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欢:第二波经济危机已经来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6 次 更新时间:2012-07-16 01:2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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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欢  

  

  20世纪80年代初,温州发生了“八大王事件”,经历反复博弈,改革坚冰开始消融。温州模式在襁褓中便要经受磨难,但那时的温州人勇敢地提着脑袋赚钱,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硬是闯出了一片天。后来,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取向,让他们的模式得以逐渐合法化,所有的指导思想源于“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温州人上辈人值得诉说的一段历史,他们确曾助推了一个新的经济时代的到来,并在20世纪末将“苏南模式”比了下去。

  可是现在,温州病了,而且看起来病得不轻,因为相对其它地方,他们遭遇了金融的困境。于是,我们就想为他们找原因,找对策。原因无非有几个方面:国际大环境、国内经济环境以及温州本身的问题。各种分析都是有道理的,全球经济恶化、国内银根紧缩、温州人贪婪了……目前,温州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所以有关于它的话题仍会继续,但是现在我们需要回过头来好好观察一下温州的问题,看看这个问题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总会说,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是呢,不这么做,立马又会转向根本问题,那无异于说,一个老太太发烧了,咱们不管发烧,而是告诉她,根本问题在于你年龄大了,免疫力严重下降了。那有返老还童的药方么?如此,我们的观察就会带来更严重的焦虑情绪。所以,本文标题首先提出疑问:为何受伤的是温州?意思是想提醒读者,有没有思考过温州问题的源头,即为何是温州先出问题?这才是关系到我们社会未来的话题,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我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包括温州本身何去何从。这便是医学中告诉我们的经验:倘若我们假设这个国家是一个完整的身体,那么一个小部位发生了疼痛,病变了,透露出这个机体出现什么问题呢?是温州发生了癌变,还是只生了个疮?这两个病变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前者主要是温州本身的问题,而后者可能是整个机体出现了大问题,只是暂时隐而未现。

  所以,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者有责任为这个社会机体把把脉,像医生那样,从这一外在的病症判断这个机体是否健康。温州一直是市场化改革的排头兵,与深圳不一样,这里没有享受过太多“特区”政策的优惠,也就是说它更多的是自发的基于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市场社会。还记得非典时的一个现象么?即那时体质比较差,平时易感冒的人,当其感染非典病毒时,更容易及早被发现,而越是身体健壮的,一旦染上非典病毒,其潜伏期较长,当病症严重的时候才会显现出来,反而为救治增加了难度。

  这里便有一个类似的问题,我们再看一次经济危机的其中一条路线图:从美国的金融危机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到中东和北非的社会危机。这场危机是从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方萌芽,然后在市场社会中不断蔓延,而且蔓延的先后顺序以及程度与市场化程度成正相关,即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越先出现问题。所以,温州相对国内其它地区,市场化水平是高的,但是相较于欧美还是低一些,主要体现在与市场体系相关联的法治体系和市场伦理体系不健全。不是说市场经济水平高的地区免疫力弱,而是体现其高度的敏感性。市场经济之所有优于其它经济形态,正在于其能够显现超越人智慧之上的灵敏性,如果人的智慧能够克服自身的这个弱点,计划经济才是可能的。所以,从宏观层面看,温州债务问题告诉我们的是:第二波经济危机的浪潮已经浸染到我们的土地上了。

  那么,这些潜在的危机潜伏在哪呢?这就需要我们从微观的领域寻找。中国落后的金融体制,掩盖了很多潜在的风险,所以我们能看到的是银行总在跟企业以及地方政府进行博弈。温州债务危机肇始于中小企业经营艰难,而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使得高利贷盛行。这个问题几年前就被提出了,但没有被得到应有的重视,中小企业的利润率远低于高利贷利率,也逐渐低于银行贷款利率,所以中国的很多制造业领域一直处于通货紧缩的境地,这种境遇自本世纪开始就未曾改观甚至持续恶化。但是我们对宏观经济的判断总是相反的,于是中小企业率先支撑不住了,温州和东莞是中小企业集中地区,问题也就集中爆发了。

  现在去救中小企业,就是一种短期政策,主要不是为了救活,而是稳定就业,期待经济大环境好转的那一天。但问题是,在现有利率不变的情况下,这些制造业还是通货紧缩的,因此这是一个黑洞。笔者在经济危机还在美国本土的时候,就提出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策略方向,那就是我们要重新审视区域经济中最需要的是什么?东部发达地区最需要的是发展机会的公平性,如果这个问题处理好了,就不会有温州问题了;中部地区需要的是发展机会的多样性;西部地区需要的是发展机会的内生性。指望中央政府救助地方经济危机,那很快我们就会看到中央缺钱了,陷入财政危机的泥潭,于是导致中央政府权威迅速丧失,等待我们的将是社会危机。

  道理很简单,我们看,从美国到西欧再到地中海,政府救助经济的成本越来越高,说明社会自我疗伤的能力与市场化水平成正相关。假使温州依靠传说的数百亿元能度过危机的话,那么请问,比温州市场化水平稍低的某个地级市,需要多少资金救助呢?这样一种推理,将会佐证笔者以前的主张,即中国度过经济危机的希望在地方政府,只有他们都具有了应对危机的能力,才不会拖垮中央政府,否则我们将会看到先是企业陆续倒下,接下来是银行,然后是中央财政……因此,中央政府当务之急是要摸清中国制造业的实际生产状况,资金链状况以及是否真正盈利,如果不盈利,那就是在制造黑洞。我们需要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判断我们的宏观经济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

  如果我们将温州债务危机看成是一个特例,那我们可能失去识别它背后隐含的危机密码的机会,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迟钝和愚蠢而遭受更严重的惩罚。

  

   2011-10-30

  

  本文发表在《理财一周报》2011年11月4日,A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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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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