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贵:也看新自由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6 次 更新时间:2012-10-15 17: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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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贵  

  

  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批判性知识分子,美国人哈维,在他2010年写就的《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导论的中写到:“将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把1978-1980这几年视为世界社会史和经济史的革命性转折点。”原因就在于,在他看来,邓小平、撒切尔、里根相继在这一段时间出台了一系列的自由主义政策,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并“产生了革命性的推动力”,“使得周遭世界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在贫富差距严重并还在继续扩大,世界金融危机的阴影还未散去的今天,由于中国国内民众对于自由市场弊端的反感情绪正在上升,一种以反对自由主义的思潮开始甚嚣尘上。并且认为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化进程,对已然存在的社会不平等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了“创造性的毁灭”。

  事实上,这些现象的出现,究其原因,纵然其中有新自由主义作用的部分,但其大部分,或不能全部归因于新自由主义理论,或完全与人们的所想相反。

  

  给你一个“少政府”的理由

  

  如哈维所说,“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即认为通过在一个制度框架内,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能够最大程度的促进人的幸福”。而国家仅仅是“创造并维持一种适应于此类实践的制度框架”,而不是具体的参与到市场中去参加市场的实际运作。目下众多的社会问题,追根溯源,并不是自由市场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而是政府在对经济进行调节的过程中,人为出现的很多制度性差异所导致的。

  自由主义者认为,市场一旦建立,任何强加外力的介入都将导致市场调节的异化。并且,“政府在市场中的干预必须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原因有二,其一,市场信息是分散在参与市场的个人手中的,因此,政府的计划无法获取相应的政策制定所需要的准确信息,也就无法获得合理的价格,而“合理的价格需要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其二,由于相关利益集团势力的干涉,政府很难在决策中做到政治上无所偏袒。正因为利益集团对政府干预的扭曲和妨碍,“政府所能获得的信息无法与市场信号所包含的信息对称”,所以,“政府有关投资和资本积累的决策注定错误”。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提到过两个先于理性而存在的原则:一是,我们热烈的关切自身的幸福和存续;二是,在我们看到其他有生命的生物毁灭或者遭受痛苦的时候,我们心中会激起一种天然的厌恶感。所有的法则需要遵守的规则,都应该来源于这两个原则共同配合。嗣后而来的理性迫使这些原则在其他基础上进行了重建,并最终成功的窒息了天性。这些原始人类所不可能拥有的强加在人类身上的观念,或多或少地建立在武断的基础之上。

  将卢梭的这番理论应用到经济市场领域,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仍然适用。卢梭口中人类的天性,即“人生而自由”。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则与建立在理性之上的规则几乎完全吻合。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对人本性中的自由的武断背叛,是基于理性和自身利益强加给社会的,而非基于自然。那么这种意义上制定的政府决策对于市场的干预,所必然引起的市场的制度性破灭便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原始自由的回归

  

  在我看来,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来源于人类固有的自然要求,即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早期的新自由主义者,从哈耶克到弗里德曼,从米塞斯到波普尔,都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们都从根本上都信奉个人自由的理想。

  而之所以称他们为新自由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都支持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原则,也都对亚当斯密的看法持同意态度,即“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最好的工具,它可以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调动哪怕最卑下的人性本能”。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便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特征,即“市场和贸易的自由保障个人自由”。所以,他们强烈反对政府对自由经济市场的干预。

  “自由”之所以可贵,首先是因为它在不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前提下,给每个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追求自主设定的人生目标提供了充分的机会和空间。而“追求卓越”这类人生目标不但是人性中固有的冲动,是不可能消除的,而且,它对于他人和社会也大有裨益。

  “一个人并非由于接受了后天有关智慧的教育而对他人履行义务,只要他不抗拒内心深处同情心的涌动,他就永远不会伤害其他的人,甚至是其他有感觉的生物”,除非他的生命受到威胁。政府只要不对个人的行为加以干涉和误导,个人在追求个人自由的同时,在自身不受到威胁的前提下,在主观上并不会对其他人的利益构成威胁。在我认为,将这一理论推广到经济市场仍然适用。众多作为个体的人组成了市场,他们之间经济利益的交织产生了市场经济,在政府不干预市场运行的前提下,市场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则存在--并且是天然存在的。人们在自由的前提下对于利益的追逐并不会对任何其他个体的利益造成伤害,并进而导致市场的无序和混乱。

  

  论不平等的缘由

  

  而将经济市场中所存在的不平等,都归结于自由主义在作祟,是一种被误导的想法,是对自由主义理论在市场中不利影响的放大。如上一小节所说,“追求卓越”这一冲动是人固有的。其在市场中的作用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必定会是社会个体之间差距的拉大,社会不平等感觉的上升。至于卓越的个人用这个不平等来做什么,那是根本不同的另一回事;就算他们永远注定了会用自己高出众人的地位来为社会造福(这一点无法保证),“不平等”的事实也是无法否认的。

  而且只要我们不被左派的理论弄昏头脑,就能看清一件基本事实:尽管同一物种都有“家族类似”以区别于其它物种,但是,不论拿任何一种属性来衡量,个体之间的差异都非常巨大。即,人人生而不平等,这是不容否认的起码事实。西方名言“人人生而平等”,如果把它当作事实陈述,那就是不折不扣的谎言。实际上,这是左派经常犯的“事实”和“价值”不分、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现实的老毛病,是以事实陈述面目出现的价值诉求。

  人人生而不平等,加上不可能也不应该消除的人际竞争,结果就是贫富分化、强弱对立。这就是过群居生活的人类所面临的最重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而这样的结果不应当由自由主义理论独立承担下来。

  另一方面,穷人之所以是穷人,一部分归结于社会,也一定有一部分归结于自身。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一般都是穷人,大家的起跑线基本平等(特殊人群除外),但是现在贫富悬殊的局面,是仅仅“社会原因”根本无法解释的,也是自由主义无法承受之重。而左派理论者却无视现实,把贫困完全归咎于社会因素。这一理论在社会中所塑造出来的个体的心理、价值观必然是扭曲的,它将矛盾和仇恨导向社会,为社会的不稳定埋下了祸根。

  回归到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这个层面上,卢梭有论,“当有些人仍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维持着他们的原始状态的同时,另外一些人则通过获得各种不属于他们本性的或好或坏性格完善了或者堕落了,这就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可是,这样基础性的不平等在当下我们讨论人类不平等的时候,却被忽视了。

  

  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

  

  虽然有上述众多的不平等,但是这样的不平等是不可能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用物质分配的任何平等方案来解决的。把解决不平等问题的眼界局限于所谓的经济基础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还声称其它一切的不平等都是由此“决定”的,这种“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实在是过于狭隘、一厢情愿了。

  此外,正如布坎南所说,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特定年代下的社会思潮和理论,其产生的环境以及发展基础都离不开当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和理论。但是就其性质而言,它并不是特定对象的代表,而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因此,不能将作为理论的新自由主义,同政治化和范式化的‘华盛顿共识’相等同。前者是学术上独立的政治理论思潮,后者是建立在政治现实之上的理论实践。前者只是为后者提供理论基础和路径参考,而理论的实践往往要在理论基础上加以考虑众多的其他因素,从而选择性的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加以肯定、实践和宣扬。因此,二者之间的差距显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微小。这正如中国古代正统思想之于儒学,不能因前者腐朽落后、残害人性,就给儒学戴上一顶沉甸甸的道德帽子。

  而在形形色色的挑战中,新自由主义面对的最大问题,恰恰是上面所提到的资本主义,如何将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实现有效的结合,从而使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自由主义的目标不相背离,这是每一个新自由主义者所要面对的严峻问题。

  资本主义当然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崇尚的精神之一,否则它不会在过去三十年如此深刻地改变中国。在历史的发展中,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也经常以整体的面目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直接后果是,加速了全球的产业分工和资本流动的步伐。产业分工的全球化以及资本的快速流动,必然需要政府对其进行规范和管理,这也就损及了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但是如果政府不对产业分工的全球化以及资本的快速流动进行必要的规范和管理,那么市场的运行必将陷入混乱,最终可能导致国家经济陷入不安全的状况当中,也将反过来令国家要实现自由和平等变得愈来愈难。

  

  自由与平等

  

  但是,注重自由并不意味着放弃平等。在中国,很多人喜欢称自由主义为右派,成为社会不平等的代名词。

  罗尔斯和其他自由主义者却认为,自由主义不是在自由和平等之间作出无原则的妥协,而是同时重视自由和平等,并视两者为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从而推导出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制度安排。例如罗尔斯便主张,一个正义的社会,必须满足他的两条原则:(一)每个公民都应平等地享有一系列基本自由,(二)社会及经济的不平等分配,必须满足公平的平等机会原则及对最弱势者最为有利。在这样的社会,公民不仅平等地享有自由民主,同时彼此关怀照顾,没有人会因为先天能力和后天环境的偶然因素影响而受到不公平对待,每个人都能够从经济发展中得益。

  在哈耶克的眼中,平等不能简单地与收入和财富直接挂钩,而应该更多的理解为竞争机会的平等,即“每个人在市场竞争或其他场合中都享有同样大小的参与机会、获胜机会和被挑选的机会”。并认为,“机会平等上的竞争才是提高效率的源泉”。

  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明白,自由主义重视的平等较左派更合理,因为它要求的并不是简单的结果平等,而是在致力缓和人与人之间先天和后天的差异后,容许每个自由人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自由主义的平等,体现在权利平等、机会平等、社会平等和在公平合作中广泛体现的平等尊重。

  

  自由与民主

  

  在与自由相关的问题上,民主是一个总也绕不过去的方面。由于二者都坚持法律应平等的对待所有人,并不断地对法律赋予特定阶层的特定人群特权的行为加以反对,因此二者的界限并不是很容易区分开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学家对民主抱有深切的怀疑。因为他们相信由大多数人主政的政府,常常会伤害到市场的自由,也会带有民粹主义的倾向。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市场是不安全的,或者经济是不自然的。因此要想方设法在政府的权力方面设一些“紧箍咒”。他们认为,在民主国家里面,经济和金融部门应该尽量脱离政府的体制,这样就能够保证经济部门不受民主政治的影响。另外,处于对政府效率低下的担心,他们主张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外派或者私有化,那么“这些服务将不仅会得到提供,而且将得到有效的提供”。

  而在哈耶克看来,“民主大致符合自由主义的要求”,但是民主民主与自由的差别在于,民主并不是自由,民主本身也不是自由主义的目的,而只是一种“比较可欲的政府形式”。

  将民主推及到民主制度--指各代议机构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程序性规则,保证各种政治结果都能反映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从民主制度建立之初的社会环境来看,其在保护公民自由免受封建君主特权侵蚀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但是,在当今时代,民主发展却趋向于另一个方向。在民主制发展的漫长历程中,由于人们只看到了民主的形式,渐渐将实现民主的形式作为目的,而将实现自由这一原始的目的抛在了脑后。于是,民主开始走向异端,主张用一种多数意见去解决任何特定问题的权利,而放弃了宪政原则--“宪政的根本就在于用恒定的政制原则限制包括民主代议机构在内的一切权利”,它已经构成了对个人自由的严重威胁。

  

  是恢复,也是重构

  

  而在统治阶级或者说是社会顶层精英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动机上,哈维给出的解释是,“旨在实现国际资本主义重组的理论规划”,或“旨在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并恢复经济精英的权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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