;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并发表了催人泪下的那番讲话。赵紫阳已经力所能及,明知不可为还要为之,做到极限。对於赵紫阳来说,其他的任何其他选择都是完全没有可能。如果还希望他再做其他事情,是不近情理的,不仅仅因为对赵紫阳要求过高,而且是置於赵紫阳和家人於危险状态。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以总书记的地位,抗拒党的某种错误决定,前有陈独秀,後有赵紫阳。这两个总书记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至死没有屈服和认错。赵紫阳到生命的最後几年,实现了思想的根本性飞跃,肯定建立民主制度是中国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出路。

  陈:二十多年之後看,「六四」事件是否可以避免?

  朱:首先,我认为,「六四」本身还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当时中国和共产党内部完全具备通过和平、法制和民主的方法解决学生和市民各种合理诉求,恢复北京正常社会秩序的条件和能力。但是,在那样的历史时刻,共产党在所以的解决方式中,选择的是最坏的,历史後遗症最大的方法,即武力镇压。这真是中国的一种宿命。

  其次,我想指出的是,在1989年前後,经过十年经济改革,在共产党内已经形成坚持改革开放和反对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政治格局。因为所谓的价格闯关失败,出现了公开和潜在的反对赵紫阳的政知力量。所以,即使没有1989年4月之後的学生上街和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共产党内的反对赵紫阳的势力要和邓小平、赵紫阳摊牌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因为「六四」事件,这个深层矛盾被掩盖了。吴敬琏等人在1989年「六四」之後十余天全面批判赵紫阳经济思想和政策的长文章,就是一个重要例证。邓小平深深畏惧过分批判赵紫阳会导致对自己的彻底否定,顶住了对赵紫阳清算的压力。这段历史还有巨大的发掘和探讨余地。

  第三,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某些元老眼睛中,赵紫阳不是自己人。为什麽在十三大赵紫阳任总书记之後,党内元老们力挺李鹏做总理,因为李鹏是自己的子弟兵。如今人们频繁谈论十八大之後的太子党接班问题,而李鹏就是太子党。太子党在共产党的十三大上已经登上并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後来江泽民被选为接班人,其红色家庭背景是重要原因。所以,文革中出现的「血统论」,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着时刻的原因,并没有因为文革结束而彻底消失。「六四」之後,中国共产党回归到只有自己的子弟接班才得以放心的地步。据说,为此,在元老之间形成了共识,每个家庭出一个子女进入政治,道理於此。

  陈:看来,人们如今所讲的太子党现象源远流长。据说毛泽东曾经想培养他的儿子毛岸英,毛岸英死得太早,到了文化革命后期培养毛远新。所以,北朝鲜实行家族统治,在共产党政权中不足为奇。

  朱:中国和北朝鲜的共产党,讲「血统论」本质没有都少差别,但是,中国相比较北朝鲜,太大,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家族可以罩不中国,即使毛家、或者邓家都没有可能。但是,北朝鲜小,到现在,金家的权力传到了第三代。

  至於说,共产党就一定实行血统论和世袭制,好像不尽然。前苏联始终没有发生太子党问题或者世袭问题。在东欧的前共产主义国家,只有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有这样的明显企图,结果他和他的夫人在1989年12月为人民处决。亚洲的越南从胡志明开始,杜绝了世袭的可能性。

  关於中国和北朝鲜的权力和家族或者太子党的关系的根源,彼此的基因关系,实在值得研究。

  陈:虽然大家认为历史不可以假设,仍旧想和你探讨一个问题,有「六四」和没有「六四」,中国的走向会有哪些根本的区别?是会更好一些呢?还是更差一些呢?

  朱:我却认为历史完全可以假设,因为历史并不存在唯一的可能性。中国是一个非民主国家,政治制度没有摆脱极权主义的框架。所以,什麽人执政对历史影响极大。例如,周恩来如果活过毛泽东,中国未必会有邓小平时代,中国在1976年之後的历史会很不一样。在我看来,有「六四」和没有「六四」的最大差别是赵紫阳及其支持者的命运,「六四」导致赵紫阳及其支持者,以及他们的治党治国的理念遭到废弃,而没有「六四」,赵紫阳至少不会彻底离开权力中心,赵紫阳及其支持者的治党治国的理念会继续下去。这种情况非常近似中国的历代王朝,还是一个姓氏,但是,因为不同儿子接班,王朝的命运是大相径庭。这样的历史例子不胜枚举。赵紫阳的政治和经济理念如果能够延续到1990年代,中国政治改革会全面启动,积极发展和政治进步会相辅相成,如今严重存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贫富差距和政治改革严重滞後的情况有可能得以避免,中国党内和社会的矛盾不可能积聚到如此地步。

  陈:但是,无论如何,「六四」确实改变你的人生轨迹。

  朱:那是。岂止是我本人,是一批人,是一代人。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比比皆是。1949年,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多少人的命运因此改变,还有多少人因此家破人亡,当然,还有多少人成为了受益者。就我个人来说,我选择了自我放逐,流亡海外。如今已经22年了。我没有後悔,但是有遗憾。如果历史多给我在中国的时间,至少有三件事我是要进一步推进的:第一,将中国西部研究中心实体化,与西部地方政府合作建立中国西部开发总公司;第二,建立中缅边界的特区;第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打破按着工业产业部门分工的所,成立中国社科院经济科学院。第三件事情,就是想完成中国在海外的能源布局。

  陈:「六四」对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影响最大和最为深远。

  朱:这是肯定的。因为「六四」,中国知识分子的发生了大分裂和重新组合。在1980年代,有一本很有影响的杂志《知识分子》。那时,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价值观是趋同的,支持和倾向思想自由化,人道主义和市场经济。在物质生活方面,知识分子,甚至大学教授普遍处於贫困状态,也少有知识分子从政和经商致富。在所谓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之间维系着交流和沟通的多种渠道。

  「六四」以後,知识分子的主体遭受了重大的挫折,之後,有的反叛,有的经商,有的选择和政权合作。随着1990年代之後,经济起飞,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和收入得到根本改善,加之不断有新的一代加入知识分子行列,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成为新中产阶级,成为经济发展的受益者,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开始分裂,而不是趋同。

  即使在我们原来的「三所一会」的朋友中,也是如此。1989年6月至7月,正在海外的「三所一会」的朋友在美国的丹佛和长岛开过两次正规会议,之後,大家最终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我本人,还参与了「海外民运」,当过「民主中国阵线」的理事长,又推动了「民主中国阵线」和「中国民主联盟」合并,又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合并之後新组织的理事长。在西单民主墙时代,我曾经虽然同情和支持体制外的朋友的努力,有无限的冲动要跟他们在一起,但还是选择走体制内的道路。没有想到,「六四」之後,我和他们是殊途同归。正因为如此,我理所当然被视为是现政权的对立面,我上了黑名单,从一个自我选择的流亡者成为了官方确认的流亡者。只是关於民运问题,过於复杂,今天就不多谈了。我在2009年写过一篇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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