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柯:“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

——中国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实质的历史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58 次 更新时间:2012-08-27 11: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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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柯 (进入专栏)  

  

  引子:从孙中山先生的二重身份说起

  

  20世纪初年,中国思想史上发生的最重大事件,莫过于民族主义的传入。即使时隔100年后的今天,民族主义仍在强烈地影响着中国。

  当年,在满清统治的王朝基础上议论建设新中国,理论上首先要解决的当然是如何处理“国家” 与“民族”之间关系的问题,这是民族主义进入中国的主要背景。然而,人们在检讨中国早年民族主义思想时,对于这个背景常常轻描淡写,甚至有意闪避。可是远离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这一原点,不仅有误解先哲们当年打造民族主义本意之嫌,更重要的是看不清一百年来民族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利弊,也无法正确回答民族主义在今天带来的现实问题。

  经过十年论战,新生的中华民国给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下了一个“五族共和”的官方结论。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为告国民”的第一句话就是:“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就职宣言》宣告了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也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竖起了一座里程碑。因为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实现了民族主义思想上的跨越:当年“驱除鞑虏”是要实现一个汉民族自己的中华国家,而“五族共和”则承认同一个中华国家内可以存在两种“民族”——一个是类似汉、满、蒙、回、藏等五族的“民族”;另一个是统一汉、满、蒙、回、藏等,与国家同方圆的“民族”。

  可是事实上,就是在当时,“五族共和”也不是每个民族主义思想家都能甘心的结论。没有收入《孙中山全集》的民国元年元旦《临时大总统布告全国同胞书》告诉我们,即使在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之后,孙中山先生仍然认为自己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汉族领袖。“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为布告大汉同胞事:……此必我黄帝烈圣在天之灵,佑助我同胞,故能成此兴汉之奇功,盖可以决满廷之必无噍类矣。”“今特布告我大汉同胞,共鉴前车,牢持来轸;再接再厉,全始全终。……自能唾手燕云,复仇报国,直抵黄龙府,与同胞痛饮策勋,建立共和国,使异族俯首帖耳”[2]。透过悲壮历史流露出的心声,仍然是对一个汉族国家的执着向往。

  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民族领袖,如果“国家”与“民族”规模一致,它也许是一种理想的统治形态,而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这两副面孔却恰恰不能令其吻合——因为它会带来民族间的不平等和民族压迫。可是孙中山先生对其汉族领袖身份的强烈意识,并没有与时俱退,至少到20年11月的国民党本部会议时,他仍然保留着同样的思考方式:

  “汉人向来号称是四万万,或者不止此数。用这样多的民众,还不能够真正独立,组织一个汉族的国家,这实在是我们汉族莫大的羞耻!这就是本党的民族主义还没有彻底的大成功!由此可知本党还要在民族主义上做工夫!必要满、蒙、回、藏,都同化于我们汉族,成一个大民族主义的国家!”[3] 这段话能够令让我们读出太多的内容:他对民族的认识、对民族主义的认识、对民族间关系的认识、对民族与国家关系的认识,说到底,孙中山多年追求民族主义的最终理想就是在中国实现一个汉族的“民族国家”。所以他才会有中华国家的元首,就是汉族领袖的想法。

  然而,中国为什么就应该是汉族的“民族国家”?要想知道孙中山先生这种想法的原因,只有回顾民族主义早年的历史;而搞清早期民族主义的局限,也有助于回答民族主义今天带来的现实问题。

  

  一、“民族主义立国”与“民族建国主义”

  

  最早开始使用“民族主义”一词的梁启超先生,其实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注意到民族主义。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指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4]。他根据德国政治学者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将中世纪以后国际社会的时代特点概括为:18世纪末至19世纪开始进入民族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的时代,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更迈进到民族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时代。通过以上概括,梁启超觉察到民族主义思想对于建设近代国家的重要性,他形象地比喻道:“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段者,不得谓之为国;譬诸人然,民族主义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比不可缺之材料也,由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则成人以后谋生建业所当有之事也。”[5]

  梁启超认为民族主义在中国“犹未胚胎”,所以中国要想抵抗已进入到民族帝国主义、帝国主义阶段的欧美列强的侵略乃是以卵击石,此时应该做的只有加速培养“民族主义”:“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故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6]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指出国际政治的残酷现实:“两平等者相遇,无所谓权力,道理即权力;两不平等者相遇,无所谓道理,权力即道理也”[7]。从1901年的这些表述中都可以看出,梁启超之所以开始注意到民族主义,首先是出于如何才能够使中国在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中得以生存的考虑。

  梁启超民族主义的视野里,并非没有国内的民族问题。1902年4月,他在致康有为的信中说道:“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8]梁启超清楚地表明了一种“以民族主义立国”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讨满”与“讨幕”相提并列,这就说明其民族主义的目标是在中国推翻清王朝,而并非是从中国驱除其他民族。

  但是在梁启超之后,更多的思想家们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注意到民族主义。发表于1903年3月《浙江潮》第2期上的“民族主义论”对民族主义曾经下过这样一个注解:“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9]由于他们民族主义的视线集中在国内政治上,于是便发现了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民族”向政治共同体的“国家”过渡的必然逻辑,民族主义更被具体为建立民族国家的“民族建国主义”:“民族之所以由生,生于心理上道德与感情之集合。因道德与感情之集合,而兴起政治组织之倾向;因政治组织之倾向,而民族建国主义乃星回日薄于大陆之上”[10]。“今欲存支那者,不可不集合支那民族以自相提携、自相固著,集合皇汉民族以自相提携、自相固著,不可不言民族建国主义”[11]。在中国国内政治的层次上区别“民族”,当然只有汉族或非汉民族;提倡“民族建国主义”,当然就是建设一个汉民族的民族国家。

  开始流行于这一时期的复仇说、光复说、独立说、黄帝子孙说等民族主义诸说,其实质都是“民族建国主义”。“民族建国主义”其实是主张以革命形式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家们的共同思想特征,孙中山也在1906年说道:“民族主义,并非是遇到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因为我汉人有政权才是有国,假如政权被不同族的人所把持,那就是有国,却已经不是我汉人的国了”[12]。对这段话,学者们有过许多的诠释,但是将它当作孙中山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证据却是本末倒置,因为这句话的目的在于鼓吹建立“汉民族政权”与“汉人之国家”。以国家为手段、以民族为目的,这正是“民族建国主义”的实质。

  然而可以想象,如果按照“民族建国主义”的构想,多民族国家的格局就将不复存在,中国就要遭到分疆裂土的下场。在一片“民族建国主义”的声浪之中,梁启超在1903年公然对“汉人立国”提出质疑:“两年以来,民族主义,稍输入于我祖国,于是排满之念,勃郁将复活。虽然,今吾有三问题于此。曰:汉人果已有新立国之资格乎?……曰:排满者以其为满人而排之乎,抑以其为恶政府而排之乎?……曰:必离满洲民族然后可以建国乎,抑融满洲民族乃至蒙苗回藏诸民族,而亦可以建国乎?”[13]

  梁启超也知道民族特征为同地、同血统、同面貌、同语言、同文字、同宗教、同风俗、同生计,然而他却能顺水推舟,从此得出如下结论:“由此观之,则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也?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也”[14]。就是说,梁启超不以按民族界线划国家疆界为然,相反提出了按国家疆界划分民族——即大民族的民族主义。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实质,就是以民族为手段,国家才是目的。

  对于这样一个具有美好愿望的思想没有成为近代民族主义主流的原因,我们却不能简单归罪为当时人们更加向往过激民族主义。就像上述对“小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关系的阐述一样,梁启超的民族主义理论,主观意愿先行,忽视“民族”定义,造成混乱逻辑。杨度在1902年11月《游学译编》第一期上也曾分析民族特征:“凡言语同、历史同、风俗习惯同,则其民自有结合之势力,不可强分。反之而言语异、历史异、风俗习惯异,则虽时以他故相结合,而终有独立之一日”[15]。杨度观察民族特征的视点与梁启超相近,然而两者的结论迥异:杨度得出了民族既有内聚力也有排他性的结论,而梁启超一边说民族具有独自的血统、面貌、语言、文字、宗教、风俗,一边又提出与国家疆界扯平的大民族主义,所以被人视为“其言有类梦呓”[16],却也是无可奈何。

  

  二、“民族”与“国民”

  

  可以看出,无论是民族主义立国,还是民族建国主义,实际上都在围绕着“民族”二字大做文章。其原因,在于他们都认为中国要想强大就必须走建设国民国家的道路,而在他们理解的国民国家的理论框架上,“国民”与“民族”的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

  国民国家(nation state)是一个与君主专制(absolute monarchy)相对应的概念,国民国家理论的核心,是人民支配国家主权,即主权在民;因此,国民国家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国民”,作为集合体的“国民”对国家有权利有义务,作为独立人格的“国民”互相之间自由平等。对于“国民”概念,中国近代的许多思想家都有着相当正确的理解。例如,1901年6月出版的《国民报》第2期中有〈说国民〉一文如此解释国民:“何谓国民?天使吾为民而吾能尽其为民者也。何谓奴隶?天使吾为民而卒不成其为民者也。故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而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而国民尚独立。”[17]

  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之所以竞相建设国民国家,就是因为可以通过这个过程使民众不仅具有“参预国政之权利”,而且知道“一国之事即一人之事,一人之事即一国之事”,[18]从而增强民众的国家意识,激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因之达到增强国力的目的。所以,梁启超云:“国家所最渴望者,为国民资格。”[19] 鼓吹革命者亦云:“夫立国于地球之上者,无国民则亡,有国民则强。”[20] 在当时的思想家中,“中国自开国以来,未尝有国民”,[21]则成为一种共识。

  “自法律论言,则国民者有国法上之人格者也。自其个人的方面观之,则独立自由,无所服从;自其对于国家的方面观之,则以一部对于全部,而有权利义务,此国民之真谛也。”[22]根据汪精卫的这一说法,所谓“中国无国民”,指中国民众既没有独立人格上的自由和平等,更没有对于国家之权利,梁启超以此为近代民族主义发生之原因:“(卢梭的)平权派之言曰:人权者出于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人人皆平等;国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故人民当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不顺从民意,是即民族主义之原动力也”[23]。

  梁启超显然没有解释清楚“民意”与“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提倡民族建国主义的革命家们却能够明确指出中国无国民的原因在于清朝的民族政权性质。例如,汪精卫认为,在清朝对中国260年间的“贵族政治”体制下,“满族汉族其权利义务之不相同”[24],“一公权之不平等,二私权之不平等”[25]。

  民族建国主义者普遍认为不平等的产生与“民族”有关。因为民族不同,所以利益不同,故多民族国家的统治者作不到让各个民族都享有平等权利:“政府者,所以为国民谋公益者也,所以拒他民族之妨我民族之权利者也”[26]。“一国之内而容二族,则舍奴隶以外,无以容其一,否则灭之,否则融之化之而已。”[27]因此,被压迫民族要取得平等的地位就要有自己的民族国家。1905年当时紧紧追随孙中山先生左右的汪精卫就曾在《民报》第一期中发表〈民族的国民〉中大声疾呼:“吾愿我民族实行民族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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