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坚卫:共同犯罪案件死刑适用标准探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8 次 更新时间:2012-06-29 09:5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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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坚卫  

  

  【摘要】应当在兼顾报应与功利,并且由报应限制功利的框架下,确定共同犯罪案件死刑适用的总量标准。在最主要的主犯因有重大立功表现而被从轻处罚,没有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情况下,可以对其他主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不能因此而对本来只需判处死缓的次要主犯提升刑罚,改判死刑立即执行。在一人犯数罪的情况下,较轻的罪行因体现出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可以影响到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死刑适用。

  【关键词】共同犯罪;死刑适用标准;数罪

  

  关于死刑适用,还有一系列实体和程序问题需要解决,其中共同犯罪案件死刑适用标准的确定属于难点之一。虽然一些司法解释对这一问题有零散的规定,但尚欠系统,也不具有普遍适用的属性。而共同犯罪案件死刑适用标准的确立,对于贯彻少杀、慎杀政策,维护犯罪人的合法权益,推动死刑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尽快完成。

  

  一、共同犯罪案件死刑适用总量标准

  

  司法实践中,屡屡出现一起共同犯罪判处多人死刑的裁判结果。其中,有的案件被害人只有一人,或者只致一人死亡,却判处三名甚至更多名被告人死刑。例如,河南省原副省长吕德彬买凶杀妻案,致1人死亡,雇主吕德彬、尚玉和以及受雇者张松雪与徐小同四人均被判处死刑[1]。辽宁省商人袁宝璟雇凶杀人案,致1人死亡,且被害人存在过错,袁宝璟等三人判处死刑,另一人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最极端的例子恐怕要数发生于江西南昌的杀害南昌市东湖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潘堃的案件。在该案中,有多达6名犯罪分子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中有2人根本没有参与杀害潘堃的犯罪,而只是参加过该团伙过去实施的并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的抢劫犯罪[3]。致死1人而判处两名被告人死刑的案件就更多。如此大量地适用死刑,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来看,这些判决结果不无可疑和不当之处,但是,我们很难说它们违反了刑法关于罪刑规定的哪一个具体条文。由此引出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共同犯罪案件中,如何合理、有效地控制死刑适用的总量。具体而言,我们能否作出刚性规定,明确当暴力犯罪致1人死亡时,最多只能判处几人死刑?进而言之,致死人数与判处死刑的人数应当保持何种对应关系?

  这个问题涉及刑罚根据及刑罚限度这类刑罚哲学问题,似乎有些抽象和难以回答,但是,如果要想使死刑适用保持在理性的限度内,这一问题就不能回避。

  如果我们以重刑威慑论为指导,就会认为对抢劫杀人、雇凶杀人等恶性暴力犯罪,即便在仅致死1人的情况下,也可以判处多个罪犯死刑,这是震慑罪犯、保卫社会的需要,并无不当。这可以说是上述多起仅致1人死亡,却判处多人死刑立即执行的裁判得以生效的理论基础。重刑威慑论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格外青睐的一种理论。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商鞅、韩非等古人曾经鼓吹和论证过这种理论。[4]而严刑峻法也确实能够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眼前的秩序发挥立竿见影的作用。时至今日,一些深受中国传统刑罚观影响的法官和领导,仍然对重刑威慑思想情有独钟。在重刑威慑思想的指导下,对抢劫杀人、雇凶杀人这类极其严重的暴力犯罪判处多个人死刑,就是顺理成章的选择。

  问题是,重刑威慑这种功利主义刑罚理论存在明显的不合理性:首先,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严刑苛罚,无法做到罪刑均衡,难有公正性可言。“功利主义者易于高估犯罪之损害,因而引入严刑来抵消它。”[5]其次,刑罚威慑效果的大小难以正确衡量,以其作为刑罚的根据,势必导致刑罚的盲目性与随意性。最后,重刑威慑论为遏制犯罪而不惜刑罚成本的投入,有违效益原则。因此,重刑威慑论作为一种野蛮、落后的刑罚理论,不但被报应论者所唾弃,而且为新的一般预防论者所取代。[6]如果我们想要追赶人类法治文明的脚步,就不能再用重刑威慑论来指导共同犯罪中的死刑适用活动。而且,重刑威慑论者往往同时又是过度报复论者,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隐藏着从目睹他人受痛苦中得到快乐的情绪[7]。这显然是一种不健康的心态。即便是原始的等量报应论,也不是永恒正义的,它虽然朴素,却带有野蛮、残忍的气息,它容易毒害人的灵魂,在不知不觉中让人变得狭隘,缺乏宽容心。这种心态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不符,需要不断调整并最终扬弃。总量不受限制的报复则连原始的公正性都丧失,因而更不能允许。[8]因此,对仅致死1人的共同犯罪判处多个死刑,在理论上已经找不到合理和正当的根据。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而没有理论指导的刑法实践则不但盲目,而且危险。[9]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对共同犯罪过量适用死刑的活动,即便满足了一时之需,也乏善可陈,它除了满足一些人短促的报复欲望以及发挥有限的恐吓效果外,在刑罚活动史上恐怕只能留下一丝过于血腥的痕迹。这显然不是社会主义刑事法治所追求的结果。

  基于上述分析并结合我国刑事法治发展现状和国民观念,笔者认为,从刑罚正义的要求出发,在受害人仅1人的情况下,对抢劫杀人、雇凶杀人等暴力共同犯罪,最多只能判处一个罪犯死刑立即执行;进而言之,在暴力共同犯罪中,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人的总数,不得超过死亡、重伤的被害人的总量。“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10]因此,正义是现代刑罚不能舍弃的价值。而报应刑论相对于功利刑论而言,更好地实现了刑罚与正义的结合,应当得到尊重。报应刑坚持刑罚的该当性,要求刑罚只作为犯罪的结果而施加,并且刑罚的轻重与犯罪的轻重相对应。[11]它所蕴含的“恶有恶报”、“罪刑相当”的理念,体现了最直观、最朴素的正义观。因此,“如果刑罚的公正性应该得到尊重,立足于因果报应的罪刑关系来考察刑罚之所以应该存在的根据,便合理而正当。”[12]尽管报应刑论者经常受到指责,他们的理论“被称之为复仇的一种文雅的名字;是报复性的、不人道的、野蛮的与不道德的”,[13]但是,我们要维护刑罚的正义性,就不能离开报应主义的规制。具体到抢劫杀人、雇凶杀人等案件的死刑适用上,基于报应主义的要求,对这种极其严重的犯罪,刑罚的极限应当是受害人死亡人数与被判处死刑的犯罪人人数对等。但是,考虑到我国刑法对以残忍手段致人重伤的犯罪人也可以判处死刑以及共同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对某些致人重伤且情节恶劣的共同犯罪人也可以适用死刑,因此,可以把共同犯罪的刑罚极限扩张到与死亡及重伤的受害人总数对等。我们应当认识到,抢劫杀人、雇凶杀人等严重暴力犯罪尽管体现出犯罪人极为严重的主观恶性,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客观危害,但是,它毕竟是一种故意杀人犯罪,即使退到最原始的同态复仇的立场,对于杀害一人的犯罪,也只能判处一人死刑立即执行,更何况人类发展到今天,早已远离原始社会,在处理杀人犯罪时,岂能比原始社会更加蛮横,动辄判处两个、三个甚至更多人死刑立即执行?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主张吸收报应刑的基本内核,同时并不排斥功利主义刑罚观的合理成分。预防犯罪毕竟是刑罚的主要目的,同样是不能忽视的。我们所主张的是,为预防犯罪而投入的刑罚量不能随意扩大,而应当受到限制,否则刑罚就会丧失公正性,成为非正当、非理性的滥用之刑。因此,为惩治共同犯罪所需要投入的死刑总量,应当兼顾报应与预防两方面的需要。基于功利主义的要求,对犯罪人的刑罚之苦应当超越犯罪所得以及犯罪所造成的危害,具体而言,对于共同抢劫杀人或者雇凶杀人犯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的人数,通常应当超过被杀死或者重伤的人数;但是,当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所需要的刑罚量较少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的人数,可以少于被杀死的人数。基于体现基本公平正义的等量报应主义的要求,对于共同抢劫杀人或者雇凶杀人犯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的人数,不能超过被杀死或者重伤的人数。两相结合,通常情况下,对于共同抢劫杀人或者雇凶杀人等严重暴力犯罪在适用死刑时,判处死刑的数量如果与被杀害及重伤的人数相等,是正当的;但是,如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人数超过被杀死或者重伤的人数,则成为过分之刑,丧失了正当性。

  

  二、主要主犯从轻情况下次要主犯的死刑适用问题

  

  有一起这样的抢劫杀人案件:2008年12月29日晚上8时许,犯罪嫌疑人侯某国、肖某、侯某波驾驶抢来的出租车来到井冈山市龙市镇,将车停在市人民银行宿舍隔壁的水电局宿舍院内后,各自持鸟铳分别隐藏于人民银行宿舍院内的小树林中,等待收工后按惯例携金银首饰回人民银行宿舍院内存放的“祥瑞金行”老板周某、任某夫妇,准备抢劫。之前,三人进行了分工,即由侯某国开第一枪,肖某、侯某波要听到侯某国的枪响后,才可以行动,每个人都要开枪。不久,周某、任某二人开车携装有黄金、首饰、现金的塑料箱至院内,任某下车后径直走向楼梯口,准备上楼,周某则携塑料箱在后,准备锁车门。侯某国见状冲出来,向周某开了一枪,未中。肖某、侯某波听到枪响后也冲出来,肖某朝周某开了一枪,击中周某左侧背部,侯某波则朝转身返回的任某开了一枪,击中任某腹部。侯某国、肖某接着用鸟铳分别朝周某和中枪后仍冲过来的任某砸了数下,二人均被打到在地。侯某波则从周某处抢得装有金银饰品的箱子跑向停在院外的千里马出租车,侯某国、肖某紧随其后,准备上车逃离。当侯某国跑到大院门口时,撞上散步回来的被害人吴某、陈某,侯某国又用鸟铳砸伤二人。随后三人驾车逃离现场。被害人周某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任某遭枪击致胃穿孔、肝破裂,为重伤甲级。被抢金饰品共计价值398639元。本案由江西省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0月27日作出一审判决,对第一被告人侯某国判处死缓,对第二被告人肖某和第三被告人侯某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审判决宣告后,三名被告人均不服并提起上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2月25日对本案作出二审判决,维持了对三名被告人的一审判决(本案另两名被告人在二审中被改判,因此,二审结果采用的是判决而不是裁定),并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生效执行。

  本案中,第一被告人侯某国作为组织、策划者和积极实行者,是最主要的主犯;肖某作为最严重结果的直接制造者,最主要的实行犯,也是最主要的主犯;侯某波作为重伤害的实施者,是相对次要的实行犯,因而属于次主要的主犯。正常情况下,对侯某国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由于他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中另一主犯肖某,有重大立功表现,被法院从轻处罚,判处了死缓。第二、第三被告人肖某和侯某波则被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本案的判决结果促使我们思考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对本案第一被告人侯某国从轻处罚,判处死缓是否适当?第二,对本案第三被告人侯某波是否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第三,在主要的主犯因有重大立功表现而被从轻处罚,没有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情况下,能否对本来只需判处死缓的次要主犯改判死刑立即执行?下面略加分析。

  笔者认为,对本案第一被告人侯某国从轻处罚,判处死缓是有法律根据的。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2月8日发布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33条规定,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对于主犯或首要分子检举、揭发其他犯罪案件中罪行同样严重的犯罪分子,或者协助抓获的是同案中的其他主犯、首要分子的,原则上应予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侯某国的重大立功表现为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中的主犯肖某,属于《意见》第33条原则上应予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形,因此,法院对其判处死缓是适当的。

  但是,对本案第三被告人侯某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则明显有违法理和法律规定。根据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侯某波是在侯某国的安排下实施具体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危害结果是将被害人任某打成重伤。总体来看,侯某波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要小于起组织、指挥作用并积极实行犯罪的第一被告人侯某国,也要小于将被害人周某打死的第二被告人肖某,因此,即便把这三个人都认定为本案的主犯,也存在主次之分,侯某波应当属于此主要的主犯。《意见》第31条明确规定,对于一般共同犯罪案件,有多名主犯的,应在主犯中进一步区分出罪行最为严重者。对于多名被告人共同致死一名被害人的案件,要进一步分清各被告人的作用,准确确定各被告人的罪责,以做到区别对待;不能以分不清主次为由,简单地一律判处重刑。从本案的判决结果来看,显然没有遵循《意见》的上述要求。同时,根据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基于报应主义的要求,对于共同抢劫致1人死亡1人重伤的本案,最多只能判处2人死刑立即执行。因此,对于本案的三名被告人,只能对其中罪行最为严重的第一、第二被告人侯某国和肖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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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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