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松:道德平等、分配正义与差异原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7 次 更新时间:2012-08-22 21: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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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松  

  

  

  

   自由主义重视平等。自由主义相信,人作为人,具有同样的尊严与价值,因而应得到政府平等的对待,并享有某些基本权利。这也许是美国独立革命及法国大革命以来,民主社会最根深柢固的信念。时至今日,平等的理念,已广泛实践于各个领域,例如每个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及公民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性别种族平等,以及工作上的机会平等等。只是在经济领域,贫富悬殊的问题,在很多国家却有愈趋严重之势。

   如果自由主义笃信道德上人人平等,怎么可以容忍如此钜大的贫富差异?一个重视平等的自由主义者,如果他要替资本主义的经济不平等辩护,便必须提出理由,指出贫富差异(在何种情况下及多大程度上)是道德上可以接受的,而不是仅仅承认这是对于人的自利动机,又或经济效率的一个不得已的妥协而已。

   当代美国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在其巨著《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中提出,只有在对社会中受益最少者(the least advantaged)最为有利的情况下,经济不平等分配才可以被接受。 任何以社会整体利益、私有产权、人的自利动机乃至经济效率等理由来为财富差异辩护的理由,均不成立。所谓受益最少者,是指那些由于秉赋能力较差,来自低下阶层或贫困家庭,又或由于在生活中运气较差,从而成为社会中收入最差,或社会阶级最低的人。 差异原则实则意味著:除非一个不平等分配能够同时改善受益最少者的生活境况,否则平等分配便更为可取。(75/ 66)罗尔斯相信,一个满足差异原则的社会,虽然仍然存在分配不平等的情况,但不平等的程度,会较今日西方福利社会还要低得多。罗尔斯称此为一个「民主式的平等」(democratic equality)的社会。

   但为什么一个正义的社会分配,必须要对受益最少者最有利的情况才可被容许?背后的道德考虑是什么?这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我将指出,差异原则的证成基础,主要是基于罗尔斯的一种相当激进的对道德平等的看法。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最大特色,是对平等的重视。他多番强调,他整个理论建基在一种对社会的特定理解之上,即视社会为公民之间的一个公平合作体系。而公平合作的必要条件,是合作成员之间必须彼此平等。人与人之间虽然有很多差异,但在作为道德人这一点上,每个人却是平等的,并因此享有相同的权利,去参与和决定社会合作的基本政治原则。

   罗尔斯的主要目的,便是希望建构出一组正义原则,藉此充分体现这种立足于平等的社会合作。而他提出的假然契约论,正是这样一种程序,希望透过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和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设计,确保立约者都处于平等的位置。正如他说:「原初状态中的各方人人平等,是合理的假设。也就是说,所有人在选择原则的过程中,享有同等权利……很明显,这些条件的目的,就是要体现作为道德主体之间的平等──体现作为具备价值和正义感能力的存在物之间的平等。」(19/17)。

   罗尔斯的思路或可如此理解:先有一种对理想的平等的道德人的界定,继而设计出体现这种道德人的原初状态,然后由此推导出他的正义原则。如他所言:「我们接受一套体现某种正义观的原则,同时也是接受一种有关人的理想(an ideal of the person);而在依原则行事时,我们其实是在实践这种理想。」 在另一处,罗尔斯说得更加清楚:「当我们清楚地在日常生活中按照正义原则行动时,我们便有意识地预设了加诸原初状态的各种限制。对那些既有能力,又有意愿如此行动的人来说,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正是表现他们作为自由平等的理性存有的本质(nature as free and equal beings)。」(253/222)因此,要了解差异原则的证成,我们必须先瞭解他对平等的道德人的看法。

   未进入讨论之前,先让我们对「平等」这概念有一基本认识。平等是一比较性的概念,并存在著一种三角关系(triadic relationship)。当A和B被视为平等时,即表示相对于某一特性P(property)而言,两者是等价的。例如当我们说两个人同样聪明,有同样高度,又或表现同样出色时,都隐含了这种关系。而当平等应用于规范性的正义问题时,则存在一种四角关系(quadratic relationship),即当A和B相对于某一规范性的特性P而彼此平等时,A和B应该受到某种平等的对待T (treatment),又或得到相同份量的奖罚。以联合国人权宣言第一条为例,它宣称由于所有人生而具有同样的理性和良知(P),因此人人平等, 从而应该享有相同的基本权利(T)。当然,这个定义仍然相当形式。我们必须先清楚P及T的实质内容,才能判断该规范原则是否合理。

   罗尔斯认为,道德平等的基础,是由于我们最低限度地拥有两种能力,因而被视为道德人(moral person),并由此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尊重。他说:

   道德人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是他们能够拥有(也被设想为拥有)一种关于他们人生观(conception of the good)(表现为一个理性的生活计划)的能力;第二是他们能够拥有(也被设想为获得)一种正义感的能力,即至少在最低程度上,能够在一般情况下有效地应用及依正义原则行事。我们用原初状态中对人的描述,勾勒出将被选择的正义原则所应用的对象……于是我们看到,这种道德人格的能力,是配享得平等正义的资格的充分条件(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being entitled to equal justice)。(505/442)

   具体点说,第一种能力,是指一种形成、修改及理性地追求不同人生观的能力。只有拥有这种能力,人才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的人生计划及世界观,并赋予一己生命意义和价值。第二种能力是指能够了解、应用并依正义原则行事的能力。这种能力令得我们可以作出自主的道德判断,并能自愿接受正义原则的规范。罗尔斯认为,作为一个经验事实,绝大部份人在一个正常环境下,成长到某一阶段,便自然地拥有这两种能力。再者,虽然发展这两种道德能力的程度,人人各有不同,但却不妨碍人们作为平等的道德人的资格,因为关键是人们具有作为道德人的潜能,而不是该潜能实现的程度。「一个拥有这种能力的人,无论其能力是否已经得到发展,都能得到正义原则的彻底保护。」(509/445-46)因此,虽然由于先天及后天因素的影响,人们存在各种差异,但就我们作为理性的道德主体,能够自主地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及服从道德律则的能力这点而言,我们是平等的。

   总结而言,这些道德能力界定了人作为道德人,并成为社会合作成员的身分的充分条件。虽然人拥有不同的身分,但真正界定人的本性(nature)的,不是他的人生观或阶级地位,也不是其他能力,而是他具有这两种道德能力。因此,在考虑正义原则时,我们只需从「人皆有道德能力」这一点看彼此的关系,视所有合作者具有同样价值,享有平等的道德地位。「唯一具决定性的偶然因素,是具有或不具有一种正义感的能力。」(511/447)

   因此,这两种道德能力构成平等尊重的基础,而平等尊重则成为规范社会及政治关系的基本前提。罗尔斯甚至认为,他的平等观具有自然权利理论的色彩,因为权利的基础,是建于人的自然特徵,而非社会习俗或法律规范之上,同时这些权利具有一种特殊的道德力量,令得其他价值通常不能凌驾其上。(506/443)德沃金(Dworkin)便指出,假然性契约在《正义论》并不扮演任何证成角色。真正重要的,是罗尔斯坚持每个个体必须得到政府的平等关注和尊重,坚持这是「一种不是由于出生、个人特徵、功绩或卓越而拥有的权利,而是仅仅由于作为能够订定计划和授予正义的个人而拥有的个人权利。」 罗尔斯对此完全同意。「人人平等体现于下述假定:在决定规范他们的社会的基本安排的原则时,他们每个人均有,也视自己具有被平等尊重及关注的权利(a right to equal respect and consideration)。」

   以上讨论显示,罗尔斯整个理论的出发点是道德平等。但什么样的正义原则才最能将平等尊重的内涵表现出来,却可以有极为不同的诠释。例如诺齐克(R. Nozick)便认为,真正体现平等精神的,是保障每个人有平等的权利,运用及支配自己的能力和财产,其他人不应进行任何干涉。因此,罗尔斯有必要对平等的理念,作出更多实质性的说明和规定,才能推导出他的差异原则。

  

  

  

   罗尔斯认为,基于平等尊重,个人自然秉赋(natural endowment)和社会阶级及家庭背景导致的不平等,不应该影响每个人在社会分配中的份额。他声称,从道德的观点看,这些差异都是任意偶然的结果,没有人应得(deserve)由这些差异所带来的不平等分配。只有在一个公平的条件下,得出的原则,才合符正义。因此,他称他的理论为「公平式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

   至于什么构成公平(fairness),则和平等尊重密不可分。例如在一场球赛中,我们不会说那些能力高表现优的人获胜是不公平的。但在考虑正义原则时,我们却要将自然能力的差异排除出去,正是因为从道德平等的观点看,能力的差异是不相干的。罗尔斯因此说:「所谓公平的条件是这样:原初状态中的立约各方均处于对等的位置。这其实模塑了我们深思熟虑的信念:即在有关基本正义的问题上,公民在所有相关方面都是平等的。」 罗尔斯因此说,一旦我们接受这种道德信念,差异原则便是最合理的选择。「如果我们打算寻找一种正义观,它能防止使用自然秉赋和社会环境这些偶然因素,来作为追求政治及经济利益的有利条件时,我们便得出这些原则。它们所体现的,是将社会世界中那些从道德的观点看,完全任意的(arbitrary from a moral point of view)方面排除出去的结果。」(15/14)原初状态中无知之幕的设计,主要的目的,便是体现这种信念。这是了解道德平等和差异原则两者关系的关键。

   但要了解罗尔斯的想法,我们得先弄清楚以下问题:为什么从道德的观点看,自然秉赋及社会背景优势,不是人们所应得的?「应得」(desert)的基础又是什么?差异原则要体现什么道德理想?这几个问题息息相关,因为既然罗尔斯认为自然秉赋的分配是不应得的,那他自然已先有一种对「应得」的正面看法,这种看法则构成了他所谓的「道德观点」(moral point of view),而差异原则正是要体现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在这一节及下一节,我将集中讨论这几个问题。

为了帮助我们了解差异原则的旨趣,罗尔斯特别讨论了三种不同的正义观,它们分别是「自然的自由体系」 (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自由主义式的平等观」(liberal equality)和他主张的「民主式的平等观」(democratic equality)。这三种观点的主要分歧,在于对自然秉赋及社会环境在分配正义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有不同看法。自然的自由体系认为,只要一个制度保障了形式的机会平等,即在法律上确保各种职位对所有人开放,每个人便可自由运用各自的天赋能力及社会优势,在市场竞争中争取最大的经济回报,政府不应再进行任何的财富再分配。罗尔斯认为这种体系不合理之处,是它一开始便容许自然天赋及家庭出身等偶然因素影响社会分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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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社会分配是存在着客观标准的! 丁礼庭 2012-09-07 16:24:16

  (接上文)
  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这种道德进化论显然正在形成,它的基本观点就是,我们的道德既非出自本能,也不是来自理性的创造,而是一种特殊的传统 ——……它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一种极其重要性的传统,它能够使我们超越自己的理性能力,适应各种问题和环境。我们的道德传统,就像我们的文化中许多其他方面一样,并不是我们理性的产物,而是与我们的理性同时发展的。”【1】“经济学历来研究的就是,一个大大超出我们视野或设计能力的甄别和选择的变异过程,如何产生出了一些人来交往的扩展秩序。亚当*斯密首先领悟到,我们碰巧找到了一些使人类的经济合作井然有序的方法,它处在我们的知识和理解的范围之外。他的‘看不见的手’,大概最好应当被说成是一种看不见的或难以全部掌握的模式。……在我们的经济活动中,我们既不了解我们所满足的那些需求,也不了解我们所获得的物品的来源。……这些事情之所以成为可能,不过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巨大的制度和传统构架——经济的、法律的和道德的——之中,我们通过服从某些并非由我们制定、……我们也并不理解的行为规则,使自己适应了这个构架。”【2】而目前为全世界实践所证明了的,已经获得经济繁荣,或者说在国民经济高速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二方面做的相对完善的发达国家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分配原则,就是耶克所说的:“一种看不见的或难以全部掌握的模式。”“并不是我们理性的产物,而是与我们的理性同时发展的。”“我们通过服从某些并非由我们制定、……我们也并不理解的行为规则,”所决定的“人来交往的扩展秩序” 和“制度和传统构架”!确切地说就是“在民主制度和福利制度辅助下的由‘市场机制’所决定的”社会分配原则!
  
  
  【1】: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第6页。
  【2】:“同上”第10-11页。
  
  (全文完)

社会分配是存在着客观标准的! 丁礼庭 2012-09-07 16:23:19

  (接上文)
  至于第二次分配的调节程度应该有多大,我们必须承认罗尔斯:“只有在对社会中受益最少者(the least advantaged)最为有利的情况下,经济不平等分配才可以被接受。”的原则是正确的。
  
  比如对富人征税来搞福利制度,最佳税率应该在什么水平呢?我认为税率应该增加到低收入群体边际利益为零为止。也就是说,在税收和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增加这对函数中,我们把纵坐标作为低收入群体的利益,把横坐标作为税率,随着税率的不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增加应该走出一个尖顶的“n”形的图型走势,恰当的税率就应该在这个尖顶的顶端。即税率应该增加到:“再增加税率就会损害低收入群体的利益”的最高点。在这个点上,也应该是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流动资金和土地各自合理地获得公平利益的均衡点。
  但是,在这里虽然有标准,但因为是“人为”的因素,所以必然会存在差错和失误,所以同样也不可能绝对正确,就好比目前发达国家客观存在的“超福利”、“过度福利”现象等!这就有待我们进一步来完善民主制度,尽可能地排除民主制度中很难避免的民粹倾向。而我个人认为这种进一步完善的突破口,似乎应该是在哈贝马斯“求真,求是,求诚”的前提下,通过既回避冲突、又不需要各自牺牲、不需要各自做出让步的理想言谈情境下进行的公开、公正、公平、理性、自由、自觉、自主的沟通,来寻求和发现一种共同认同的“真实”,并在这种“无妥协共识” 的基础上来建立一种诚实、理想的共识指导下有效的集体行动。(这里的“牺牲”、“让步”和“妥协”是指在强制和压力下的结果,也就是说,真正的“共识”应该在充分自由、自觉、自主的情况下实现。)
  那么既然“人为”的第二次分配不可避免地存在差错和失误,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必须存在呢?理由非常简单,就因为市场经济虽然是有效的、甚至是高效的,但不是万能的,市场经济是存在着“先天性缺陷”的。
  
  根据经济学家刘易斯曾经提出的劳动力价格“拐点”的理论,在大多数相对完整的市场体系中,在这个劳动力饱和的“拐点”到来以前,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刚性”,一旦“拐点”到来,就会因工资的上升,使资本外流追逐更廉价的劳动力。这就决定了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交易不可能是公平的,过剩劳动力的工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低于客观实际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果的,还因为劳动者面对“生存的迫协”,不可能拒绝这种不合理的低工资。这样的结果就是:第一,劳动力市场上的交易,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是真正地自由、自主、自愿和公平的;第二,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不可能自动、自然地通过市场固有的调节作用——通过过剩的劳动力的价格(工资)趋低来减少劳动力供给,重新实现供求平衡,使价格(工资)恢复到合理的区间,自动、自然地实现新的市场均衡。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原始的、自发的、纯粹的市场经济分配原则的结果很难避免贫富二极分化的结果,这也就是“人为”的第二次分配存在的理由和必要性。同样这也是为什么必须由民主的、民选的政府来主导二次分配的理由。
  
  (未完待续)

社会分配是存在着客观标准的! 丁礼庭 2012-09-07 16:21:19

  (接上文)
  在这里有二大环节,就是经济学中的二大分配环节。第一环节是社会分配原则应该以上述标准来评判个人的劳动贡献,拿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在作了部分必要的社会扣除后全部为劳动者个人所有。”只不过在马克思按劳分配原则中的这种分配的决定者和评判者只能是“掌握集权的某个‘人’”,而在我认为,或者如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评判者应该由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来决定!而分配的第二环节也就是应该在第一环节分配结果的基础上,再一次地以上述标准来做更有效的调节,由谁来做这第二次调节的“判官”?很简单,就因为分配的标准是“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那么,理所当然地应该由“每个人”和“一切人”来做判官,来决定。显而易见的就应该是由民选的“民主政府”来决定!而恰恰是这种民主的原则,和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划清了界限!
  这也就比较完美地解决了周保松先生文章中的难题:“个人的天赋、劳动能力、科学知识所创造的财富应该不应该为个人所得!”如果“个人的天赋、劳动能力、科学知识”所创造的财富不应该为个人所得,那么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违反了“人的本性和本能是理性自私”的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也就是违反了劳动激励的原则,可以说也就是变相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如果这种“个人的天赋、劳动能力、科学知识”所创造的财富完全由个人所得,明显的结果就是贫富二极分化,也就必然危害上述社会分配原则和社会发展的趋势和目标。所以进行第二次分配就不但是必须的,也是理所当然的!
  (未完待续)

社会分配是存在着客观标准的! 丁礼庭 2012-09-07 16:19:13

  在这里有二大环节,就是经济学中的二大分配环节。第一环节是社会分配原则应该以上述标准来评判个人的劳动贡献,拿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在作了部分必要的社会扣除后全部为劳动者个人所有。”只不过在马克思按劳分配原则中的这种分配的决定者和评判者只能是“掌握集权的某个‘人’”,而在我认为,或者如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评判者应该由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来决定!而分配的第二环节也就是应该在第一环节分配结果的基础上,再一次地以上述标准来做更有效的调节,由谁来做这第二次调节的“判官”?很简单,就因为分配的标准是“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那么,理所当然地应该由“每个人”和“一切人”来做判官,来决定。显而易见的就应该是由民选的“民主政府”来决定!而恰恰是这种民主的原则,和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划清了界限!
  这也就比较完美地解决了周保松先生文章中的难题:“个人的天赋、劳动能力、科学知识所创造的财富应该不应该为个人所得!”如果“个人的天赋、劳动能力、科学知识”所创造的财富不应该为个人所得,那么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违反了“人的本性和本能是理性自私”的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也就是违反了劳动激励的原则,可以说也就是变相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如果这种“个人的天赋、劳动能力、科学知识”所创造的财富完全由个人所得,明显的结果就是贫富二极分化,也就必然危害上述社会分配原则和社会发展的趋势和目标。所以进行第二次分配就不但是必须的,也是理所当然的!
  至于第二次分配的调节程度应该有多大,我们必须承认罗尔斯:“只有在对社会中受益最少者(the least advantaged)最为有利的情况下,经济不平等分配才可以被接受。”的原则是正确的。
  
  比如对富人征税来搞福利制度,最佳税率应该在什么水平呢?我认为税率应该增加到低收入群体边际利益为零为止。也就是说,在税收和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增加这对函数中,我们把纵坐标作为低收入群体的利益,把横坐标作为税率,随着税率的不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增加应该走出一个尖顶的“n”形的图型走势,恰当的税率就应该在这个尖顶的顶端。即税率应该增加到:“再增加税率就会损害低收入群体的利益”的最高点。在这个点上,也应该是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流动资金和土地各自合理地获得公平利益的均衡点。
  
  但是,在这里虽然有标准,但因为是“人为”的因素,所以必然会存在差错和失误,所以同样也不可能绝对正确,就好比目前发达国家客观存在的“超福利”、“过度福利”现象等!这就有待我们进一步来完善民主制度,尽可能地排除民主制度中很难避免的民粹倾向。而我个人认为这种进一步完善的突破口,似乎应该是在哈贝马斯“求真,求是,求诚”的前提下,通过既回避冲突、又不需要各自牺牲、不需要各自做出让步的理想言谈情境下进行的公开、公正、公平、理性、自由、自觉、自主的沟通,来寻求和发现一种共同认同的“真实”,并在这种“无妥协共识” 的基础上来建立一种诚实、理想的共识指导下有效的集体行动。(这里的“牺牲”、“让步”和“妥协”是指在强制和压力下的结果,也就是说,真正的“共识”应该在充分自由、自觉、自主的情况下实现。)
  
  (未完待续)

社会分配是存在着客观标准的! 丁礼庭 2012-09-07 16:17:46

  无论是罗尔斯的理论,还是周保松先生解读罗尔斯的理论,他们不能自圆其说的要害就是——没有树立,或者是无法论述社会分配的客观标准。没有一个能够论述清楚的标准,就不可能存在自圆其说的社会分配理论。而他们认为不可能存在这种标准的理由就是他们所说的:“社会不像社团(association),故没有宗旨或目标可言,因此无从界定「贡献」。”这不但是罗尔斯和周宝松先生,甚至也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理论的要害!
  
  其实社会发展客观上确实是存在着一定的宗旨和目标的,也就是人类社会发展是存在着客观的发展趋势的,这个发展趋势和目标既是社会分配的评判标准,也是人类的普世价值观——“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需求。”拿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也就是以“每个人”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来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和趋势。而对自由主义来说,理所当然地应该追求和争取“自由”,那么从本质上说,这种“自由”同样也应该是“每个人”和“一切人”的“自由”,如果哪位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追求的仅仅是社会精英的自由,那实在是对自由主义的亵渎和扭曲。
  
  如果我们承认“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需求。”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和目标,那么我们也就理所当然地应该以此来评判和界定人们的社会“贡献”,并以此作为社会分配的标准!这个标准,同样也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分配标准,或者说和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并不矛盾。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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