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1956、1957年中国的农村、工厂与学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31 次 更新时间:2005-02-05 23: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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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进入专栏)  

  

  这是一个大题目,却是我们研究与讨论1957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的基础。而本文作者并非社会学家,难以对这一问题作深入研究,更缺乏第一手的调查材料;只能就手头的有限文本,把问题提出来,希望能引起注意与进一步研究的兴趣。

  

  (一)

  

  1956年下半年与1957年初,中国有两位记者分别对当时中国的一个村庄与几个工厂作了深入的调查,并就调查中的问题上书党中央,却因此而获罪,成为全国著名的大右派。今天人们谈论这段历史时,却很少注意他们当年所关注的中国农村、工厂状况,以及他们的思考,这多少反映了一种时代的隔膜。但他们自己却没有忘记,并慎重地写入了回忆录。

  

  1956年7 月,冒着酷暑,新华社记者戴煌来到了生养他的故土——苏北阜宁县城南约30 里外的沟墩镇。1948年他随军采访曾路过家门而不能久留,七年之后他以“解放战士”的身份回到故乡,兴奋之中自有许多预期;但他下了长途公共汽车,对童年时代十分熟悉的大街小巷匆匆浏览一遍,心就凉了:“房屋零落不整,街道坑坑洼洼。1947年5 月我们消灭了盘踞在这里的国民党军队时所见到的破碉堡和残锈的铁丝网,有的竟像‘珍贵的历史文物’,仍原封不动地摆在河边与桥头。……这个饱经苦难的小镇,与我等不及吃家里一个元宵就匆匆离去时的景象,几乎没有说得过去的改观。中学和师范学校没有恢复,连一家稍稍像样的商店、饭店也没有。”“再看看镇内外乡亲过的日子,就更令人心颤了!对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等等,他们固然‘望洋心叹’,就是对自己血汗浇灌出来的许多东西,他们似乎也无权享受——养鸡者吃不上鸡蛋,养猪者吃不上猪肉,种棉花的一年没有几尺布票,种花生、大豆的每月也得不到几小两油。还有不少人食不足以果腹,衣不足以蔽体,非不治之症而不得治……”。这是为什么?许多乡亲登门喊冤告状,揭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原来在解放后短短的几年内,这里的部分共产党员的村镇干部已经成了“新恶霸”。统治这个小镇的就是戴煌当年的一个小学同学:他掌握了汽车站和轮船码头,强迫一些过路的老百姓必须搭乘,并和他的弟弟多次把搭乘民船的过客赶上岸,将船主打入水中;1954年他家盖了三间大堂屋,所有的砖瓦都取之他人不说,还白用了许多小工。一个帮他家代工的农民因为要求吃了午饭再干,就被他当众打昏在地;他的老丈人和小舅子也仗势挟嫌报复殴打无辜;他自己也借助权力而不断“寻花问柳”,一些现役军人的妻子和妇女干部都在他“寻问”之列而无人敢于揭发……。戴煌问:在四乡八镇这样的“新恶霸”有多少?回答是:“说不清”。人们举例说,邻近一个乡,干部们两三年前,还常常东借西贷,穷得叮当响。自从农业合作化以后,忽然便戏法似的挖开了“金山银山”,几乎人人穿上的丝绸,吃得流油,高大宽敞的新房子也都砌上了。乡亲们背后小声骂道:这帮老鼠!他们每月才拿二十来块钱,这大手大脚的开销从何而来?还不是从我们老百姓头上刮去的?……来告状的乡亲越来越多,有的甚至来自百里外的邻县,揭露的事实更加触目惊心,说明“这些盘根错节、互为依附的坏干部各地都有,而且绝非‘个别’”。而且这些作恶者都得到上级的包庇保护,农民说:“小虾抄豆芽菜,弯子套弯子,解不开了!”于是,怨声四起:“共产党上面讲民主,中间半民主,下面不民主”,“毛主席是伟大的,就是下层太黑暗了!”“天高皇帝远,哪天能抬头?!”“过去在宣统皇帝、北洋军阀、国民党、日本强盗和汉奸走狗的掌管下,当牛当马活了几十年,如今只当共产党没来罢了!”“这些王八蛋哪像共产党?简直是国民党借尸还魂了!!!”……面对这样的来自底层农民的呼声,戴煌的心情是复杂的:可以看出,1956年的中国农民对毛主席、共产党还保持着基本的信任,还将希望寄托于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担心的是“国民党借尸还魂”;但另一方面,农民与基层干部之间的矛盾却已经发展到十分尖锐的地步,尽管由于中国农民固有的对压迫的忍受性,一时还不会爆发,但其所孕育的危机却使这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忧心如焚。特别是他听说有些农民在走头无路之中竟走上了自杀的绝路,就更是坐不住了。他火急火燎将情况反映给区委书记和区长,不料他们竟然说:某人自杀,是因为和他老婆吵嘴,某人则是为老鼠咬坏了他的新棉袍而自杀,均与当干部的无关。但这话说了没有多久,就又有一个农民自杀了!戴煌只得向县委与地委反映,县、地派来了工作组,虽然在大量事实面前,乡、区两级作出了开除镇上那个“新恶霸”党籍的决定,县里却迟迟不批,一封诬告戴煌“和地富分子一起开会,打击地方优秀干部和党员”的匿名信(后来才得知匿名信是区长指示,由那位“新恶霸”自己起草的)寄到了新华社,社领导也深信不疑,反过来调查戴煌,地委工作组甚至要追查其活动,“新恶霸”立即对揭发他的党员与积极分子打击报复,支持群众的区委委员兼公安特派员也被调离……。家乡的群众纷纷写信给戴煌,愤愤地问:“难道有权有势的共产党员真的就比老百姓多一个头?如果这些罪行发生在老百姓身上,那是要逮捕法办的,而坏干部犯了罪就可以逍遥法外,继续作威作福?”面对乡亲的质问,戴煌作了更深入的思考,决定直接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上书,反映前述情况,并犯死直言——

  

  “在这封信里,我着重要提出的是:‘今天有没有官僚统治和特权阶级’这个问题。过去的若干现象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今年夏天,我跑了一些城市和农村,对这个问题骤然明确了:特权阶级是存在的,即使它没有构成全国的统一阶级,但是作为这个阶级的胚胎,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展中”。

  

  戴煌在信中还提出——

  

  “在提高国家干部(特别是中级以上的国家干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应该考虑考虑农民的生活。因为我国的农民太苦了,太苦了!

  

  “当然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的关键是发展生产。但是,我们不能在农业生产的发展的基础上,永远保持国家人员和工人、农民阶级在生活上的这种悬殊的程度。

  

  “马列主义的经济学,向来惯于精确地分析国民收入的物质分配的情况。就在几年前,人们还常常讲,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地主、富农们,每年霸占了农业收获量的百分之几十;而占农业人口90%以上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平均每人只得到‘几粒’粮食。可是在今天,就没有谁敢来分析统计一下:全国每年生产了多少大米、水果、鱼肉和鸡鸭?占全国人口5 %不到的共产党员、国家干部消费了其中的多少?而占人口80 %以上的五万万农民又消费了其中的多少?

  

  “今天的现实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啖嚼山珍海味的时候,却有数以万计的灾民在啃着树根草皮呢!

  

  “在建设事业中,有人为了骗取个人荣誉和得到上级的宠爱,竟视人民之血汗如灰土。许多工程明明不能短期做好,他们偏偏要不顾一切地命令力争提前完工,以致事故百出,不断返工,完成后却质量低劣,不知伤害了多少工人的性命,浪费了多少国家的财富!”

  

  他的结论是——

  

  “过去在战争时期,我们为了人民的美好的未来,真正做到了自愿、愉快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今天……人民的不满却日益增长而普遍。这只能说明,我们存在着若干严重的而有带有普遍性的缺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1

  

  戴煌的这一“万言书”(实际是一个未完成稿,但反右运动中戴煌仍将其主动交出),即使在时隔近五十年的今天读来,仍然可以强烈地感到这位从农村的茅屋走出来的,为共和国的建立浴血奋战的老战士,对自己的信念,对养育自己的人民的一片忠诚;而且他对当时的,以至以后的中国问题的观察与忧虑(后来在鸣放时期他将其概括为一句话:“全党全国最严重、最危险的隐患,就是‘神化和特权’”),都是“不幸而言中”的。但在1957年的中国,却成了他作为“十恶不赦”的“右派”的铁证:在一篇《新华社揭发反党分子戴煌的一系列反党言行》的电讯里,宣称“他所说的‘特权阶级’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员和国家机关干部的诬称”,而他大声疾呼“我国的农民是太苦了,太苦了!”则被认为是“对党的攻击”。2不久,江苏《新华日报》又发了一篇《“戴青天”还乡记》,把沟墩镇上的“新恶霸”描绘成一个“大好人”:戴煌既已成了“敌人”,那么,“敌人”所反对的,当然是“好人”了。3自然不会有人去关心,自此以后,在这位“大好人”的淫威下,当地农民的命运:中国社会的一切苦难,最终都是由农民默默承受的。

  

  今天,尚无无具体数据来证实戴煌的判断:据戴煌在1957年10 月所写的《自我检查》里交代,他认为构成“特权阶级的胚胎”的“农村中的坏干部的数目大约占总数十分之一二,也就是有大约有三十万到六十万之多,他们除杀人放火之外,几乎是无恶不作”。4我这里所有的还有一个材料:美国学者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所著《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里,在谈到1956、1957年间的河北农村时,也提到这一点:1956年全面实现了集体化以后,“把权利垄断在农村地方干部手中的一个可怕后果是,欺侮妇女泛滥成灾。饶阳县的一些村干部成了无法无天的人。地方文化的消极面中充斥着暴力和父权制,它与秘密的不负责任的国家权力制度化掺和在一起,使得几乎不可能对强奸犯进行起诉。随着有关性暴力的传闻沸沸扬扬,在情况最糟糕地区的农民们担心,如果内情一公开,那么所有村里的姑娘的贞洁和婚姻前景就成了问题。有权者和无权者一样,在掩盖真相的方面有着利害关系”。该书还谈到,“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干部和群众之间财富和特权上的最大差距出现了。生活最窘迫的妇女们开始不愿干农庄的田间农活,在家养鸡的钱比拼命干活挣来的微薄收入多得多。寻找同伴和男朋友的未婚女青年仍下地干活。地方干部享有获得国家财富的特权,可普通百姓却由于市场关闭,只能以实物交易取代钱币,因而身无分文。1957年,河北省副业收入比1949年下降了25%。畜牧业收入几乎下降了一半。现金就更少了”,“社员们与那些控制财富的人没有任何关系,无法从指令性经济中获得他们所需的东西。从普遍的不满中迸发出愤怒,矛头指向那些控制财富并彼此做交易的人”,当时河北农村到处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一等人儿,送上门儿;二等人儿,人托人儿;三等人儿,没有门儿”。

  

  该书提供的下列信息也很值得注意:“1955年,公安局开始建立人口登记和控制制度,它把农村人口牢牢地束缚在出生地,现在又把他们重新编入集体农庄,而妇女一结婚,就把户口转到其丈夫所在的村庄。到1956年,所有农民都被拴在土地上,可他们自己不再拥有土地,工作则由党任命的村干部安排”,“五公村(这是由全国劳动模范耿长锁领导的“模范村”)北面相邻的王桥村,集体化之前,有300人在北京、天津、石家庄做工。由于集体化和户籍限制,大部分人被迫返回老家”,5“由于事实上已经断绝了农村劳力的随意流动,和外出做临时工和搞副业,因此,国家大量投资的大都市地区及其郊区与那些封闭而偏远的农村地区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大了”。为响应毛泽东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所发出的号召,“从1955年——1956年冬至1956年5 月,河北人民挖了72万口井,是前六年总数的两倍,这种投入劳力和资金的巨大冒险,增加了1600万亩灌溉田。可不久就发现,井挖得太快,有些井毫无用处”。7 月,五公村又发生了因国家统购棉花价格过低,愤怒的村民破坏了1500亩棉田的事件,最后以一个“老地主”作为“替罪羊”,却由此开了民兵严刑逼供的先例。到了7 月底和8 月,“筋疲力尽”的河北农民又遇到了一场毁灭性的水灾,全省4500万亩庄稼被淹没,颗粒无收。尽管因地势高,损失较少,五公村1956年的粮产仅为1954年的一半,1955年的70 %(1956年,河北省粮食产量680万吨,比集体化前1955年的产量低得多,人均384斤,比前四年中任何一年都低);当新闻媒体欢呼五公村“在抗洪中的英雄事迹”时,村子里已有人家因无米下锅而挨饿了。灾后,政府与集体农庄都采取了救济措施,全村有10 %的家庭靠救济活了下来;到1956年底,村子里增加了副业投资,还创办了10 个小企业。尽管做了这些努力,到1956年年底结算,人均收入仍比前年下降了30 %,正好44元,而且只付2 元现金。6饥饿中的农民迫不得已转向黑市和半合法的粮食市场,黑市上玉米O.15元一斤,大约是国家统购价的两倍。与此同时,庙会和农村集市也消失了。上级决定在饶阳东部建一个小飞机场,他们征用了周围村庄的土地,却没有给予任何适当的补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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