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祥辉:论苏联解体中的传播失灵因素——兼驳苏联解体的“舆论失控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60 次 更新时间:2012-08-23 23: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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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祥辉 (进入专栏)  

  而受众也无法从媒体上得知事实真相,信息传递极度扭曲。

  在苏联时期,以《真理报》为首的苏联众多报纸几乎完全丧失了媒体的信息告知功能。报纸热衷于报喜不报忧,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苏联报刊上见不到灾难的身影。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列伊在50年代当过苏联《共青团真理报》和《消息报》的总编,他回忆道:“从当时的报纸看,苏联从没有铁路和航空惨剧,从没有沉船事件,矿井从不爆炸,泥石流也不会崩塌,总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17]这就是苏联媒体的传播失灵。除了报喜不报忧,苏联媒体的“假大空”也十分泛滥。苏联媒体曾大肆宣传的斯达汉诺夫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阿列克塞?斯达汉诺夫出生于贫困的农民家庭,1927年到卡季耶夫卡市“中央伊尔敏诺”矿井挖煤。1935年8月31日,斯达汉诺夫在一班工作时间里采煤130吨,超过普通定额13倍,因而得到了苏联最高当局的大力宣传和赞扬。在领导和媒体的造势下,全苏联掀起了“斯达汉诺夫运动”,媒体鼓吹“超过了世界上至今知道的所有成绩和记录,把大洋彼岸的工人们的最高指标抛在了后面”。然而,他所创造的“世界纪录”完全是由该矿党委书记彼得罗夫一手策划的。他为了制造轰动效应,将与斯达汉诺夫一起工作的三个矿工的工作量都算到了他一个人身上。斯达汉诺夫的“事迹”次日即刊登在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于是,他成了劳动英雄。斯大林接到报告,当即决定在全国发动斯达汉诺夫运动。就这样,在媒体造神运动下,斯达汉诺夫成了一尊神圣的政治偶像。[18]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前,苏联媒体充斥着这样的“假大空”,在这种传播生态下,苏联人民根本无法得知许多事实真相,媒体异化严重。“苏联新闻媒介从背离反映民意的神圣职责起,发展为官僚集权统治的驯服工具,这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异化、社会主义新闻媒介的异化。这种异化现象不仅存在于斯大林时期,而且延续于后斯大林时期。”[19]

  传播失灵除了表现在苏联的大众媒体身上,也表现在苏联政治体制内部的信息沟通中。由于苏联政治沟通的主要通道局限在规模庞大、等级森严的政治科层体系内部,不论在上情下达还是下情上达的过程中,歪曲走样、封锁信息、隐瞒信息甚至伪造信息等情况十分常见。鲁·格·皮霍亚在《苏联政权史:1945-1991》中写道:“苏联政权组织特有的权力高度集中和追求唯我独尊导致出现众所周知的管理问题:从下面来的‘信息流’不可能被用于做出决策”。[20]描述的就是苏联政治沟通中的传播失灵现象,这种情况相当普遍。

  (二)苏联体制下传播失灵的原因

  苏联体制下之所以存在普遍性的传播失灵,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苏联对媒体的过于严密的控制。苏联媒体的传播失灵与苏共和政府对媒体与舆论的过分控制有关。在苏联,报纸均归国家所有,重大新闻报道要由苏共中央宣传部门审定后发表,地方各级报刊的宣传口径则要与中央报刊《真理报》保持一致。如全盛时期的《真理报》有严格的选题计划,重头文章早在一周、一个月甚至一个季度以前就已确定,一般不随便更改计划;其60%的篇幅是提前两天以上安排好的,头版不是留作最后新闻用,而是专门用来刊登党的新闻、社论、经济成就和外国贵宾来访的消息;它不存在商业市场,无须招揽广告;报纸对消息报道的选择不是对政治事件的反应,而是对政治程序和政治上轻重缓急次序的反应。[13]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无法传达真实的资讯。在《真理报》做过20多年副总编辑的阿法纳西耶夫在回忆录里写道:“报纸的首要任务是提供信息,然后让人自己去辨别是非真伪”,但“《真理报》并不总是能够这样做。我们往往不得不按我们主人的曲谱来演奏。”在勃列日涅夫将“发达社会主义”写进苏联宪法和苏共纲领之后,阿法纳西耶夫毫无办法:“这个提法开始出现在《真理报》上,这样做,我当然是昧着良心,因为我非常清楚,在苏联根本就没有什么‘发达社会主义’。但是我和我的报纸在上面的巨大压力下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发达社会主义’。”[21]可见,在政治权力的严密控制下,苏联媒体必然唯政治气候是从,不得不违背新闻的真实性原则。这种传播失灵是系统性的,它与苏联的政治体制,特别是与苏共的组织体制存在着紧密的关联。苏联共产党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关于民主集中制,列宁曾提出六条“基本组织原则”,其中第四条就是“党的一切出版物,必须绝对服从代表大会及其相应的中央或地方组织”。[22]这种整合媒体和党的组织的“民主集中制”使布尔什维克成为一个整体,在革命战争年代具有了强大的战斗力,成为战胜敌人的有效武器。但与此同时,这种严密的组织形式也成为一个信息过滤器,消弭了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带来了“故步自封”与“封闭决策”的危险。特别是在革命胜利后的和平年代,当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其所面对的主要任务由战争变成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随着社会管理的广度和深度的增加,需要占有大量的社会信息,旧有传媒管理体制必须变革,否则,无法避免传播失灵的出现。

  第二,苏联的文化审查消除了任何异质性的信源,加剧了传播失灵的出现。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要想传播不失灵,就需要多个信源的存在,信源越多,信息则越加丰富而多样,传播受到扭曲的概率就会降低。相反,如果消灭了信源的多样性和多元性,最后只剩下一个信源,那么信息必然枯竭,传播失灵也就发生了。苏联在思想文化领域对异己的声音严格控制,这就消灭了多元的信息来源,必然导致传播失灵的出现。苏联建立了严格的文化审查制度,出版物在出版印刷之前,书稿要送检查部门审查通过,出版发行之后,出版物还要经邮递、海关和国家安全部门一一检查。在苏联,这类检查机构的队伍十分庞大。仅以出版总局的机构为例,它的人员编制到1938年时,发展到15个处,这一年仅从事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的两个处,就达525个检察官之多。而到1940年,仅俄罗斯联邦的检察官就达将近5000人。[23]除对文献信息和新闻书报进行这种严厉监控、检查之外,苏联还不断发动思想批判运动大规模清理“异端”思想和人物。自苏联建国起,形形色色的“异己力量”就受到压制,私营媒体被收归国有,私有经济和私营业主先后被改造,反对党也先后被取缔,所有的社会组织被整合进政府机构或纳入政府管理。虽然苏联拥有数量众多的社会团体,既有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会、妇联等官方社会团体,也有各式各样的民间社会团体,但是它们都是国家机构的一部分。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反对党、社会组织与私营业主等都是与政府相异的信息源,一旦被消灭,整个社会的信息生产机制也就不可避免地会被扭曲。

  第三,苏联庞大的官僚组织蕴含了结构性的传播失灵。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并延伸至社会领域和精神领域。在理想化的计划经济模式中,决策中心应该具有完善的信息,具备处理成千上百万个信息的超强功能。如在经济领域,要使计划经济完美运行,它就需要准确了解各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的具体内容,需要准确了解每个劳动者对社会总产品的贡献,准确了解每个社会成员的效用函数的具体内容。同时,它也清楚地了解社会所拥有的各种人力、物力资源,清楚地了解利用这些资源的最佳方式。但实际上,这样的计划中心在现实中很难存在,除非它能满足这么几个条件:其一,汇集这些信息有通畅的传播渠道;其二,传递这些信息的人需要不具备欺骗计划中心,向其隐瞒和歪曲真实信息的动机;其三,计划中心需要有能力洞察所有这类欺骗行为,并实施相应的处罚;其四,计划中心需要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处理这些信息。[24](398)显然,这些条件在苏联的体制下都无法具备。这一体制在接受、处理信息及作出最优化决策方面能力相当有限。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体制出现传播失灵就成为必然。

  从苏联的政治组织结构看,苏联体制的特点是权力高度集中,社会呈一个金字塔形的结构,曾任《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的赫德里克·史密斯通过对苏联社会的广泛观察与接触得出结论说:苏联社会是宝塔形的,底层极大,中间较狭,越到上层越尖越小。这种金字塔形的等级结构直接影响了其信息传播的效率。从人的角度看,处在不同等级的官僚会按照自己的利益经常性的扭曲信息传播。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在《从苏联归来》一书中讲了一则他在苏联参观期间遇到的故事:他们坐汽车到巴顿的路上,看到了两旁有很多新植的树,他的旅伴们就赞美起来,并认为这些树几年之后将能遮阴路面。然而纪德却看出了破绽,他提醒他们说:“所有这些树当中没有一株不是死的。”他说:“无疑是在不合适的时期植下的;我的意思是说:在一个不利于树的生长的季节;我猜想是为着服从上头下来的一个命令,必须遵照实行而不许批评。这是要自然界来屈服的,不管是树,是人。”[25]从纪德讲的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不只苏联的媒体喜欢报喜不报忧,苏联各级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更是如此,这就使得信息在这种官僚体制内流通时不但出现技术性的遗漏,还出现有意识的扭曲、失真,并总是呈现“与上级偏好一致”的倾向。这就是苏联社会中非常容易观察到的“官僚主义”导致的传播失灵。而这种官僚病在苏联体制下几乎是难以克服的。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苏联的政府机构可以视为一个串并联结合的、多级的、金字塔形的信息传递通道,其中任何一级对其下面一级都是信息接收方,对其上面一级都是传递通道。任何一个部门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特定的信息传递通道,它与同级的其他部门组成并联通道,与其他上下级部门组成串联通道。由于每个级别实际接收的信息量都存在上限,因而每一个级别都不可能把接收到的信息如数上传,而是必须进行筛选和综合,在所接收的信息中按照上级的需要或者偏好传递上去。这样,金字塔的层级越多,筛选综合的次数也就越多,因此,在各级的错失率一定时,信息量在整个传递过程中的扭曲也就越大。[24](413-414)这就是苏联体制下传播失灵的原理所在。

  

  三、苏联体制传播失灵造成的社会后果

  

  苏联体制经常性的传播失灵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这直接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伏笔。这种社会后果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经常性的传播失灵导致了苏联媒体和政府的公信力被严重透支,为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培养了潜在的支持者。前文已交代过,由于受到严密的政治控制,苏联媒体上充满了假大空的说教、隐瞒甚至欺骗。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公众闭目塞听,事事蒙在鼓里,无法正确判断国内外形势,也无法真正行使国家主人的权利。他们不知道苏联坦克对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镇压,不知道苏军在阿富汗的惨重伤亡,不知道国内发生的民族反抗、厂矿罢工、农民闹事,甚至任何国家都难以避免的犯罪事件、天灾人祸都不许见报。”[19]的确,因为这种传播失灵,苏联的许多错误、黑暗、浪费、牺牲都不为人所知。前苏联外交部委员阿纳托利·阿达米申认为:前苏联就是一个“军国主义化”的社会,充满了“瞒”和“骗”还有自欺欺人。“有人知道苏维埃国家的基础腐烂的程度吗?尽管投入大量的资金,但是农业状况依然很糟;工业设施陈旧;基础设施坍塌;科学技术落后;生活必需品短缺;官僚机构臃肿,指挥不灵,冷漠消沉,可是从报告来看,生活像奥库扎瓦唱的样样美好。正是数量巨大的在编宣传工作者拿了钱来说服我们,要我们相信这一切都好。”[26]但谎言不可能永远骗得了人。久而久之,就导致了苏联人民对媒体的极端不信任。他们宁愿相信国外媒体和小道消息也不愿意相信官方媒体的“权威消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政策实行后,很多媒体的发行量都大量增长,西方媒体在苏联更是获得了可观的市场占有率,甚至连一些小报的造谣消息都有人相信,大行其道,这些现状都从反面说明了人们对于旧有的官方宣传的不信任到了何种程度。除了苏联的媒体,苏联的教育、苏联的社会科学研究及其他所有的宣传文化领域都回避现实问题,这导致了人们对这些领域的彻底失望。对于媒体,人们只有兴趣读国内报刊上的体育栏目或事件报道,对于国内政治、生活的报道没有多少兴趣。他们有兴趣的是听西方的广播,因为较之国内媒体,西方电台对新闻的报道更及时,节目组织得也更有趣。由于苏共的官方思想、理论及宣传远离实际,导致人民并不相信它。[27]这种禁锢使人民极端不信任政府。1987年7月20日,《消息报》就载文谴责了苏联过去的中小学历史教材,认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每一个字都充满了谎言”。可见,这种传播失灵也导致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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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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