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玠:邓小平与我谈政治改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40 次 更新时间:2012-07-19 09: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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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玠  

  

  熊玠,男,1935年7月23日出生,河南省开封市人,祖籍江西省。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南伊利诺州立大学新闻系硕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美国纽约大学政治系终身教授。1949年随家前往台湾,1958年移居美国,1977年加入美国籍。后任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兼该校政治研究所主任,美国当代美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政治学会、国际问题研究协会、亚洲问题研究协会、国际法协会、中国问题研究协会会员。与美台上层关系颇深。与美国前总统卡特、里根有一定交往,与美国国会有密切关系,1979年曾参加起草《与台湾关系法》。

  

  中国经贸聚焦(以下简称CBF):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出现了瓶颈;所谓的改革派要求深化改革,包括政治改革。考虑到中国特殊的国情,您认为什么样的政治改革在中国更可行?

  熊玠:邓小平曾和我交流过六个小时,他跟我倾诉,中国的改革要经过三个阶段(经过三代领导人):第一个阶段,经济改革(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二,教育文化改革(在江泽民的领导下,1995年后,孔子和儒家学说重新回归)。第三,政治改革(胡锦涛的领导下,因此胡温在2005-2006年计划引入政治民主)。但胡温的政治改革中途搁浅,主要是因为2007-2008年间中国民族主义的回潮,当时奥运火炬传递不断遭到拦截。换句话说,由藏独和一些西方敌对势力导演的拦截闹剧,再一次提醒了中国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曾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一个半世纪的凌辱和痛苦记忆。

  我认为,这次事件的终极教训就是,政治改革必须生发于中国内部,而不是国外的压力或政治宣传。l989天安门动乱期间,我就在北京。我跟广场上的学生交谈,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戴着耳机听美国之音对“民主”和“自由”的宣传,其他地方的学生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听美国之音广播)。

  如果韩国和台湾可以作为参考,政治改革甚至民主化只有在经济发展(包括硬件和软件)比较成熟的阶段才会发生。这里的软件是指人的素质和思想的成熟,他们需要意识到权利和义务是彼此相对的,遵守法律是保障民主的最好方式。当然,中国要成为法治国家,必须从严格执行法治开始。

  CBF:在中国,实行村民选举的农村往往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但在经济增长方面,却要落后于没有实行民主选举的农村。如此看来,威权政体在促进经济增长上有一定的优势,您赞同这一观点吗?

  熊玠:这个争论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当时许多西方的殖民地,刚刚获得独立,开始行使自决的权利。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学者和援助官员都声称,没有政治发展就没有经济的发展。当时,只有我谨慎地提出了两点忠告:(1)“民主发展理论”是否成立仍有待实践观察。(2)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孰先孰后未有定论。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我们可以为这两个问题作出更明确的解答。通过东亚四小龙,我们看到,韩国和台湾都是在“软性威权”政体下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奇迹(韩国是朴正熙政府,台湾是蒋经国政府)。香港经济也同步起飞,尽管当时它还处于殖民统治下,更谈不上什么民主。此外,批评家时常会提醒我们,新加坡的民主尚未到来,但这并没有影响它在一党统治下成长为经济强国。

  事实上,即使日本——美国制定的战后宪法对其民主化,也是在自由民主党(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情况下,迅速崛起为“经济超级大国”。而最近日本经济遭遇“迷失的二十年”,也正好是自民党在日本政坛失势的时期。

  印度裔美国人阿舒托什·瓦尔什尼(Ashutosh Varshney),在2000年进行了一项“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民主”调查,覆盖三大洲,结果发现,这些国家都“未能消除贫困”。(A. Varshney 著《为什么可怜的民主不能消除贫困》亚洲调查报告(2000),第40卷,第5册,718-736页)

  换句话说,这些成立不久的后殖民国家,早期都实现了民主化(即,政治发展),但它们的经济表现却令人失望。瓦尔什尼还例举了未能摆脱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印度、斯里兰卡、菲律宾、博茨瓦纳、牙买加、特立尼达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同上,第719页)

  据1993年世界银行的研究,经济表现最好的八个亚洲经济体 (HPAEs) ,都不是通过政治发展(民主)来实现惊人的经济发展的。除了东亚四小龙,这八大经济体还包括日本、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虽然早在1993年,中国当时还没有被包括在内,但也因为其发展潜力和增速引来关注)。在另一个研究——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世界银行对“东亚成功的原因”表现出谨慎的态度。在提到“迅速增长的人力资本”(比如受过教育的劳动力)、高储蓄率以及“快速增长的国内投资”之后,该研究把“健全的公共政策”视作“实现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该研究还总结,多种形式的政府干预也是HPAEs发展的重要手段,政府干预可能会包括为选定行业提供针对性信贷和补助,保持较低的存款利率和维持借款利率的上限,从而增加利润和未分配利润,等等。

  我想补充一点,中国政府的干预与HPAEs有所不同。对此,我在最近出版的新书《中国的第二次崛起》(新加坡:世界科学,2012年)中的第七章有详细的阐述,中国国家意志非常强大,这样有利于避免不必要的偏差,中央命令可以贯穿各级,执行力很强。这就是中国在宏观经济治理上出类拔萃的地方。它不可能在其他地方复制,HPAEs在这方面也望尘莫及。正因为如此,中国的不可复制的成功与其党国体制是密不可分的,任何西方式的民主都与其无关。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称中国的制度为奇特的“垂直民主”,反映其从中心-边缘平衡的权力结构。无论你是否同意奈斯比特,关键是民主的实现方式不止一种。

  CBF:全国范围内的竞争性选举在中国可行吗?

  熊玠:这是可行的,但我要提出两个建议。

  首先,它必须是逐步开展的。中国已经在村一级实行选举。这可以推到下一个更高的层次,分阶段进行,直到实现国家级别(或中央)的选举。

  第二,中国的民主选举,必须由中央政府设计和推出,自上而下,以免它退化成一个法国式的革命。这听起来可能与我的第一点建议自相矛盾。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中央政府必须抓住时机,发挥主动性,确保选举能自下而上逐步有序的推进。正如已故的邓小平说的,民主必须从党内开始。各级党组织本身已经开始实现代表选举。如果这种模式在政府行政部门得到复制,选出的代表机构将作为监督同级政府的立法机关。最高领导层实行的任期限制(不超过两个五年任期)也可以扩大到行政部门。

  CBF:西方政治学者认为民主会产生经济繁荣而集权政体则造成经济灾难,然而,中国似乎摆脱了这种理论,您对此有何见解?

  熊玠:我想就中国模式的优点提出两点。首先,中国模式将市场(“看不见的手”)和国家(“看得见的手”)相结合,它声称将市场应用于社会主义政体。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把它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但是,“国家资本主义”没能表达中国模式的优点,如职业道德、忍受困苦的中国劳动力、党的执行力等。

  第二,以中国模式为鉴,美国人会看到自己政府的失败无能,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为拯救通用汽车,美洲银行等,绝望的政府采取了空前的纾困措施,以至于托马斯·弗里德曼(《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宣称,美国和中国是“两个国家,一个制度”。换句话说,在自由派经济学家眼里,2008年的金融海啸证明了中国经济中的政府干预模式的合法性,他们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制度下政府监管的缺失。

  CBF:我们知道,腐败在中国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难题,但是,我们仍成功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相比之下,非洲国家的经济似乎因为腐败问题而一蹶不振,您如何解释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呢?

  熊玠:腐败是许多国家面临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又无处不在,但很少会导致政权崩溃。例如,尽管菲律宾麦格赛赛和马科斯政府极其腐败,但菲政府仍能够镇压菲律宾抗日人民军和新军起义。

  比较中国和非洲的腐败,两者是有区别的。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如拉丁美洲的腐败是外援导致的。在这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领导人受国外援助资金的诱惑,中饱私囊。因此,他们的腐败导致了经济停滞。但是,中国的官员腐败是不同的,因为它滋生的土壤是经济发展创造的新财富。所以,中国的腐败,不会造成经济停滞。它可能会减缓经济的发展。但是腐败的危害不容小觑,除了违反法律,腐败还可能导致社会道德沦丧,加上社会不满情绪和人民对权威的鄙视,最终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

  对付腐败的“解药”仍然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中。“有志者事竟成”,鉴于党贯彻国家意志的能力,如果党有这样的意愿,就一定能铲除腐败。然而对于非洲和其他国家的腐败问题,我不那么乐观。

  

  本站独家专访 记者:飞鸟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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