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柯:构筑“中华民族国家”――西方国民国家理论在近代中国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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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究竟是民族?还是国民?抑或是国家?这个也许在很多人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却不断困扰着力图从理论上解释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建设近代国家历程的研究者们。因为在对近代国家的阐述之中,民族与国民是不同的概念,民族或国民与国家更是不同层次上的不同概念。“中华民族”之所以模糊了“民族”、“国民”、“国家”之间的界限,追根溯源,还是因为它是一个诞生于本世纪初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高涨时期里的术语,凝聚了近代中国的思想家们重新认识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思想结晶。

  

  一、“驱除鞑虏”――“中华”在近代的再认识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先生在夏威夷的火努鲁鲁成立了政治团体“兴中会”。关于成立这一组织的理由,〈兴中会章程〉作了如下说明:“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苦厄日深,为害何极。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以扶国宗”。

  “华人”指的是中国之人,“国体”指的是中国的面子,“外国”指的是侵略中国的列强。而这里所说的“中华”,是以受到外国列强侵略为着眼点提出的中华,是包括整个国家或全体国民的“中华”。“子民”一词,也说明这个章程还没有提及“主权在民”的问题。至少在这个时点上,从这个章程的内容中还看不到很明确的“反清”的意志,清王朝的统治民族――满族也没有被排除在“中华”之外。

  但是仅仅两个月后,孙中山先生就在香港修正增补了〈兴中会章程〉,明确地将推翻清王朝对中国的统治定为兴中会的目标。兴中会会员的入会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中的所谓鞑虏或胡虏,很明确指的就是北方民族的满族,到了这个时点,满族便被从“中华”排除了出去。

  清朝末期民族革命思想的高涨,是将满族排除“中华”之外的直接原因。而民族革命思想的高涨,又是和“汉族”民族意识的产生直接相关的。据说,是梁启超在他1901年所写的〈亡国篇〉中,第一次使用了“汉族”一词。“皇皇种族,乃使之永远沉沦,其非人心哉!夫驻防云者,则岂不以防我汉族哉!”[1]从大量的文献中可以看出,实际上当时的人们更愿意使用的还是“汉人”这一说法。1903年1月29日,在东京留学生新年联欢会上马君武和刘成禺作了“排满”的演说,他们主张:“不排除满洲的专制、恢复汉人的主权,就救不了中国。”[2]

  远在五胡十六国时代“汉人”发挥过区别“胡人”的作用。清朝末期的思想家之所以选择“汉人”作为自己民族的名称,也许正是因为看上了这一点。

  但是五胡十六国时代使用“汉人”以区别于“胡人”时,还带有政治上、文化上的意义。而近代使用“汉人”时,则带上了较强的种族意识。如前边提到的〈亡国篇〉中,除了个别“汉族”以外,还大量出现了“汉人”、“汉民”、“汉种”、“汉种之人”等等词汇。[3]“汉族”一词的出现自身,正是这种种族意识的表现。事实上,许多文章都没有把“汉人”和“汉族”区分开来。[4]然而,无论“汉人”也好,“汉族”也好,无一例外,都是相对应于“满人”和“满族”而言的。近代汉民族意识的萌发,首先都是来自于这种反满族的意识。

  关于中国的前途,当时中国社会中主要有两种认识,即革命派的认识和维新派的认识。革命派与维新派斗争的焦点在于,究竟有无必要实行排满这一民族革命、种族革命的问题上。梁启超是维新派的领袖和最主要的辩论家。梁启超对清朝的民族屠杀和民族歧视政策也非常反感,曾经一度主张过民族革命,但他从国家天下的考虑出发变为反对种族革命,他认为“排满”的种族革命会导致国家的分裂及外国列强的干预。因此,他主张进行政治上的革命,即一场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的革命。

  革命派则主张进行一场民族革命、种族革命。1903年末成立于湖南省的“华兴会”,在具有较浓厚的排满意识的同时,还具有排外的意识,能够将民族主义的意识建立在内外两个层次上;可是稍晚于“华兴会”在上海成立的“光复会”,就具有了更加强烈的排满意识,由陶成章起草的“龙华会”的〈章程〉甚至写道:“满洲人是我们的仇人,各国是我们的朋友”。

  事实上,很多革命家的民族主义思想不过是一种狭义的反满的思想。“革命者,以去满人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为第二目的。”[5]同盟会的入会誓词代表了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据说就是以同盟会誓词为基础归纳出来的思想,而在“三民主义”中,也是将民族主义列为第一。1906年的〈同盟会军政府宣言〉也这样写道:“维我中国开国以来,以中国人治中国,虽间有异族篡据,我祖我宗常能驱除光复,以贻后人。今汉人倡率义师,殄除胡虏。此为上继先人遗烈,大义所在”;“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石敬瑭、吴三桂之流,天下共击之”。为了煽起排满情绪,革命派反复强调“满洲人非中国之人”。他们纷纷执笔宣传,“所谓中国,就是中国人的中国。谁是中国人,是汉人种。中国的历史是汉人的历史。”[6]“中国,是汉族的中国”,“汉族万岁,我中华大帝国万岁”;[7]“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不是满洲人的中国”。[8]

  满族在入关之后已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汉人的文化,被汉族同化或面临着被汉族同化的事实也被否定了。章太炎甚至对“中华是一种文化”的说法也进行攻击,否认中国有“接受了中华文化就是中国人”的传统:“纵令华有文化之义,岂得曰凡有文化者,尽为中国人乎。”“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他反对满族已被汉族同化的说法,他认为,同化一般指被统治民族向统治民族的同化,而满族向汉族的同化,因为主导权不在汉族,无异于是一种“强奸”行为。[9]

  正是为了证明满族不是“中国人”,革命派对“华”、“中华”也进行了重新阐释。例如,陶成章在其著作《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中如此写道:“所谓中国民族,一名汉族,自称中华人,又称中国人”。就是说,只有“汉族”才是“中华”,才是“中国人”。章太炎也在其《中华民国解》中指出,华、夏、汉为同一意思。“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族,而邦国之意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10]然而在此以前,所谓中华,并不一定专指汉民族。例如,在火努鲁鲁制定的〈兴中会章程〉中,除“中华”外,还使用了“中国”、“华夏”、“中夏”等词,这些均非民族上的意义。陶成章也说过:“我们中国将国家自称为华夏,夏为大,华为美,是大而美丽的国家的意思。中华,也称中国”。事实上,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之前,基本上没有过将“中华”作为民族的名称来使用的例子。

  “中华”一词的诞生,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代。在南朝,皇宫的南门――正门被称为“中华门”。象清代紫禁城的东华门和西华门一样,很有可能是取“正面华美显赫之门”的意思。南朝宋的裴松之(372-451年)在注《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中,就号为卧龙的诸葛孔明一生,作了以下的论述:“若使游步中华,驰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沉翳哉”。也就是说,裴松之认为,诸葛孔明之所以没能充分发挥出他的能力,是因为他活跃在蜀国即今天的四川,而没有活跃于中华大地上。可见,“中华”的第一义首先是地理学的意义,与“中国”相差无几。

  但是,所谓中华,本来就是“中国”和“华夏”的复合语,所以更多的场合,它同时既指地理上的“中国”,又指最初诞生于“中原”、流行于“中国”的文化方式。例如,《新唐书》名例、疏议、释文中写道:“中华者,中国也,亲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历史上,“中华”基本上是作为这样一种人文地理意义上的词汇被使用的。

  如果说它有时也被转用于象征民族的意义,那也应当是象梁启超在他1905年写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所说的那样“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混合而成”,即指拥有中华文化的各个民族集团。然而根据革命派的解释,不仅是满族被排除在“中华”之外,“中华”已经被他们改造成了“汉族”这样一个极其狭义的民族概念。革命派对“中华”的解释,最终目的是为了建设起一个“中华=中国人=汉族”的公式。

  为了唤起汉族民众同仇敌忾之心,为了发动民族革命,革命派将本来主要是从地理和文化意义上来进行认识的“中华”,改造成为由单一民族构成的血缘型的“中华”,并且强调只有汉族才是“中华”――“中国人”,而满洲人并不是“中华”,也就是说不是“中国人”,因而清朝对中国的统治也是不正当的。通过这种对“中华”的狭义的再解释,他们从民族上和文化上彻底否定满族与汉族的一体性,构拟出一副以“中华”与“满族”之间互相对抗为主线的中国社会势力分布图。我们称这种狭义的“中华”为“小中华民族”。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革命,开拓了中国走向近代国家之路。由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既是一场埋葬了封建王朝体制的民主革命,还是一场具有恢复汉族作为统治民族地位性质的民族革命。从封建王朝走向国民国家,从满洲人的王朝走向中华国家,从结果上来看,这两种趋势的发生和展开,的确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相互联系。孤立地看其中一面而无视这种内在的联系,自然妨碍正确认识未来中华国家的本质。但是,革命的两个侧面,也许可以看作是第一目标和第二目标之分,也许就是一种手段和目的关系。如果不承认在这场革命中民族革命先行一步的事实,也就无法理解其后中华国家的展开过程。

  

  二、“五族共和”――向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回归

  

  经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国建立起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如前文所述,中华民国这一名称,章太炎早在1907年就已经在他的〈中华民国解〉中提出过。

  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说到:“以中华民国之经界言之,越南、朝鲜二郡,必当回复者也。缅甸一司,则稍次也。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则任其去来也。”[11]他认为,中华民国的疆界应以汉代实施过郡县制的地区――“华民”的居住地区为基准,然而收复越南、朝鲜并非易事。而西藏、回部和蒙古或许较容易进入中华民国的领域,但西藏和回部与明王朝之间属册封关系,在汉代又属都护,始终是中国王朝的“附庸”,而非“属土”――直接统治下的领土,蒙古一直也未向中国王朝“宾服”过。蒙古,西藏和回部都属于“荒服”之类,在文化上又与汉族毫无共同之处。因此,这些地区和民族是否进入中华民国,只有让他们自己决定,就是说仍然将他们划入“荒服”之类,任凭他们自由往来。

  且不论章太炎关于中国历史上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上的认识是否正确,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这就是,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所描绘的中华民国,基本上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即由汉族一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国”。他从否定清朝为中国正统王朝、中国要以汉族为主的立场出发,将“中华民国”的法统上溯到汉王朝上,按照汉王朝或明王朝的国家构成模式,描绘了他理想中的“中华民国”。这种思想,不仅仅是章太炎的思想,从革命派大量使用“光复”“独立”等词就可以看出,建设一个由汉族自己构成的单一民族的“中华民国”的思想,普遍代表了辛亥革命发生以前的革命派的思想。

  然而,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事实上与章太炎描绘的和革命派追求的“中华民国”大相径庭。两个“中华民国”在政治理念上最大的变化,就是辛亥革命以前提出的驱除满族的思想被彻底抛弃,国家的性质也从过去的汉民族的单一民族的中华国家被重新规定为多民族统一的中华国家。中华民国内的“五族共和”,虽未明确指出其是否从民族上意味着“中华”是由五个民族构成,但毫无疑问,这个“中华”的国家强调它的国民由五个民族构成,它已不同于“驱逐鞑虏”的“中华”,已不要求将满族从中国排除出去。

  孙中山先生也转变态度,积极拥护“五族共和”。他曾经在各种场合宣扬“五族共和”,提出“今日中华民国,南北统一,五族一家”,“五族合一,创建共和”,“今日五族共和,天下一家”,等等。对于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的一直鼓吹民族革命的革命家来说,从“驱除靼虏”到“五族共和”,这可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路线的转变。而促使发生这种政治路线转变的,除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以外,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

  众所周知,清朝末期的革命家,受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影响很大。王夫之的“坚夷夏之防”这种极端的种族思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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