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波:哈耶克的社会哲学和古典自由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10 次 更新时间:2005-02-15 17: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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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波  

  

  提倡自立和自我约束的市民社会、个人财产权利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宪政和有限政府的古典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它时常被贬为为不受约束的野蛮资本主义辩护的意识形态;受到了社会主义、历史主义、民族主义、科学主义、价值相对主义等各个方面的攻击。在这种情势下,出身于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通过自发秩序的原理,对古典自由主义的诸原则进行了系统的重述,使之具有知识论和社会观的基础,进而使之成为更具内在一致性的思想体系。经过这系统的重述,不仅使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重新得到了肯定,而且也使这些原则能够应对人类面临的新的挑战,运用于新的情势之下。本文即是对哈耶克的知识论与社会哲学的简单叙述和经哈耶克重述的古典自由主义最重要特征的初步讨论。

  

  哈耶克的知识论和社会哲学

  

  有论者指出,哈耶克的社会哲学是从无知到自由的逻辑。对哈耶克认识论的最简单解释即是苏格拉底临终申辩时告诫世人的话“认识你们自己,从而承认你之所知微乎其微”,意即能够正确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是一种真正的知识。进一步来说,哈耶克的知识论我认为可以体现为三句话:知识是个人性质的知识;理性是传统的产物;道德不是理性的产物。

  

  众所承认,人类掌握的知识永远只是他面对的未知世界的一小部分,对社会生活的全知全能的认识是不存在的。哈耶克不但强调对人类来说未知的领域总是存在,而且他还强调,社会存在的知识是分散的,没有一个人或者组织能将这些分散的知识绝对总汇起来;就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而言,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些独一无二的实际知识,唯有他个人可以最好地利用这种知识。

  

  知识不仅是分散的,而且能够被明确表达的知识(如科学知识)仅是知识中的一小部分,许多知识具有不可明确表达,从而也无法完全传递和集中的性质,这就是知识的个人性质。在早期研究经济学时哈耶克认识到,“稍加思索就会知道,当然还存在许多非常重要但未组织起来的知识,即有关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它们在一般意义上甚至不可能称为科学的知识。但正是在这方面,每个人实际上都对其他人来说具有某种优势,因为每个人都掌握可以利用的独一无二的信息,而基于这种信息的决策只有由每个个人做出,或由他积极参与做出,这种信息才能被利用”(哈耶克,1989:76-77)。后来,哈耶克又说,“知识只会作为个人的知识而存在。所谓整个社会的知识,只是一种比喻而已。所有个人的知识(the knowledge of all the individuals)的总和,绝不是作为一种整合过的整体知识(an integrated whole)而存在的”(哈耶克,1997上;22)。

  

  哈耶克的上述关于知识的观点,和奥克肖特和博兰尼的看法类似,即区别理论性的、可明确表述的知识和隐秘的(tacit)、实践性的、不可明言的知识,后者是前者赖以存在的背景。理论知识不仅不能从后一类知识中孤立开来,而且要依赖于体现在行为倾向和习惯上的后一类知识。一些实践性的知识,可以在通过生物遗传的人的行为和认知规则中发现;大部分这类知识,则是通过传统的文化传承来传递的。这些实践性的知识,既然有一些是我们不能意识到的,所以我们不能仅仅依靠理性,理性也不可能彻底理解和批判传统,而对此一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则需探讨理性的性质。

  

  哈耶克认为,人的理性绝非孤立存在的能自主决定自身之物,相反,理性是传统的产物,必须理解理性本身是文明的一部分(Hayek,1978:20)。他提到,人的心智的发展乃是文明发展的一部分,人的心智本身也是这样一种系统,它在努力使自己适应外部环境的过程中不断发生着变化(哈耶克,1997下:21)。在《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进一步指出,“心灵是文化演进的产物,不是文化演进的向导。心灵更多地基于模仿,而不是基于明智或理性”(Hayek,1988:21)。

  

  哈耶克提出了前认知规则(‘meta-conscious’rules)的概念(Hayek,1967:60-63)。人们能够向他人表达自己的意思,而他人也能理解,这是因为我们内在的心智结构为同样的规则所统治,而这些规则本身却是不可能交流的,这些规则就是前认知规则。在《感觉的秩序》这部心理学著作中,哈耶克指出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不是通过对各种无关的孤立的因素思考出来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的系统感知到的,而这一系列的次序并不是来自客观事物本身,而是由头脑的思维过程加于现实的,大脑的作用是区别感觉,从主观经验里产生秩序。人类长期演化产生的感觉器官和神经中枢系统,也是演化过程中所积累的知识的载体,这正是理性不能理解的其本身产生的基础。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彻底明确表达我们认知和行为的的所有规则,这同形式化的数学公理体系中的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类似,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认知特别是理性认识活动中,总有一些决定这些活动的规则我们不能明确陈述甚至意识到。对前认知规则的重构过程(即认识到它是如何运作的),可能正是科学创造的力量所在,但这又是一个无穷进展的过程,因为新的前认知规则出现了,这个过程,是我们“所知越多,而无知越多”的一个阐释。

  

  理性和文明的关系,究竟谁是谁的产物,似乎是一个蛋和鸡的问题。建构理性主义者的回答是永恒存在的人类理性设计了文明的制度,但是社会人类学这门新兴学科的调查说明,在越来越多的领域,长久以来被认为是理性发明之物,事实上是和在生物领域发生的过程类似的演化和选择的结果。(Hayek,1967:86)。实际上,甚至人的思考的能力也并非是大自然赠与的礼物,而是人类文化的遗产,是通过榜样和教导,主要是在隐含于语言的学习过程中培养起来的。人们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儿童时代学习的语言决定了我们思考、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总体方式;语言不仅传递知识,而且语言的结构本身也暗含了关于世界性质的特定观点;通过学习一种语言,我们获得了一套思考的框架,但这框架本身我们却不能完全认识到。在文化传承过程中,这种隐含式的学习可说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对此我们只有相当不完全的了解。理性所能认识者,永远只能是决定我们行为的因素的一个部分。

  

  在道德和理性的关系上,在哈耶克看来,最关键的一点是,他反复援引的休谟的话,“道德的规则,因此并不是我们的理性所能得出的结论”。休谟此论,是因为事实和价值、是和应当须加区分,道德准则刺激情感,产生或制止行为,理性自身在这一点上是完全无力的。哈耶克认为,道德既不是自然本能,也不是理性有意的发明,是一特殊意义上的人为之物,是文化进化的产物。哈耶克在晚年论证说,道德准则既不属于本能,也不是理性的创造,而是一种独立的传统,它存在于“本能与理性之间”,道德和理性一样,都是进化的产物,和理性并行发展(Hayek,1988:10)。因此,哈耶克提出这样的看法,“问人接受他的道德的有意识的理由,和问人为什么接受理性的有意识理由一样,都是荒谬的”(Hayek,1988:64)。哈耶克还认为,道德和人类的其他价值一样,是理性得以发展的先决条件。

  

  哈耶克对道德的看法在此不能尽述,但他相当强调对道德规则坚定不移的甚至盲目的遵守。他深痛恶绝的一种态度就是弃绝任何抽象的原则,在每一个具体而特殊的情况下,就事论事(on its merits)地做出判断,也就是只根据可能出现的后果的估计做抉择。哈耶克认为这会导致所有道德价值的毁灭,使个人只受他所追求的目的的指导,从而走上“目的证明手段正确”的错误道路上去。哈耶克曾几次以凯恩斯为例,对这种道德观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凯恩斯回忆早年他和他的朋友们所持的道德观时说:

  

  我们完全拒绝有服从一般规则的任何个人责任。我们宣称有权利只依每个个别情况本身来做出判断,而且我们有智慧、经验、自控能力成功地这么做。这种观点是我们信念的重要部分,强烈而挑战性地持有着,对其他人们来说,这是我们最明显和最危险的特征。我们完全弃绝通常的道德准则、习俗和传统智慧。我们,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是非道德主义者。当然,所出现的后果也必须被考虑它们是否值得。但是,我们绝不认为有任何道德义务或内在约束,让我们顺应或服从。在上帝面前,我们宣称,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自己的判断(Hayek,1967:89-90;1973:25-26)。

  

  这种观点的谬误在于,错误地理解了我们头脑的能力和我们所居住世界的性质,似乎我们能知道所有的事实,因而处理起它们来就成了一个纯智识问题。实际上,我们既非全知,面临的环境也变化不定,不可能完全预测,因此,只有严格遵守抽象规则而非根据一个事先定好的详尽计划行事,我们的生活才能有条理(不至于对每一个同样的问题都重新考虑);更重要的是,唯有如此,社会生活才能形成协调一致的秩序。

  

  自然地,上述所论把我们引向哈耶克的一个重要观点,价值体系的给定性。这就是说,尽管我们可以不断努力改进我们的规则体系,但我们却不能在整体上对它们做彻底的重新建构,在努力改进的过程中,必须把许多我们所不理解的东西视为当然。理性只能局部地改进传统。对于道德规则的改进,理性并非完全无能为力,但只能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即通过内在的批判来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进,即分析规则体系之间的相容性,使其更加一致。

  

  由上所论,总结哈耶克关于理性作用的看法。理性只能局部地改变传统,这意味着,理性只有在一个自生自发的秩序下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个秩序告诉理性要服务的目的,理性的本质是在多个心灵的自由互动中滋养其自身的;在给定的价值体系内,理性通过内在一致性批判改进传统,理性是在一个富有生机的传统的传承中发展其自身的。对理性的运用,最重要的是知道它的限度,即继承休谟开创的工作,“运用启蒙运动自身造就的武器去反对启蒙运动”,“运用理性分析的方法去削弱种种对理性的诉求”(Hayek,1967:106-107)。

  

  人作为社会的动物,社会合作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这种合作的达成,在于人们对于其他人的行动有一正确的预期,能够以此作为自己计划和行动的根据,这样个人之间的活动才能彼此协调一致。由正确预期带来的人与人活动的协调一致,就表现为社会生活的秩序。

  

  哈耶克通过研究认为,社会秩序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人为设计的秩序,另一种是自发的秩序。其中最广为现代人所承认的那种秩序类型,是通过人的意志作用强行制定的,是为了某一目的而设计和创造出来的,我们可以用“管理”或者“组织”这样的术语来描述人为创造的秩序,它又可以称为命令式秩序。军队这种组织是一个命令式秩序最好的例子, 在这个秩序中,个体要素应该如何行动及占据什么位置,整个秩序的目标和结果, 都是由一个统领的命令所造成的。与此相反,另一种秩序类型则产生于体系内部,是在人们使自己的行为互相适应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这种秩序并没有特定的目的,是一种源于内部,进化而来的自发秩序或自生秩序。自发秩序的概念比较抽象,但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都可以发现大量的自组织现象。飞鸟顺应邻居的行为而无意识地将自己聚集成群。市场则是自发秩序的一个最好的范型,其参与者按照自己的意图而行动,却促成了他完全没有意识到的目标,用亚当·斯密的理论来说,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一样。在世界各地黄金都成为货币,这也是约定俗成的产物,是人类行动而非有意设计的结果。照哈耶克的见解,自发秩序的形成乃是其组成要素遵循特定规则行动以回应他们面临的环境的结果。但是,就自发秩序而言,对规则的了解,也只能使我们了解到其运转的一般性质,而非其具体的结果,因为这取决于个体要素所面临的特殊环境──在社会秩序中,还取决于每个人所拥有的不同的知识,这些都不是单个人的大脑所能掌握的。

  

  在哈耶克的知识论下,较之命令式的秩序,自发的社会行动秩序就有了特殊的优越性。自发的社会秩序能够有效地利用分散于不同人们手中的知识,建立起超过每个人理解的文明来。以作为其典型的市场经济为例,市场是一个没有中央计划的过程,其中个人运用他们分散的,片断的知识,通过与他人的竞争来推进自己的利益,通常个人只受他们关于价格和成本的不完全的知识的指导。竞争的市场秩序的本质,其实是一个传达信息的系统,通过价格机制,使个人对纷繁复杂的市场信息做出最好的反应,调整自己的行为。个人可以不必知道需求为什么发生了变化,也不必更多地去了解整个经济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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